伽蓝沉吟稍许，目光转向了临清义军首领王安。
王安出自普通官宦之家，寒门贵族，地方豪强，因为仕途无望，转而寻求财富，与苏邕属于同一类人，但苏邕固守本份，而王安则揭竿而起，与命运做一场豪赌。性格决定命运，从王安威猛粗犷的相貌就能看出其豪爽刚直、嫉恶如仇的个性，或许正因为这种个性，他才敢于自告奋勇随曹旦共赴禁军龙卫营。
“俺受诸位兄长之托，向将军做一个承诺。”王安抱拳为礼，恭敬说道，“河北各路豪帅，唯将军马首是瞻。”
伽蓝神情冷峻，不置可否。
王安这个承诺根本兑现不了。河北各路义军各有利益，各自为战，至今连个名义上的统帅、总管都没有，就是一盘散沙，如何唯伽蓝马首是瞻？近段时间西北人与河北义军频繁接触和交锋，已经把河北义军的要害摸得一清二楚，若想利用这支军队，只有利益。
“杨玄感曾给予你们何等承诺？”伽蓝问道。
王安惊讶地看了伽蓝一眼，犹豫了片刻，然后呵呵一笑，“画饼充饥而已，相比起来，将军的承诺最为可靠。”
伽蓝微微皱眉，没有说话。
“听说灵泉一战，太行人缴获甚多，实力大增。”王安脸色一黯，叹息道，“俺们却在齐郡损失惨重，以俺们今日之力，恐怕难以帮助将军攻克黎阳。”
这是提条件了，攻坚战让太行义军打，他们在一边摇旗呐喊，但分配战利品的时候，则必须考虑他们在齐郡的损失。不论是豆子岗义军还是平原义军，包括清河义军，之所以损失惨重，都是拜伽蓝和西北人“所赐”，所以伽蓝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补偿。
伽蓝冷色更甚，问道，“如果杨玄感赐给你们黎阳仓，你们作何选择？”
王安毫不犹豫，当即发誓，绝不背信弃义。
“将军以三百骑之力便把俺们杀得落花流水，可以想像，假若俺们投了杨玄感，拿甚去对抗强大的卫府军？”
“杨玄感或许能赢得天下。”
王安有些忐忑，不知道伽蓝“循循善诱”目的何在，但此时此刻，他坚信一点，只要自己在言辞上稍有犹豫，极有可能丢了性命。西北人就是一群穷凶极恶的狼，现在这群狼冲到了风暴的中心，就算全军覆没，也必定会把对手咬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河北义军最大的担心就是上了关陇人的当，中了关陇人的诡计，给关陇人一口吞了。关陇贵族和河北贵族毕竟是两个针锋相对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利益集团，无论具体形势如何复杂，但基本原则、立场和利益不会改变。谁敢说黎阳就不是关陇人设下的、把河北义军一网打尽、给予山东贵族集团以致命一击的陷阱？
所以河北义军的原则是，形势不明朗不打，无利可图不打，没有绝对把握不打。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的目的就是一个，抢了就跑，就算自己是猎物，也是那只逃得最快的猎物。
“杨玄感若能赢得天下，将军为何万里迢迢从西土而来？”王安反问道，“难道将军志在逐鹿中原，争霸天下？”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西北人不得不收起了自己的骄狂，重新审视这位看上去如同山野草莽的临清贼帅。燕赵之地，果多奇士，此子看似粗犷，却是胆略非凡。
伽蓝脸色减缓，慢慢露出一丝笑意，凌厉目光中更有一抹欣赏之色。接着手指伸出，重重戳在了地图上的内黄城和城池附近的白沟渠道，“包围此地，威逼黎阳。”
“尽起大军？”王安望着地图，急切问道。
伽蓝摇手，“你之一军足矣，余者藏匿博望山，伺机而动。”
王安却是看懂了伽蓝之策，当即进言道，“将军若想迫使王仲伯撤离羑里城，半渡而击之，俺这一军远远不足。”
伽蓝面沉如水，知道王安想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但又怕太行义军仗势欺人，所以想拉更多的义军进入战场。
伽蓝冷笑，“僧多肉少，残羹冷炙聊胜于无，若无意取之，请自便。”
王安再不多言，具体商谈了一些细节后，匆忙离去。
曹旦的队伍也到了，藏匿在饥民大军里，正在连夜赶赴羑河北岸。遵照伽蓝的命令，曹旦与刘黑闼合兵一处，直杀汤阴城南，切断汤阴城南渡白沟之路。杨公卿所领的太行义军则向汲郡首府卫城方向移动，以牵制黎阳守军，帮助豆子岗、平原和清河三路义军围歼王仲伯。
傅端毅踌躇再三，还是把伽蓝的攻击计策暗中告诉了魏征。
“上当了。”魏征愤然说道，“河北人乘乱攻打黎阳，洗劫黎阳仓，等于自寻死路。伽蓝阴狠而狡诈，连施毒计，先是借刀杀人，接着卸磨杀驴。杨玄感若败，接下来遭到清洗的必是河北人。”
“未雨绸缪，早拟对策。”傅端毅提醒道。
“河北人岂肯放过洗劫黎阳仓壮大自身实力的机会？”魏征摇头叹道，“一边竭力养肥自己，一边养肥了再杀，彼此心知肚明，但形势使然，奈何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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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八章箭在弦上？
第一百六十八章箭在弦上？——
第一百六十八章箭在弦上？
李密疾驰黎阳。
在杨玄感的大帐里，李密不但见到了汲郡郡丞赵怀义、关陇大儒胡师耽、山东大儒孔颖达和杨玄挺、杨玄纵、杨积善等杨氏兄弟，还非常吃惊地看到了建昌公、左候卫将军李子雄，朝散大夫、著作佐郎王胄和建节尉、秘书学士虞绰，尤其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山东道家领袖、白马山的薛颐法师竟然也在其中。
建昌公、左候卫将军李子雄此刻应该在东莱，正随同水军统帅来护儿准备渡海东进，攻打高句丽。朝散大夫、著作佐郎王胄和建节尉、秘书学士虞绰，此刻应该在辽东，正陪侍于皇帝身边随军东征。
依预定谋划，李子雄要在东莱举旗，诛杀水军正副统帅来护儿和周法尚，然后率军攻击东都，而王胄和虞绰要配合兵部侍郎斛斯政、左翊卫将军赵元淑，拿下临朔宫和临渝宫，切断远征军粮道，以临渝关之险阻御皇帝和远征军回师中原，给兵变赢得足够时间。现在他们突然出现在黎阳，只能说明一件事，谋划败露了，形势正在急剧恶化。
果如李密所猜，兵变暴露了。
李子雄在东莱参加军议的时候，被来护儿下令拘捕，并急送辽东。李子雄的家将、亲卫们在某些将领们的特意“关照”下逃离东莱，于途中成功救出李子雄，然后急速逃到黎阳。
王胄和虞绰则是接到了斛斯政的报警，与杨玄纵、杨万石火速逃离辽东。途中屡遭追捕，杨万石不幸陷没于高阳。
斛斯政现在处境如何，不得而知，但正是身处中枢的斛斯政率先发现谋划暴露，而起因就是皇帝突下密诏，命唐国公、卫尉少卿李渊日夜兼程赶赴弘化出任留守一职，统率西北军，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皇帝为什么要突然解除元弘嗣的职务？原因不言自明。斛斯政与黎阳始终保持联系，他肯定要向黎阳报警，但杨玄感却未曾接到斛斯政的密信，由此可以推测，斛斯政已经暴露，并处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之下，他给黎阳的密信都被阻截了。
举旗的时间不能再拖了，虽然预定时间是六月底七月初，是远征军水陆两路大军深入高句丽甚至已经兵临平壤城下之时，是兵变最佳时机，但如今兵变一事暴露了，而皇帝和中枢蓄意隐瞒，显然是想给远征军赢得更多攻击时间，以便攻克平壤。只要东征胜利，只要维持了皇帝和中枢的威信，那么接下来即便延误了平叛时间，即便帝国局势极度恶化，皇帝和中枢也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力挽狂澜，所以，现在对黎阳来说，根本没有选择，只有即刻举旗，只有即刻切断远征军粮道，只有即刻拿下东都，然后与皇帝和远征军决战于河北，隔大河而对峙，殊死一搏。
这个结果是杨玄感和李密等人早就预料到的，也是竭尽全力试图避免的，对兵变来说最为不利的一种局面。两个人对弈，一个人知己知彼，掌控全局，另一个人则完全陷入被动，唯一逆转形势的机会就是切断粮道，陷远征军于绝境，置东征于败局，摧毁皇帝和中枢的威信。但这一做法也把兵变者置于众叛亲离之险境，因为辽东战场上集结了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地的贵族和军队，皇帝、行宫和远征军的生死存亡直接关系到了三大贵族集团的利益，在形势没有明朗化之前，在兵变者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之前，三大贵族集团都不敢一面倒的支持杨玄感，以免远征战场上的己方势力成为这场风暴的牺牲品。
于是，东都就成为博弈的关键点，只要杨玄感拿下东都，与云集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达成一致意见，继而新建帝国皇帝，新建中枢，颁布一系列可以赢得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支持的新国策，那么他在这场博弈中就建立了绝对优势，接下来远征军必然倒戈，老皇帝和以改革派核心的老中枢必将成为历史。
因此，此刻兵变者商讨的重点已经不是何时举旗，举旗后实施何种攻击策略，而是如何再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以便尽快赢得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的一致支持。
这正是李密此趟北上魏郡，与独孤震和赵郡李氏商讨的重点。他在魏郡未能拿出办法来赢得独孤震和赵郡李氏的支持。同样在这座大帐里，杨玄感也没有办法统一兵变者的立场和观点，甚至于，杨玄感和李密在这个核心策略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首先就是帝国的国策。兵变的目的当然是否决今上所推行的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政策，那么，否决了今上的改革策略，否决了大业年间所实施的一系列国策，新的国策又是什么？是退回到帝国统一之前的门阀士族政治，还是维持先帝在开皇年间所实施的有限度的中央集权？
杨玄感是皇族的分支，是既得利益的汉族大世家大权贵，他理所当然坚持中央集权制，坚持开皇之策。
然而，大业之策实际上就是开皇之策的延续。先帝的改革已经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今上即位之后，矛盾愈发深重，并有爆发之势，所以当时在国策上有保守和激进之争。保守者建议，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适当延缓、暂停甚至倒退一下改革步伐，其实就是向贵族集团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杨素，而激进者则认为，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才能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持这一观点的领军人物就是今上。
今日帝国的根本矛盾是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制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制度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根本性区别，所以开皇之策也好，大业之策也好，都是固守门阀士族政治的贵族集团所坚决反对的。杨玄感掀起了一场风暴，却只想解决表层问题，这当然得不到贵族集团的支持。
李密直言不讳，直指要害，建议在否决大业之策的基础上，颠覆开皇策略，不但停止改革，更要倒退，虽然高举的大旗依旧是中央集权，但其核心却是门阀士族政治，以维护贵族集团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赢得帝国贵族集团的支持，顺利拿下东都，并在与皇帝的对决中取得压倒性优势。
李密的这一建议遭到了杨氏兄弟和孔颖达的坚决反对，因为维护贵族集团利益，实际上就是维护关陇贵族集团利益。关陇贵族集团是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一旦得到巩固，必会加大对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遏制和打击。肉就那么大一块，你吃多了，别人自然吃少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整个开皇年间，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都被牢牢压制，直到今上继位，这一政治格局才被打破。
可以想像，假如杨玄感在政治上坚决实施开皇之策，的确是可以赢得相当一部分关陇贵族的支持，但必然会遭到大部分山东和江左贵族的对抗。
此次兵变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更要赢得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假如在对峙的过程中，皇帝把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全部拉到自己旗下，以山东和江左之力对抗关陇，杨玄感的胜算还能剩下多少？
争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国策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事实上是各贵族集团之间的妥协，尤其在皇权不振的情况下，国策走向实际上完全控制在贵族集团手中，此事真正的争论**是在拿下东都之后。
于是讨论的核心转向皇权，转向了皇统。帝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兵变，根源还在皇权的强大上，在皇统选择的错误上。皇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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