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第202部分

吕夷简就这样的德性。

所以说，可以笼统地先下个定义，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完全忘公的坏人，一个不太善良的好人。他使的招数阴损，心胸也不广阔，一个个政敌都被他这样打压下去，拉帮结派，让宋朝的上层官场死气沉沉，可以归纳为奸邪。但是与后来的蔡京、秦桧还是大有区别。

他在重大国家上不含糊，知道用谁会对国家民族有利。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仍然不够，作为宋仁宗一朝的代表性人物，怎么可以只分析表面，不深挖内层呢？吕夷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历史上有段对话，可以真切地表现出他的心理内在。那是他和范仲淹两人私下里纵论天下人物。说到了操守名节时，吕夷简冷笑着摇头，“我见过的人物太多了，现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操守二字。”

范仲淹长叹一声，非常无奈。“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人，难怪操守之士不来。”

一句道破天机，吕夷简眼中，根本就没有好人君子。所谓“小人眼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小人；君子眼中，天下滔滔，无一不是君子。”他根本没那个德量，更不敢去相信除自己以外的人，用手段去制约，用诡计去迎合，不像范仲淹那样，以风骨服人，以道理取胜。

这是吕夷简的短处，相应的，史学界也认为这是范仲淹的长处。但小心，做人，和为政是两码事。吕夷简因为小心和使诈，他屹立官场４０余年不倒。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失败，也要从他的信人，胸襟过于广大上去找原因。

最后要探讨的，是吕夷简之死对宋朝国政走向的影响。他死早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大管家，是皇帝与群臣们之间的勾通桥梁，他死在了西夏战争的尾声阶段，宋朝之前的国政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太多了，真的是他所引领的政府无能，才导致的这样。

如果他不死，以他老辣沉稳的作风，和熟悉政务的水平，就算不能把问题都解决，至少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慌乱，不会有庆历改革时闹出的党争！

可是他死了，一下子就把赵祯和范仲淹推上了前台，逼着这两个人来解决积压了２０多年的，遍及朝野每个角落的大问题。这对皇帝和范仲淹来说，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他们都有危机感，都有改革热情，但也都没有准备好。

有太多的事，都是匆忙发生的。

庆历三年，公元１０４３年的正月初二日，仁宗皇帝就挨了当头一棒，他３岁的儿子赵曦死了。这年他３４岁，真正的中年丧子，痛彻肝肠。

三月，由于吕夷简被大面积的弹劾，终于挺不住了，从中书省下野。政府开始调整班子，从这一刻起，宋朝的上层建筑就来回的折腾，时间上从三月调到了九月，次数上，居然半年之内，把两府高官换了三茬。

太复杂，列个表。

第１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夏竦；副枢密使，富弼；

第２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范仲淹；

第３次：宰相，晏殊、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

这些变动，看着似乎人员的流动量不大，还是那些人，只是官位稍有变化。但玄妙就在这里，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不光是在“小人”当政时互相倾扎，就连“君子”们做事时，也有相应的被人称道的优点。

比如史书里就经常说，“君子”们下朝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上朝之后却翻脸无情，为了公事，可以疾言厉色，你争我吵，决不让步。接着下朝之后，继续无话不谈，同志一家亲……结论，这是多么的公而忘私啊，又是多么的高量雅致。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官位。仍然是官本位说话。就拿上面的人事变动来说，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其凶险性，一次让君子们内部分裂；另一次，让改革无疾而终。前一个，发生在第２次任免，把范仲淹和韩琦调进了中央，陕西方面的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安抚招讨使的最大头衔就专派了一个人。

郑戬。

这个人主持西北军政之后，立即就让潜伏的矛盾尖锐化，使君子们开始内讧。

第二个，就是第１次任免时的夏竦老先生，其实他没去上班。不是他不愿意，他一万个愿意，谁敢挡他，他记仇一辈子。但他就是被君子们齐心合力地弹劾，赶出的中央，不仅枢密使当不上，就连开封城都呆不了，直接到毫州去当官。

这人真的记仇，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在后来，都在他的手里狼狈不堪。

宋朝在失去吕夷简之后，上层经过３次的人事任免，才勉强地应付过去了接二连三，接五连六，没完没了的大麻烦。可以说，每一次的人员变动，都跟这些麻烦有关。

首先还是李元昊，胡儿不死，永远是最大的麻烦。这小子在战场内外，哪个方面都让宋朝七上八下，不亦乐乎，包括议和。三月份，他的使者西夏六宅使贺从勖带着国书找到了庞籍，我们西夏方面怀着最大的诚意扑面而来了。

庞籍打开一看，立即吓了一跳，他感动了。真没想到，李元昊竟然这样恭顺。国书是这样开头的，“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他主动给宋仁宗当儿子！

前面说过，李元昊的真实年岁要比赵祯大６岁，而且在战场上屡战屡胜，议和议到这个份上，真是无可挑剔了吧？但且慢，后面还有话，“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说得很明白，我可以给你当儿子，但我一定要是国王，西夏必须独立。

庞籍沉默了，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天子至尊，至高无尚。你们这份国书里名体不正，我不会上传给皇上的。”

贺从勖也不含糊，回答说我们的名体很正，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皇帝。这有什么不对？我要求到开封面见皇帝，如果皇帝亲自不许，我再返回去更改。

庞籍想了又想，想了起范仲淹以前犯的错误。臣子无外交，好吧，那就送你进中央。就这样，西夏的使者事隔５年之后，第一次重回开封。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和平信息，５年了，死了多少人，费了多少钱粮，一切终于有希望结束了。

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宋朝两府大臣开了好多次会，终于下定决心回绝李元昊。名份不正，一切免谈。结果七月份时，名份终于“正”了。李元昊再次派人送来了国书，这次条件细了很多，要求宋朝增加岁赐，割让边地，解除盐禁，重开榷场，一共是１１个条款。

尤其是开头的称呼变了，再没有儿子父亲的说法，他直接称自己为“吾祖”。注意，不是兀卒，怕你们宋朝人看不懂，来了个直接的汉译音。

“吾祖”……

我是你爸爸！

这两个字还有别的解释吗？这份国书一露面，宋朝立即炸了锅，各位御史们先跳了出来，蔡襄怒不可遏。这是在玩我们宋朝，如果答应了，以后他们上书时自称“吾祖”，我们答诏书时也称其“吾祖”，我们堂堂大宋成了什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绝不答应！

由此上纲上线，文官们的想象力和尊严感无限度攀升，每个人都变得血贯瞳仁。朝廷里的和、战两派又开始分裂。和，以宰相晏殊以及范仲淹等人为首，他们认为李元昊那些党项人没有道义廉耻是传统，一时半会改不了的，毛病总会犯，就算现在乖了，以后肯定还会变化。

这点看得很准，以后的确不停地变，一直变了１００多年！

所以嘛，我们许和是必须的，只是要震慑一下对方的气焰就是了。

战的一派，以韩琦为首。比较可怜，精确一点的说法是，中书省里只有他一个为“首”。韩相公怒了，他坚决不同意和谈，无论谁劝都不行。最后首相晏殊没了办法，做了件特没面子的事，他把刺猬扔给了皇帝。陛下，我们都同意了，只有韩琦反对，您看着办吧。

皇帝把韩琦叫来，为什么？韩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分析，现在之所以认为李元昊肯定会降，而且以后不会再造反，是因为契丹方面稳定了，辽国和我们再次成为盟友，他们会约束李元昊的。可是有一点，辽国能让李元昊罢兵，自然也能让他举兵，那时两线作战，我们怎么办？

回想一下，辽国是因为什么和我们再次结盟的？是历代的友情？还是富弼以及军方的压力？很明显是后者。如果我们现在以屈辱条件同意李元昊的和谈，辽国方面会重新掂量我们的分量的！

虎狼之邦，不能以仁义礼智来衡量，我们得时刻清醒。所以和谈是肯定的，但不是现在。

这样的理由谁也没法反驳，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一拖两个多月，西夏的使者等得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们先聊着吧，啥时有信儿通知我。

贺从勖回国了。西线就此进入扯羊皮状态。

宋朝的麻烦却刚刚开始。这时是七月，在这个月和五月时，宋朝内部连续出现了两次兵变。五月那次发生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京东路“捉贼虎翼军”的士兵王伦，按照宋朝的官方说法是恶性不改，此人聚集了四五十个士兵，就造反了。

５０个人，就砍倒了沂州巡检使。之后一路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真州（江苏仪征），到高邮（江苏高邮）。这么一大路的折腾，他的军队终于扩大了，达到了……２００多人。

就这么点人，居然所向披靡，没人能挡。沿途路过的州县衙门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尤其是高邮知军晁仲先生最搞笑，他没跑，而是贴出了个告示，号召居民们拿出牛羊金帛，出城迎接好汉们进城！

在这样的局面下，王伦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在高邮穿上黄袍，宣布称帝，连年号都定下来了。所以嘛，高邮的同志们请注意了，以后别再像近代文学大师汪曾祺那样说，高邮除了出产双黄的咸鸭蛋之后就只有吴三贵了，而是还出产过皇帝。

王伦在七月时被捉住，押解京城砍头。他死的时候，陕西南部暴发了第二次兵变，领导人叫张海、郭邈山，这两个人的活计就比王伦玩得地道多了。首先是人多，开始时也只有几十个人，可以迅速壮大，一个月左右就扩大到了几千人。而且不断地有饥民、叛兵、囚徒，以及职业土匪加入。

这样的战斗力是惊人的，西北方面的正规军居然都抵挡不住，宋朝高层们先是惊骇，紧接着就是庆幸。真是幸运啊，这帮人没在和李元昊死掐的时候冒出来。由于地区敏感，宋朝派出了最高规格的战力。由韩琦火速出京，到陕南去，以西北最精锐的部队平叛，要求越快越好，绝对不许拖延！

韩琦不负重望，以半个月的时候，一举全歼叛兵。这样，宋朝的局势终于稳定了一些。不过别急，这一年是宋朝著名的灾年，天灾人祸品种繁多，老天爷也出面打劫了。

这一年从开春时起，直到五月份，宋朝中原大地滴雨未落，一片干旱。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点，就算到了现代，或者未来，都必然一贯如此。

因为我们人多，民以食为天，必须得先吃饱饭。那么雨水就是最重要的民生甚至战略物资了。可是很难，雨水一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死穴，就算到了现代，缺水都是制约我们发展进步的瓶颈，至于原因，那就太多了。

在现代，有各种解释。都比较科学高端化，比如说从全球的气候形成上看，中国的腹地如果想下雨的话，就得由西北的冷空气云团和东南亚沿海方面的海洋暖气流在当地的上空汇集，才能达到。两者缺一不可，只要在需要的季节里稍微互相错过，那么干旱随时发生。

这只是一个解释而已，其它的还有Ｎ多种。可在古代，解释只有一个，皇帝老子近期不学好了，他肯定吃穿浪费，留恋女色，或者办错了什么案子，等等等等，都是领导人不好。

于是宋仁宗陛下就只好专程去京城第一大寺相国寺，以及道教的第一大观会灵观祈雨。仪式隆重，万般虔诚，可是很显然，当天玉皇大帝也在忙别的事，或者和王母私聊去了？反正祈雨没效果，该旱还是旱。直到近六月时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终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仁宗当时己经睡了，空阔的皇宫里他突然间爬了起来，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了宫殿外面，他向茫茫的夜色跪倒，对苍天叩拜１００次。雨，终于下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仁宗就在雨中站立，这时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陪着他一直站到大雨停了，才慢慢走回宫里。

旱情终于得到了点缓解，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