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１０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爽俊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在石上大书一行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你怎么知道？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郎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公元１０１７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比如弟弟程颐２４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
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１０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宋熙宁二年（公元１０６９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那就是权力不足。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
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
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给发运使增加权力。
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吗？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
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５００万贯内藏钱、３００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是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１８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不知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针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Ｎ次重复。在他看来，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
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这时的文彩己经耸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天子门生一样，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一个人在宋朝笑傲人生。
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
为什么？
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