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些优厚的抚恤名份，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述夹议的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融。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８０％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的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１００％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奉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子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列传”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第八章圣人、文豪的互殴
这世上有些人是极特殊的个案，他们活着时是人间的妖孽，死了之后仍然是个噩梦，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甩粘上点边儿，立即就变味了。
比如司马光的葬礼。
他死得很巧，那天正好是宋朝大赦天下的好日子，文武百官都要进宫去赞美皇帝，顺便唱歌跳舞玩个痛快。集体狂欢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走出宫门，去赶下一个过场。
去给司马光吊唁。
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位党魁，是飘扬了十几年的一面旗帜，不管心里面怎样腹诽，还是得做出这起码的尊重的。只是突然间他们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人非同小可，在名声上惊天动地，在职务上前途远大，在行为上枯燥无味，在官场上堪称警察。
伊水河畔程老夫子，程颐。
他的名声和司马光一样在这１５年期间突飞猛进，首先一大批弟子成才了，职位最高的已经是宋朝的台谏官员；第二他的学问终于形成了体系，对于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有自己的感悟，理学始祖的地位确立了。这是巨大的成就，从民间影响到官场，除了极个别的某些怪物之外，没有谁不对他顶礼膜拜。
能做到这一点，是宋朝建国以来独一无二的，其效果非常惊人，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尊重，地位超然到没有拘束。
他可以和司马光平等论交，虽然身在旧党，可绝不会对任何高官假以词色。因为这种地位，司马光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加超然、神圣的工作。
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
在宋朝的历史上，帝师的未来是无比光明的，真宗、仁宗的老师们百分之百的荣宠终生，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宰执高官，而且由于他们和皇帝的特殊关系，从小养成的信任依赖感，他们在很大程度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
一句话，前途远大，无比远大。
程颐是北宋历史上文凭最高的帝师，哲宗只有九岁，处于最理想的接受教育的年龄，这样的组合非常让人期待，他们一定会产生火花，积极互动，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师生的。
事实上有苦自己知，哲宗恨不得他立即去死。
程颐什么事都管，比如春天到了，万物复苏花木繁茂，哲宗在深宫中凭栏观景，随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程颐瞬间出现，喂，你太残忍了，春天是生命的季节，每一种生物都有生长的权力，哪怕是一棵柳树。你是上天之子，要仁慈，要博爱，要向爱你自己一样爱柳树，之后像爱柳树一样去爱你的子民，这样才是好皇帝……
哲宗忍。
比如哲宗穿戴整齐走向课堂，准备接受教育。程颐拿起书本，却突然间问，喂，你昨晚洗澡时是不是脚边有只蚂蚁？
是。
你怎么处理的？
我给它让了路。
好！程颐击节叫好，学生开窍了。你终于做对了，由柳树到蚂蚁，他们都是生命，都是你的子民，你终于爱护他们了，你要终生这样做……
哲宗很安静。
比如九岁的哲宗一觉在深宫里醒来，突然发现围在身边的不再是昨晚之前的姐姐妹妹，而是一律年过５０岁的大姨妈。这是怎么回事，他很想尖叫，很想怒吼，他身上流着激烈如火的神宗的血，绝不是任人摆布随意揉搓的懦夫孬种！
可是程颐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好皇帝都是不好女色的，女色……嗯，孔夫子曾经曰过，这是一个男人的天性，所以要从小抓起，哪怕你只有九岁。
哲宗恢复了安静。
他是个非常特殊的孩子，在人类的历史上早熟的孩子、早熟的皇帝是有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在他这样的年龄上做出过他那样的理智、坚忍、深沉，把所有一切都深深地埋进了心底，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尖端时刻，从来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情绪波动。
他深深地躲在垂帘之后，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把什么都记在心里，像一具灰色死寂的孩童石像，默默无声地生存着。
传说１００多年前北宋刚刚建国时，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和第一位首相赵普有过一段对话。赵匡胤问：“天地间什么最大？”
这种话赵匡胤很喜欢问，比如他进佛寺时就曾问过和尚，我用拜佛吗？很明显是要和祖祖比比大小。和尚很识相，笑嘻嘻地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您不用拜。”
比神灵都大了，天地间还有比皇帝还牛的吗？答案只此一个，皇帝！
可是赵普想了很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道理最大。”
这个传说在宋史里非常有名，一直被几十年后纵横宋朝杀灭一切唯我独尊的理学家们奉为源头。至于真实性嘛，没法证明。宋史里这样的手段太多见了，哪个宗派想达到某些目的，总会穿越时空，找些无敌型的名人添加资料，让自己的行为神圣合法。
抛开上面的真实性，“道理最大”就是理学家们的核心力量。这些人披着宋朝的官服，口中念念有辞忠君爱国，可是在行为上敢于做一切他们认为对的事。比如程颐在现实中的身份不过是个有光明未来，可眼下还只是个低官阶的芝麻小官，他就敢上管君、下管臣。
他堂而皇之地挡住了宋朝的官员队伍，在这个队伍里有宰执、有两制、有三司、有台谏、有亲贵，哪个都是他碰不得的，可他站得非常稳，面沉似水。
你们要去哪儿？
……司马光府啊。
去吊唁吗？你们都错了。程颐以一贯的教育家嘴脸给宋朝的顶级官员群落上集体大课——孔夫子曾经曰过，如果某天悲痛哭泣过，就不能再寻欢作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刚刚在皇宫里欢乐过，这时再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是对亡灵的不尊重。
官员大队哑了，面对这个嚣张的扫兴人，得怎么办呢？换一个人，哪怕他是帝师，这时也是自找没趣，官大一级压死人，当面斥责、背后出招，哪一种都能让他不死不活。可程颐就不同了，他是理学宗祖、当代大儒，尤其还端出了孔夫子，从哪一点上说，都动不得。
沉默中有人打了个哈哈，“孔夫子是说过哭的当天不能欢乐，可没说过欢乐那天不能哭嘛。”搞个小怪，闪出个台阶，大家都退一步多好。
可是程颐不退，他是理学宗师，讲究的就是诚心正义、无愧天地，最厌恶的就是这类油嘴滑舌投机取巧的东西。他怒了，站在当街坚持真理，无论怎样都不放官员们走。
这时官员队伍里走出了一个人，前面说过，这世界很大，以程颐的神圣光环，也仍然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不怵他。这人就是其中之一，现任翰林兼侍读苏东坡。
谁都很生气，可走出来的仍然是苏轼，这人的天性是太强烈了，有话要说，就一定得说。他笑嘻嘻地走到程颐面前，转身面对大家。
程大人说的是有根据的，这是汉朝名人叔孙通定下的礼仪，是很有名的啊。
瞬间大笑，在场的每个人都学识丰富，叔孙通……那是汉朝时蒙冤被斩首的一个衰人，程颐学谁不好，非得像这样的例子看齐。
程颐哪儿受过这个，苏轼在他的眼里一直是个油嘴滑舌的极品市井小调的高人，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敢对他无礼！
大怒之下，他转身就走。还好他理智尚在，没选择和苏轼单挑，和宋朝第一文豪打嘴仗，他铁定当街吐血。程颐走了，官员们比刚出皇宫时兴致更高，一路踏歌走向司马光的灵堂，集体行礼，然后各回各家。
回家之后，又有新的笑料传来。苏轼意犹未尽，在家里给程颐起了个绰号，叫“鏖糟陂里叔孙通”。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一个地名，非常偏僻，土里土气。这句话连起来读，意思就是在那个偏僻的没人去的冒傻气的地方有个人叫……程颐。
哇哈哈哈，全开封的官员们都拍案叫绝，苏轼骂人都这么有水平~实在是高！程颐在没进京之前，不管有多大的名望，本质上就是洛阳伊水边上的一个农民，鏖糟陂里，亏他怎样想得出来。
欢笑在继续，在人们的心中，甚至在苏轼的心里，这只是一时的调笑，人生是需要嘲笑以及自嘲的，这本是社交的一部分。可是谁能知道呢，就是刚才的这些小玩笑，让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
官场的噩梦开始了，宋朝在这时开始变味。
宋朝是最风雅的时代，截止到司马光去世，北宋官场是一种雍容端穆的气质。每一个官员都讲究举止礼仪端庄，哪怕身为宰执，都会因为发言时声音过高丢官罢职。
在宋朝，一个没有风度的男人，不是男人。
这一点在司马光吊唁事件上也得到了体现，苏轼讽刺得轻描淡写，程颐离去时口无恶言，仍然保持了各自的风彩。只是私底下怎样就不好说了，比如在翰林院内部。
帝师、侍读平时都在翰林院坐班，苏轼、程颐每天都要见面，午饭也得一起吃。厨子们开始作难了，河南的老夫子仁慈得像和尚，从来不吃荤，他们得给做素菜；出身美食之乡的蜀川苏学士却是位举世闻名的饕餮，此人无肉不欢，就算在流放的途中，也想方设法吃猪肉。
生来的死冤家，早晚出事。
年底十一月，馆阁人员的考试开始了，两人又斗了一次，程颐又输了。作为当世第一大儒、理学始祖、帝师的身份，馆阁考试的出题人竟然不是他，而是嘻嘻哈哈灵牙利齿的苏轼。
苏轼很开心，他决定出个有难度、有力度、切实际、能发挥的题目，一句话，得体现出他苏轼本人的性格、水平。
凭心而论，他达到目的了——“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