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军费为名，军队经商，侵夺国家财利。武将势力的坐大是建炎绍兴之际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与太祖以来抑制武将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
大约从建炎末年以来，不同派别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卫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权的方案，其中虽有主和派的韩肖胄，也有主守派的廖刚、李弥逊、张守和张戒，却还有主战派的王庶、陈规、陈公辅和胡寅，甚至还包括抗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当然还有这位张都督。
高宗不是中兴名主，却决非庸主，在时机未成熟前，他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和土地财货笼络诸大将，一方面说些“势合则雄”的话头稳住诸将。但苗刘之变无疑令他刻骨铭心的记得武将跋扈的严重后果，如今，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已经翦除，宋金战局也大体稳定，因而他默许张浚之举。这也是高宗在二相之争中偏向张浚的原因之一，尽管他对张浚的主战绝无好感，但比起赵鼎来，张浚有长于军事的虚名，更有利于恢复“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
张浚削兵权的第一刀砍向刘光世，他在与伪齐的淮西之战中怯懦无能是有目共睹的。绍兴七年二月，高宗与张浚任命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并通过岳飞给刘光世的部将颁发了一道“听飞号令，如朕亲行”的御札，作出将让岳飞率领淮西军北伐的假象，既用以稳定刘光世统领的淮西军的军心，也为了避免其余诸大将的疑忌。
岳飞满心欢喜，以为真可以实现北伐的夙愿，就向张浚提出统兵十万恢复中原的计划，高宗、张浚却突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交给岳飞北伐，高宗的理由是淮甸之兵乃驻跸行在的保障，淮甸一旦失守，朝廷何以存身？
三月，刘光世罢去兵权，淮西军直属张浚为首的都督府，由都督府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节制，以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本来就有积隙，吕祉一介书生不足以服众。
岳飞以为这种安排必将激起变乱，张浚准备让张俊或者杨存中前去接管，岳飞认为也非最佳人选，张浚抢白：“我早就知道非你不可！”岳飞反驳道：“你征求意见，我直陈己意，岂是为了多得兵马！”
岳飞对高宗、张浚出尔反尔十分愤慨，自求解除兵权，上庐山为母守丧。张浚派都督府参谋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准备取岳飞而代之。高宗对岳飞撂挑子大为震怒，但深知夺其兵权的时机尚不成熟，便一再下诏，“许卿以恢复之事”，促其出山，六月，岳飞仍下山统军。
张浚密谋召回郦琼，夺其兵权，处其死罪。岂料走漏消息，郦琼抢先在八月发动兵变，杀死了吕祉，裹胁四万多淮西军投降伪齐刘豫。淮西之变，震惊朝野，张浚成为众矢之的，高宗耿耿于怀，将其罢相。此前，高宗问他秦桧可否继任相位，张浚回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对他的本质似有所认识。
高宗重新起用赵鼎为相，令秦桧大失所望，他原以为张浚会推荐自己的。但他不动声色，大套近乎，讨得赵鼎的好感，以至高宗许诺赵鼎“现任执政去留惟卿”，赵鼎只说：“秦桧不可令去。”在其后的半年里，虽有台谏弹劾他有充当金朝内奸的嫌疑，但因高宗与赵鼎的信用，地位仍不可撼动。
赵鼎上台以后，废除了张浚经营的抗金错置，客观上为其后的和议起了接榫的作用。当次年三月高宗征询他秦桧任相问题时，他回答道：“用之在陛下，况自有阙”，明确表示赞同。于是，秦桧再次任右相，高宗迫切要求加强主和派的力量。
实际上，议和活动在绍兴七年已着手进行。这时，宋金战争的形式已明显有利于宋朝，高宗感到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这年正月，使金的宋使回朝报告徽宗已于前年四月死在五国城，高宗就和担任枢密使的秦桧密谋议和对策。这年九月，王伦在高宗数次面授机宜以后，以奉迎徽宗帝后梓宫（即灵柩）使的名义赴金求和。
金朝要求南宋纳币称臣作为议和的条件，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归还徽宗帝后梓宫（专指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废黜伪齐，并不久就废了刘豫。高宗大受鼓舞，更坚定了屈己求和的信心，派遣王伦再次使金。绍兴八年，宋金双方使节往还，就议和事宜讨价还价。
高宗决定议和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反对的奏劄纷至沓来，抗议不断，辩论纷起。其实宰执共四人，秦桧是主和派，与高宗穿一条裤子；枢密副使王庶属于坚决的抗战派，但地位最低，面折廷争也无济于事；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刘大中与他所追随的赵鼎是主守派，他们并不反对议和，只是不主张放弃河北诸州，也反对过分的向金屈膝让步，王庶认为他们是首鼠两端。七月，王伦再次北上，赵鼎交待和谈口径是岁币不超过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宋金以黄河故道（即原北流）为界，宋朝不向金朝称臣受册封。
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通过做工作让他们至少不反对与金议和。岳飞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高宗无言以答，对他益发嫌忌。
岳飞在抗金战争中迅速崛起，名位后来居上，而韩世忠、张俊等早就成名，因而引起他们的妒忌，平杨幺后，岳飞向他俩各赠大车船一艘，韩世忠尽释前嫌，在抗金立场上与岳飞声息相通，这次也与岳飞作了相同的表态。张俊则嫌隙更深，为博高宗的欢心，他表态支持议和。
高宗已不能容忍赵鼎在议和问题上的斤斤计较，秦桧看出了这一倾向，不失时机地向赵鼎一党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十月，他让依附于自己的侍御史萧振以不孝的罪名劾罢刘大中，并放出赵鼎将“自为去就”的流言，使朝野确信赵鼎将自动辞相。
与此同时，秦桧对高宗开价说：“畏首畏尾，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请独与臣议其事。”高宗表态就委托给他，秦桧请高宗深思熟虑三天再作决定。三天后，高宗依旧表示坚决议和，秦桧请他再考虑三天。届时，秦桧见高宗仍不变初衷，才取出奏劄，“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预”，高宗欣然采纳，决定独相秦桧。
距罢免刘大中仅十日，赵鼎也被罢相出朝，上距张浚罢相也仅十三个月。赵、张二人，大体说来，赵鼎识见不如张浚，张浚人品不如赵鼎。但在秦桧擅权的道路上，赵鼎与张浚一样，始惑其献媚，终识其奸伪，却为时已晚。十一月，激烈反对和议的王庶也被高宗罢去，至此，秦桧独相的局面正式形成。
秦桧把自己的亲信孙近提为执政，台谏官也都换上了秦桧的亲党，以便专门弹劾反对派。与孙近同时担任参知政事的还有李光，秦桧企图借其名望来压制抗金的议论，他毫不掩饰的对高宗说：“若同押榜，浮议自息。”
不过，李光执政不久，就在一系列问题上抵制秦桧。他反对秦桧裁撤抗金武备、削夺诸将兵权的做法，多次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引用亲党、盗弄国权的行径。仅仅一年，秦桧就再也容不得与他一起“押榜”，唆使言官弹劾，将其罢政出朝。
罢政前，李光希望高宗再用张浚，高宗对李光“初以和议为是，终以和议为非”已大为恼火，他对张浚也抱定“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的主意，李光制约秦桧的最后一步棋也无法走通。秦桧独相的局面已不可动摇，等着李光的是秦桧加倍的迫害。
细说宋朝53：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议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金朝的“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按规定，宋高宗必须跪拜金使，奉表称臣。高宗冠冕堂皇的表示：只要百姓安乐，不惜屈己就和。而群情激愤，抗议的奏章雪片般呈送上来，武将有岳飞、韩世忠、解潜与杨存中等，文臣有李纲、张九成、尹焞和朱松等。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的上书最为激烈，直斥高宗“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表示与秦桧不共戴天，坚决主张斩秦桧、孙近和王伦以谢天下。高宗与秦桧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将他贬谪岭南。然后以高宗正在为徽宗守丧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诏书与议和条件。
绍兴九年正月，宋朝以韩肖胄为奉表报谢使，以王伦为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上开封，王伦与完颜宗弼交割了地界，宋朝名义上收回了东、西、南三京与河南、陕西地。王伦得到宗弼要谋害挞懒撕毁和议的情报，便派人回朝报告，建议派张俊、韩世忠、岳飞与吴玠分守河南、陕西地，免得再失中原，但高宗置之不理。
五月，王伦继续北上，等他到达金朝，完颜宗幹与宗弼已发动政变，杀死了对宋主和的完颜宗磐和挞懒，推翻了和约，以宗弼为都元帅，分川陕、两淮与京西三路向宋军进攻，仅在一月之间就夺回了河南、陕西。
王伦在金熙宗面前痛斥金朝背信弃义，被关押了起来。绍兴十四年，金人胁迫他出仕金朝，他坚决拒绝，被金人绞死。王伦在当时与后代历来遭人唾骂，但他作为议和使者，奉旨行事，别无选择，对金人也并不抱有幻想，更何况晚节可风，不能简单斥之为投降派。
金军全面进攻打破了高宗、秦桧屈膝求和的迷梦。宋军在三个站场上进行了抵御或反击。川陕战场由吴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阻挡住金将撒离喝的锐利攻势。东路战场由韩世忠与张俊唱主角。韩世忠军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进围淮阳却无功而返。张俊与王德在淮西采取了攻势，进入了宿州与亳州。但战争主要在中路战场进行，由岳飞、刘锜与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
刘锜被任命为东京副留守，率原八字军万余人北上赴任，绍兴十年五月抵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接到金军毁约重占东京的消息，便率军入城，凿沉了自己的座船，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与新任知府陈规作死守计。仅用六天，他就严密部署了顺昌城的防务，令蜂拥而至的金军前锋拣不到便宜。八字军将士都说：“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六月，宗弼亲率主力步骑十余万赶到顺昌城下，为鼓舞士气，他声称可用靴尖踢倒顺昌城，名将士来日府衙会食。他挥师攻城，出动“铁浮图”和“拐子马”夹攻宋军。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迂回侧击，称为“拐子马”。“铁浮图”也叫铁塔兵，形容重甲骑兵装束的铁塔一般，每三匹马以皮索相连，象一堵墙那样向前进行正面冲击，最适宜冲阵。
时正大暑，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已过，见金军疲惫不堪，才命八字军战士轮番出攻，殊死搏杀，以少击众，金军被杀五千余人。三日后，宗弼支持不住，狼狈逃回开封，刘锜追袭，杀敌万余。顺昌之战，以逸待劳，以少胜多，挫败了金军南下的势头。
顺昌之战后，宋军转入了战略反攻。岳飞以收复故都开封为目标，始终不忘自己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就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河，联合“忠义巡社”，攻取两河州县。他亲率大军长驱直入，进驻郾城，另派部将驻扎颍昌，对开封形成战略包围。
七月上旬，宗弼经过一月多的休整和补给，又亲率一万五千精锐骑兵从开封直扑郾城，企图借平原地形，充分发挥拐子马之长，一举消灭岳家军主力。岳飞亲自出马，命其子岳云和爱将杨再兴跃马驰突，运用巧妙的战术，或角其前，或掎其侧，使拐子马不能发挥威力。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宗弼把“铁浮图”军投入战斗。岳飞命步兵上阵，以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专砍马足。只要砍断一条马腿，一组三匹的“铁浮图”军就只能被动挨打。只见岳家军的步兵拉着敌骑手拽撕劈，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取得郾城大捷以后，岳飞预料到宗弼将转攻颍昌（今河南许昌），便派岳云等驰援前往。七月中旬，兀术率骑兵三万直抵颍昌城下，后续援兵源源而来，又遭到岳家军的沉重打击。他只得把十万大军驻扎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企图阻挡岳飞进军。但岳家军前哨五百铁骑抵达后，稍一交锋，金军即奔溃。这时，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大河南北捷报频传。
但高宗、秦桧为了向金朝求和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竟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下令岳飞立即班师。其时，数万岳家军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陕西、两河的局部地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而张俊、韩世忠和刘锜等部奉命已经或正在后撤，岳飞陷入孤军深入的局面。鉴于形势，最关键的还是君命难违，七月下旬，岳飞违心拒绝了两河遗民要他继续北伐的请求，奉诏“班师”。他眼睁睁看着高宗与秦桧葬送了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战争，痛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悲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