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给莫妮卡，让她和乔丹的秘书联系并安排见面。莫妮卡照着办了，和乔丹的面谈约在11月5日。
没见乔丹之前，莫妮卡对总统的律师朋友所有的了解不过是他和克林顿打过许多次高尔夫，在非裔美国人族群中地位卓著，是一个出了名的“搞定先生”。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发现他一个最好的朋友正是彼得·斯特劳斯，两人已经认识了二十多年，而斯特劳斯正是她未来的继父。
对于和律师的见面，莫妮卡即使不说害怕，起码有点紧张。一开始他那严肃的眼神和沉默寡言的态度就让人望而生畏。他问她到这里找他有什么事，她再次搬出那套“香草”故事，讲述自己离开华盛顿的愿望，向他解释自己希望能重返白宫，不过几个高级官员，比如埃夫林·里贝曼并不喜欢她。“哦，她也不喜欢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乔丹微笑着说。这样他们大概谈了20分钟，他说道：“好吧，我们切入正题，我会帮你在纽约找个工作。”又神秘地加了一句：“你的来头很大啊。”这句话让莫妮卡觉得之前他和总统有过谈话。最后，他们约定两周后再度见面。
第二天，莫妮卡给乔丹写了张感谢信，上面写着“我知道我们的朋友对你充满信心，真令人高兴。”她对这个华盛顿律师的个人魅力可是倾倒不已，告诉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这一辈子都没遇见如此的人物”，不过乔丹明显对她不怎么感冒。事实上，他后来告诉大陪审团自己根本不记得那时和她见过面。这种遗忘，被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归结为乔丹没有把为莫妮卡寻找工作太当回事。斯塔尔根据这个想法推导出一个结论——只有当莫妮卡卷进葆拉·琼斯案，并要签署那份书面陈述后，乔丹才真正想帮助她找工作。不过，当斯塔尔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调查乔丹在莫妮卡寻找工作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时，现实生活中，他只是她兵工厂里又一件武器，只有在她的自我臆想中才卷入了第一线。
还有许多人因为莫妮卡的工作问题而经受责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玛西娅·刘易斯。自从她9月搬到纽约后，就不断吹嘘着这城市的好处，怂恿莫妮卡也搬过去。所以不难理解，当10月份莫妮卡决定结束这一切，她母亲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里肯定是欢声一片。
一旦莫妮卡下定决心去纽约，她母亲也不再需要遮遮掩掩，采取措施，不给她什么回头路。她联系纽约的朋友，看他们是否知道有什么空缺，还找到一个职业顾问马里林·乌尔曼帮着为莫妮卡寻找工作。10月初，莫妮卡和乌尔曼见了一面（她为总统买白宫镇纸的同一天），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学到了一件事，就是再也不能依赖别人的同情心了，即使是总统的。她和华盛顿的朋友，还有NBC负责五角大楼报道的记者一起讨论了在媒体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她甚至还申请了一个主持人Connie Chung身边的工作，不过她最终没得到这个岗位，因为有人早已通过内部关系霸了那个位子。
这段时间，她母亲知道莫妮卡每向前迈一步，就是离华盛顿和总统远一步，就一直不懈地鼓励她。回想那段时光，玛西娅说：“就我所知，她决定离开华盛顿就是一个胜利，这意味着她放弃了对总统不切实际的幻想，知道那段关系没有前途，只会毁灭自己。”
除了帮莫妮卡和乌尔曼搭上线，玛西娅还寻求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的帮助。晚秋时节，斯特劳斯亲自找到老朋友维农·乔丹，还询问了他社交圈中其他的人物，比如著名的酒业巨头Seagram的主席埃德加·布罗夫曼。“我找了一堆我们认识的人物。”斯特劳斯回想道：“问他们‘需要一个年轻貌美、想离开白宫的小姑娘吗？’”他强调说，他的朋友乔丹每年都会给六七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安排私企的工作，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就莫妮卡这个问题，他和乔丹的私人交情、总统的影响力，都会让这律师更加出力。
其实，莫妮卡的圈子都觉得，总统的帮助都是她该得的，既然她因为和总统的关系丢掉了白宫的工作，那么在敷衍了她一年后，他该像个体面人那样给她另找一份工作。她的姨妈黛布拉评论说：“我们都觉着总统该帮她找个工作，这合情合理。所以，当他开始行动，帮她搞定问题时，我们都觉得太棒了。”这个观点也一再得到她朋友的支持，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就说：“当她决定离开华盛顿，远离那一切，我非常高兴。我不觉得总统帮她寻找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找工作时都会得到点帮助。”
特里普陷阱（4）
不仅是莫妮卡的朋友、家人希望她搬去纽约，特里普也强烈建议她应该离开华盛顿。虽然知道特里普就是泄露凯瑟琳·威利的源头，还有她突然的举止变化，这些都让莫妮卡有点不安，但是她依然相信她，依赖她。如果有先见之明，莫妮卡或许那时应该质问特里普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过忠诚是莫妮卡最主要的性格之一，她做不出那样的事来。
特里普建议她，给白宫里的总统和贝蒂寄东西时，可以通过更便宜有效的快递公司，莫
妮卡以为这不过是友情又一次的流露。其实，特里普又一次在堆砌的笑容背后暗地使坏。她推荐的公司属于戈德伯格家族，他们后来给迈克尔·伊斯科夫提供收据及其他文件，这成为莫妮卡和总统亲密关系的铁证。
然而，一些零碎的迹象提醒着莫妮卡。她开始和特里普不断争吵，后者好像有意挑起争端，然后暴跳如雷。莫妮卡有时惊骇于她的所作所为，“这时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睚眦必报之人。”她回忆说：“因此我就拍她马屁，我担心她可能会将那个关系公之于众。我真正害怕的是，如果那事发生了，那么总统就知道我把我们的恋爱故事告诉了别人。”
莫妮卡陷入了这个痛苦的问题，脑子里开始盘算对付“最坏可能”的计划。如果特里普真的把事情曝光，莫妮卡决定自己去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口否决特里普的说法。如果需要，她甚至会说是她自己编造了和总统的所有绯闻，去接受公众随之而来的辱骂和嘲讽。
在莫妮卡的鼓励下，这一年特里普的长期减肥计划非常成功，她的体重明显下降，可以穿上莫妮卡几件偏大的衣服了。因此，为了庆祝，莫妮卡在9月邀请特里普去她的水门公寓，从她所谓的“肥衫衣橱”里挑几件衣服。当她们打开衣橱，挑选合适的衣服，莫妮卡向朋友展示了那件现在已然臭名昭著的沾染精液的蓝色衣服。
她根本不像有些说法那样，把保存的那件衣服当作战利品或证据，只是自从2月以来她一直穿不了。莫妮卡的体重一直波动很大，当她再想套上那衣服，发现根本扣不上纽扣。她是一个不怎么在意个人整洁的年轻女孩，又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钱包，没理由在根本不会穿的情况下马上把衣服送去洗，那是浪费金钱。不过到11月，她瘦下去了，又可以穿那件衣服了，因此决定感恩节那天穿着去旧金山参加父亲家的晚宴。莫妮卡总是担心该穿什么衣服——过去是，现在也是——特别是这个场合，她所有的堂姐妹都很苗条，这件GAP牌的蓝色衣服也是纤长漂亮，因此她决定送去干洗。
这时，她犯下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错误，11月16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后者知道这衣服可能会是将来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拼命劝莫妮卡改变主意。特里普录下的她们的对话证明她是如此处心积虑，甚至设下圈套让莫妮卡去陷害总统。她激动地警告莫妮卡别去动那件衣服，“现在，我只想告诉你，前面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希望你还是保留着那衣服，或许未来有用得着的地方。”
她还说她有个从事基因指纹方面工作的表哥，曾经告诉过她只要用一根弄湿的脱脂棉签，就能轻易地在干的精液中提取DNA样本。毫不为奇，这个所谓的“表哥”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叫马克·福尔曼，1995年O·J·辛普森案中被指控有种族歧视的那个侦探，现在是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客人。特里普不甘心失去这么重要的证据，极力劝说莫妮卡“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把衣服放在塑料袋里，和自己的首饰一起保存。当莫妮卡迷惑不解这么做的原因的时候，特里普说了句不祥的话：“我只是多一句嘴，脑子里面总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莫妮卡根本不打算保留这个纪念品，只想着穿这件衣服，因此没有全信。特里普改变了策略，后来两人在办公室聊天时，她再度否决了莫妮卡穿这件衣服的计划，说她觉得莫妮卡穿这件衣服显得太胖了，建议她换一件试试。这招有用多了，非常注重仪表的莫妮卡决定听从建议，把那衣服留在了衣橱里。
然后，事情还没完。就这段时间，莫妮卡和特里普有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她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后者突然说自己缺钱，想去卖几件旧衣服换点钱。她说有个朋友正好想买她那天穿的衣服，问莫妮卡自己能否去她的水门公寓借一件毛线衫和外套顶两天。莫妮卡就说陪她一块回去，不过特里普不答应，说自己去就行了，免得麻烦她。莫妮卡还是要陪她回去，说不习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让别人进去，不过特里普非常坚持，还说莫妮卡这是不信任朋友的表示。最后，特里普出于自尊放弃了这个要求，困惑不已的莫妮卡也继续工作了。
只有当丑闻发生后，《新闻周刊》报道说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有个有趣的计划，要去偷那件沾染精液的衣服来作为这段关系的证据，她才意识到特里普的隐蔽目的。毫不出奇，莫妮卡一点也不觉得这计划“好笑”：“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即使特里普的背叛完全公开化之后，有个谜团也一直没有揭开，甚至少人问津：她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她和以下人士的关系所驱使——右翼的戈德伯格、《新闻周刊》记者伊斯科夫，还有通过他们联系到的由富有的反克林顿组织投资的葆拉·琼斯律师团？虽然表面上，她把莫妮卡的东西录音是因为如果——仅仅是如果——她被传召担当琼丝案的一个证人的话，她自己也被鲍后·贝内特指控撒谎。
特里普陷阱（5）
她干的可不只非法录音那么点事。给莫妮卡和大使的见面制造麻烦，快递，还有试图偷窃那件沾染精液的衣服，是否都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正能体现葆拉·琼斯律师们的指控——克林顿用工作交换性服务，也符合伊斯科夫需要的“公众要素”，这些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11月12日，总统打电话来时，特里普恰好在莫妮卡的公寓里过夜。丑闻曝光后，她再次
给出了不真实的描述，暗示这晚电话打来时她正在莫妮卡身边，听到了她朋友的说话。事实上根据莫妮卡的陈述，她睡在另一间屋子，根本听不到。
这周早些时候，莫妮卡焦急等待和乔丹的面试结果，也担心这个事情会像她的白宫工作那样吊在那里，就给总统留了消息，让他打电话给她。她的焦躁情绪也受到特里普的影响，后者老是鼓励她要不断奋力争取，搞得她又急又气。这段时间，她的情绪不断左右摇摆，既渴望离开华盛顿，又为想到以后没有机会再见总统而心痛不已，还有因为无法再在白宫工作的遗憾。
总统打电话前两天，莫妮卡给他寄了便条，想和他在老兵日（11月11日）见一面。她还加上一段恳切的言辞，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三周前，我要你注意我最近的经历，和我保持联系，不过我现在依然只能徒劳地写着便条。我不是傻子，知道这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无理取闹……日子太艰难了，我努力处理如此多的事务，无人倾诉。我现在需要你，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一个男人。请你做我的朋友。”
这次的午夜长谈，总统态度和蔼。他告诉她椭圆办公室的主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第二天正要处理希尔基金的财务问题，她不在的时候，莫妮卡可以来找他。他还问她是否能带点贝蒂忘记买的药过来。
期待会面的那天，正是标准的喜忧参半。不出所料，亨内奇出了白宫，没人会找麻烦了。所以莫妮卡按照安排，打电话给库里，要她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她自己还要摆平五角大楼那边。库里放了她鸽子，说总统正在打高尔夫，她之前也没空和他讲这事。
莫妮卡不仅买了他要的药，还有专门对付感冒的锌片糖。这不是她第一次送他糖。一次，她送他一些“回忆胶丸”，其实是一种果冻软糖，还附了张“药方”：“吃一粒就能想起你看到我时有多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