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演的那样，事情或许是真的，不过真相却在别处。
绝望的莱温斯基在等待母亲的前几个小时，竟然以闲逛的姿态去掩饰自己的恐惧。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她回忆说：“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奸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在丽池卡特，莫妮卡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两个念头：为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担心，和一个疯狂绝望的决定——必须警告和保护总统。在这个拥挤到几乎窒息的房间里，她觉得就要疯掉了，于是要求在母亲来之前，放她去商业中心里逛逛以消磨时光。调查官们同意了。在法龙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业中心里闲逛着，徘徊于Crate和Barrel家具店，流连于其他的商店橱窗之前。笑容和欢乐又回到了脸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们说个不停，讲着笑话，想用她的老一套让他们喜欢上她。她这么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只是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许就不会起诉她。
她脑海里的头等大事还是拯救总统。当他们走过马西店的时候，她找了一个借口上了三楼的洗手间，在那里她看到一个投币电话，她打电话给贝蒂·库里，但是没人接，莫妮卡沮丧地放下听筒。她越来越惊慌，看到一个母亲正在给她的孩子换尿布，就想自己把贝蒂的电话号码给她，也许她能帮忙联系贝蒂。但是她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如果被FBI发现了，这个母亲也会被扔进监狱里的。她已经害怕得麻木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光是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疲倦，”她回忆道，“我如此惊慌，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能听到自己的每一下心跳，‘咚，咚，咚'。”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的时候，她发现因为自己离开得太久，法龙很着急，已经去到处找她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她为了继续消磨时间，就建议去吃晚饭。晚上六点半，莫妮卡发现自己和一个FBI探员、一个斯塔尔的代理人一同坐在Mozzarella（一种意大利干酪）美国烤肉店里。“这真像一个超现实的梦境，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笑着，享受着，而你自己的生活却一团糟。我不停地想到总统，想到他的面容，想到他知道这发生的一切时会多么的恼怒，就像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做了错事想到你的父母一样。”
1012房的恐怖（5）
“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奸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就算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也很奇怪。莫妮卡问艾米克为什么她将会被关进监狱27年，他掰着指头飞快地讲出每项指控将被判的年数。当然，他没有说那些都是每项指控的最高年限。事实上，莫妮卡并没有被指控什么重罪，很有可能会获得缓刑或被保释，从而逃
脱牢狱之灾。
就算按照艾米克的说法，她也不能肯定，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她被发现、抓起来的时候，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还没有将那份假书面陈述上交，而除非上交，否则就不是一项严厉的犯罪。这或许解释了在这个漫长的下午，OIC和FBI的人努力要阻止她和律师见面的原因。卡特肯定说如果他能和莫妮卡说上话，就不会上交那份文件。事实上，他是在这天最后的营业时间内，委托联邦快递将文件交到位于阿卡萨斯的小石头地区、受理琼丝案的法庭。
难道斯塔尔和他的手下就干着密探的活，希望有人犯罪然后听任罪案发生？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轻易阻止这项罪行，不过他们知道如果莫妮卡作伪证罪名成立，那么他们不仅能操纵她，还能操纵真正的目标——总统。还有，如果总统那天就知道斯塔尔要对莫妮卡动手，他肯定会改变在琼丝案中的证词，那将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斯塔尔第一次用可疑的方式，推进案件的调查，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美国律师这样评论OIC的工作方式：“他们的行为就是所谓的SOP，标准操作程序。”1998年，对莫妮卡所遭遇的那种“没有伤害性的”民事犯罪的指控，整个美国也寥寥可数。当然，现在说这个也毫无意义了。“他们抓她时，根本没什么确定的罪名。”后来担任玛西娅律师的比利·马丁这样表示，他同意《纽约时报》等的观点：整件事情就是一直盯着总统的葆拉·琼斯律师团和其他右翼律师搞出来的名堂。
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伯尼·莱温斯基对女儿钦佩万分：“他们越是挤压恐吓，她越坚强。我佩服她的勇气万丈，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能承受她所受到的考验。真令人难以置信，她居然能抵挡住那些在合法保护伞下欺凌弱小的宵小之辈。”
晚饭结束，莫妮卡和她的影子们回到1012号房，继续等待母亲。FBI探员愁眉苦脸地切换着电视频道，小心翼翼避开新闻节目，最后锁定1954年的音乐剧《娱乐至上》（Ther
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艾瑟尔·默曼、唐纳德·奥康纳主演，玛丽莲·梦露也客串一个小角色。莫妮卡兴奋地说了一阵她在学校音乐课的情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难堪的沉默。她拿起房间的《圣经》，一遍遍地读其中的“圣歌91”，那是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推荐的有上帝保护意味的圣歌，当她读到“我要对主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我信任的人”，感觉些许安慰。
最后，10点16分，门铃响了，一个探员过去开门，玛西娅像守护天使般闪现。“一生中，我看到她从未有这次那么高兴。”莫妮卡说：“就像回到了小女孩的时光，母亲会把一切都搞定。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感觉自己在浩瀚海洋中独自游泳，她就是我的救生艇。我呆在黑暗恐怖的地方，她来拯救我了。”
玛西娅下了火车后，告诉母亲和姐姐先去黛布拉在“水门大厦”的公寓，然后强迫自己为了女儿要冷静下来，即使如此，当她第一眼看见莫妮卡的样子还是不禁心生恐惧：“莫妮卡坐在窗边，眼睛都哭肿了，流露出痛苦害怕的神情，手里捏着一本《圣经》，整个人在不住颤抖。是谁让我女儿变成这样的？”
玛西娅冲向她，用手紧紧搂住她，轻轻地说着任何一个母亲都会拿来安慰女儿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她尽可能地冷静下来，不失风度地向呆在房间各处的探员和调查官们做了自我介绍。
斯塔尔的人早就同意在和玛西娅单独谈话前，让她们母女呆上几分钟。莫妮卡坚信房间已经被监听了，要求她和玛西娅在走廊里谈话。等到只有她们俩，莫妮卡匆忙告诉母亲：“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带着窃听器，录下和他们的电话谈话，我不能对总统干这些。”她坚持要她们离开，尽量找到贝蒂，让总统有所防范。她想告诉他自己已经卷入了麻烦，还要让他知道自己会告诉所有人，一切关于他们关系的事都是她编造出来的。这时她太激动了，玛西娅费了老半天才让她冷静下来。
几分钟后，有人出来打断她们，说她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玛西娅被马上带到另一个房间，斯塔尔的手下向她解释了她女儿的不幸处境。“他们告诉我，莫妮卡因为说谎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还使用‘唆使他人作伪证’等普通人平时听不到的专用词汇。我想这些华丽的词汇只是指她为保护心爱的男人而说了一个谎。”
“我有些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试着向他们解释，他们犯了大错，别说27年了，她甚至不该在监狱里呆上27分钟。”
1012房的恐怖（6）
感觉到调查官们很不满，玛西娅开始对他们讲一切脑子里能想到的事情：她还年轻，六年前自杀过（明显夸大其词了，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原谅），现在高度精神紧张。她觉得，这样或许能说服他们放走莫妮卡。他们听完了，不过依然表示莫妮卡必须马上决定是否合作，因为整件事正处于“非常时期”（这词又冒出来了）。
玛西娅记得她当时看了看钟，11点，心想哪个办公室那么晚还开着，等着莫妮卡在这“
非常时期”的合作。她甚至退一步，试着要求让她和女儿能呆在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他们则可以派荷枪实弹的人在门外守着，这样她们就不可能逃走了。这个建议根本没能打动莫妮卡的原告们。玛西娅现在都还能生动地回忆当时想解决问题时急切绝望的心态：“我不再奢望我们可以离开，想着下一步可能就是逮捕了。没有选择，他们说如果莫妮卡再不合作，就正式刑事起诉了。这不是那种‘你回家，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童话。”
“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迫切希望他们能放她走。我幼稚地以为这些人会去开个会，说或许我们不能这么对待这个女孩，‘可能这不是真的’。我希望他们能停止行动，说‘等一会，这不是琳达·特里普。这不是一个我们打算摆布的那个难啃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个孩子。’”
“FBI里难道没有母亲在工作吗？难道没有同情心吗？是谁听着特里普录音带里，莫妮卡这个无辜的年轻女孩的声音，说抓她是件好事情？是谁说‘去抓她，把她扔进酒店房间，用监狱来威胁她去跟我们合作’？”
合作是关键。他们反复强调，如果莫妮卡这么做了，就不会对她提出刑事起诉。那晚在和斯塔尔手下谈话时，玛西娅依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他们：如果莫妮卡说出自己知道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琼丝案水落石出呢？如果她女儿在和特里普聊天时撒谎了呢？她只能确定一点：“我知道我的女儿，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带着窃听器，去背叛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只是浪费时间。”
玛西娅真够聪明的，没有轻信那些人。她研究过“大学炸弹案”，泰德·卡金斯基被FBI逮捕，因为他兄弟大卫泄露了他的行踪。后者出卖了泰德，惟一的要求是要FBI答应不判罚泰德死刑。FBI答应了，大卫就带他们去抓自己的兄弟，他后悔这个决定，因为一被拘留，这个恐怖分子被判罚的正是死刑。FBI则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任何事。
考虑到这点，又非常怀疑那些威胁她女儿的家伙的动机，玛西娅告诉艾米克，她想要另一个人、她的前夫听他们重申一遍他们的承诺——如果莫妮卡合作，将不会受到任何指控。艾米克表示他们不能打电话给伯尼。玛西娅为了莫妮卡努力保持镇定，解释说她需要他们打这个电话，这样就有独立证人能够证明OIC的承诺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米克问她是否需要书面证据。玛西娅考虑了一下，接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当他回来，告诉玛西娅他无法给他书面材料，因为他找不到打字机。“这时，我脑袋里的警钟敲响了。”玛西娅回忆说：“没人再用打字机了，他完全可以找张纸写下来。那时我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我之前所能想象得严重可怕得多。”因此，这时，晚上11点多，她毫不犹豫地坚持要给莫妮卡的爸爸打电话。
自从接到玛西娅在火车上打来的电话，伯尼·莱温斯基一直忙着。他成功地找到了正在上庭陈述案情的比尔·金斯堡。当听说伯尼想和他通话时，金斯堡一边做着他标志性的戏剧演员式的夸张动作，一边宣布一位放射性肿瘤学家有急事找他，要求听证会暂停。
金斯堡一听伯尼说了他所知的只言片语，就严肃地告诉他：“电话里别再说了，我会尽快来看你。”伯尼说：“之后，我开始发抖。”他相信金斯堡的判断，了解他作为一个审讯律师的声望，特别是他遇到复杂医学案件时的反复诘问能力，更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作为伯尼企业——西方肿瘤医学集团——的医疗事故律师已经有好几年了。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伯尼再婚后两人才成为朋友，不过他俩关系不错，因为彼此年纪相仿，而且在同时入读旧金山名校伯克利。伯尼和第二任太太芭芭拉，与比尔·金斯堡和太太劳拉经常拼成四人组，一起度周末，品尝红酒，到别处度假。许多周五晚上，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看电影、吃寿司。凭着他招牌式的蝴蝶领结。长者风范和如W·C·菲尔兹般冷峻的声音，金斯堡马上就将成为全国名人。
不过，这晚，伯尼所关心的是金斯堡就是那个飞马赶来救她女儿的人。两人在洛杉矶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