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马口铁的大箱中。他在切尔姆福特巡回大审时受到审判，坎普斯出庭在医学方面的作证。他说这个女人死于窒息。虽然尸体已经干缩和分解，坎普斯告诉地方当局他在死者的肺部发现细小的帽针头大的出血点，证明她死于窒息。
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皇家律师德里克·柯蒂斯…贝内特在进行辩护时发现这一观点很难被接受：他给我们两人提出这件事。
“这太不可能了，”我看着警察拍摄的已经木乃伊化的尸体照片说，“双侧肺已经皱缩、分解——布满了炭尘。”
“坎普斯这次太离谱了。”蒂亚尔冷冰冰地说。
正如柯蒂斯…贝内特考虑的那样：缺乏窒息的证据。“我想请你们两位都到庭，”他说，“尽管我认为大概不会需要叫你们两者之中的任一个参与。”
他要蒂亚尔和我坐在紧靠他后面，在他站起来盘诘时，我们刚好能被坎普斯看见。这就生效了。坎普斯看样子瘪下去了，他无法重复他已经写在纸上的有关出血点的证据，当时他说：“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认为……”柯带斯…贝内特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占优势了，他转身对着我们，以响亮得足以使整个法庭都听得见的声音说：“谢谢，先生们，我想不需要再麻烦你们了。”
这就是律师们所谓的“不足为证”：在法庭不能重复你在原始报告中提出的观点。要是坎普斯不是受到柯蒂斯…贝内特坚决的公开反对，而后者又受到蒂亚尔和我的支持，他或许会凭着这种不成体统的证据（他自己必定知道）蒙混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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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加·腊斯加汀是个善于观察细节的经验丰富的律师，几年以后在评论罗伯特·杰克逊写的坎普斯传记时说：尽管开始时充满信心，杰克逊“根据无懈可击的相反资料，首先感到惊奇，然后感到犹豫不决，最后不知所措了”。这部传记的主人翁实在不象人们预料的皇家病理学家的样子。
这使人感到失望。坎普斯对工作有巨大的热情而且有相当强的工作能力。但是正如他经常吹嘘的：他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法医病理学和实验室检查”，他的同事不可能比得上，这就使他很难和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更何况这种情况也不是真实的。
1960年他组织了一个独立的“法医科学研究会”，他邀请律师和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高级律师参与以求改进法庭上对医学证据的表达和处理的标准。他又犯了一个轻视其他病理学家的错误——这一次是几百个医院的会诊医生，他说他们不能胜任法医尸体解剖和法庭工作。因此1963年当皇家病理学家协会成立时，他的同事们甚至都不提名他担任理事；而蒂亚尔和我都被选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坎普斯为此事感到异常失望：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因而更加孤立，这种情况正好与我们一起开始“刑事工作生涯”时就已经形成的亲密无间的友谊完全相反。他因拒绝进行外科手术死于1973年，而这种手术在几个月前他自己就已经懂得非常需要。我觉得他是个非常不幸的人，他不象我们，从来没有去追求他自己同事们的尊敬和好意。
蒂亚尔却是一个惹人喜欢得多的同事：一个踏实的脾气很好、很幽默的人，无论是野外作业或在法庭证人席的工作都能胜任——很象他的“前辈”约翰·泰勒，那是斯皮尔珀里在法庭上遇见过的最有力的“对头”。蒂亚尔和我发现我们的态度很相似。我们共同工作的四十年间，我记不起有过那一次关于我们业务工作出现明显分歧的。仅仅有一次，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是由一个我帮助作证的流产案例那个辩护律师引起的：
“你能，”在盘诘时他对蒂亚尔说，“想出在这一问题上有哪一位比辛普逊先生经验更丰富的吗？”当然，这位律师“抬出我来”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
蒂亚尔毫不示弱。他甜蜜地微微一笑，然后说：“你是在为难我。”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我同样有经验：我刚好写了一篇关于流产死亡的文章，这使我的律师有机会用来替他的委托人进行辩护。蒂亚尔认真听了从我那篇关于流产时空气栓塞引起迟发性死亡的文章中引证出来的一长段话，然后他说：
“是的，那当然是一种可能性。”
平分秋色。我们两个都很高兴：法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微笑了。
坎普斯就很少用这样好的态度来作出反应。对于他来说反对是对个人的挑战。
一次，仅仅是一次，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干差事”。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案件，很可能对我们大家都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件。
这是一次尸体发掘，尽管这不是进行交际活动的时候，但这次发掘却有特别多的人到场观看。
1953年5月18日，我们在通常进行发掘的上午5点30分于肯辛顿皇家自治城的罗马天主教公墓相会。那些安排这一事务而且毫无疑问睡过头的人总是假定如果定在破晓时进行，发掘尸体就会太冷静，会变成私人事务性工作。应得到加倍的保证，因为这是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当局已经设置路障，不许未经批准的人进入公墓，周围派了30个警察巡逻，使那些公众和报社记者不要围拢来。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当棺材抬起来时，成群结队的报社记者、摄影师带着有望远镜头的照相机排在高起的巴士路围堤边。象通常一样，许多早起来的人有时间停下来，站在栏杆边希望能瞥见一眼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公认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发掘。这是由于辩护律师，而不是由于检察当局要求的。在押犯人又确认自己有罪。由于这件谋杀双人案，有一个人三年前已被处绞刑。
我代表被告一方，检察总长提名坎普斯作尸体检查。蒂亚尔和我们一起，因为1949年19月是他做了最初的尸体解剖。第四个医生，不是一个病理学家，而是一个精神病学家霍布森作为被告方的后盾。
墓坑深约5英尺，墓石已被抬开，在我们到达之前大部分的泥土也已经搬掉。这副棺材在公墓里六个棺材的最上面。棺盖已扫干净，刻有名字的铜牌已暴露出来，警察照了像。然后棺木被抬出来。殡仪员、停尸室主管人和挖墓者郑重地辨认了刻有名字的铜牌，牌上写明在棺木里有两具尸体：“贝丽尔·伊文思，19岁”和她的女儿14个月。我们很满意看见这副棺木是用一英寸厚的榆木板制成的，还完好，只是棺盖微微翘起。我同意将棺盖微微掀开，使里头的气体在棺材搬出墓穴之前能够跑出来。然后我和我的秘书从这些盯着看的人眼前和照相机底下溜出来到肯辛顿一家旅馆吃早餐。
8点15分，我们重新在肯辛顿停尸室聚集，此时又参加进来了首都警察实验室负责人尼科尔斯、两位警长：伦敦警察厅联络官乔治·沙尔塔和乔治·詹宁斯。后者在第一次尸体解剖时对尸体作了个人识别，这一次他又将担任这个任务；也是他，记录过蒂摩西·约翰·伊文思的供词并指控他谋杀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尽管有许多证据证明他谋杀他的老婆，但伊文思只被宣判谋杀他的女儿。这一怪事的原因是英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次只允许一个人被审讯一件谋杀案，但可以允许听取不是此次审讯的那些案件的凶杀证据。如有两份或更多的起诉书，由检察当局挑选其中的一份先处理。本来控告伊文思谋杀贝丽尔的证据要强有力得多，她是先被杀死的。但检察当局选择谋杀儿童这一案是因为这样做就不存在被告抗辩因受激怒而误杀的危险性。两个犯罪行为被认为是一件事。经过一段法庭的争辩以后，法官终于同意接受所有关于谋杀老婆的证据。每个有关的人员——检察当局、被告、法官和后来三个精通法律的刑事上诉法庭的法官——都同意：这两起犯罪是同一个人干的，而且在当时看来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另一个法官布拉宾在16年后复查此案证据时，却打算下结论说这一判断很可能是错的。公众认为布拉宾的调查发现伊文思并没有杀死他老婆。而实际上很可能是他干的。
伊文思于1950年1月13日被宣判谋杀他的女儿吉拉亭，在那一次审判之前他拒绝承认谋杀贝丽尔和他的女儿，并反指控该案的主要证人约翰·克里斯蒂自己干了这两起凶杀案。克里斯蒂因为与他同住一个屋子，因而有机会作案。但因他没有明显的动机，皇家律师驳回这个指控，认为是“胡诌”。陪审团一致表示赞成，伊文思被处死刑。
三年后，在同一间屋子又发观了六个妇女尸体的残骸。两个是在贝丽尔之前几年死的，其他四个是在其后死的。克里斯蒂在帕特尼桥附近的泰晤士河堤上徘徊时被捕。他承认是他杀了所有这些人。后来他也承认杀死贝丽尔·伊文思。这时我参与了这个案件。
其实关于克里斯蒂凶杀的动机是没有什么神秘的，而在审判伊文思时却认为是“不存在的”。坎普斯和尼科尔斯在扣留克里斯蒂之前就已发现了这一秘密。在他的花园里有一具10年前埋的已白骨化的尸体，其他四具尸体只死了几个月，由于偶然的机会保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克里斯蒂的厨房壁龛），空气又有些流动，几乎是保存尸体的良好环境。四个都或多或少穿有衣服，但没有一个穿着短衬裤。在最迟死亡的那一例（大约20天），坎普斯发现从阴户和阴道内有带白色的物质流出。他对四具尸体都作阴道拭子并作显微镜检查，其中三例有精虫。克里斯蒂的老婆例外。
到当时为止，发掘贝丽尔和她女儿的工作对伊文思案件还没提出什么问题，这个案件已经作为官方解决了的案件存档了。克里斯蒂的律师断定他唯一可能的辩护是被告有精神病，而且他们认为七个凶杀案似乎比六个更说明被告疯得厉害些。克里斯蒂的神志健全得完全能理解这种观点，他给监狱的牧师解释说：“越多越好”，使牧师感到震惊。
克里斯蒂犯罪记录上增加点犯罪事实，似乎不太可能在即将开始的审判时对他的判决产生什么影响，而公众对发掘的特别兴趣与克里斯蒂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克里斯蒂真的杀死了贝丽尔，不是伊文思杀的，那么伊文思也就极不可能杀死他的女儿了（克里斯蒂不承认杀死这个小孩，这个保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会有什么兴趣去毁灭这个还远远达不到适婚年龄的小女孩）。因此我们知道，当棺盖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可能证明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处绞刑的证据。
用精神病学家霍勃森的话来说，克里斯蒂是个“病态说谎者”。他还假装是个严格的有道德者，他每次对罪行的供词都包含着假造的理由。他制造借口说杀死他的老婆是出于使她“减少痛苦”。在另两个案件中他说他的受害者先动手打人；最后他说贝丽尔曾请他帮她自杀。
克里斯蒂的最后四个受害者都是被用绳子勒死的。他说他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杀死那两个当时己白骨化的受害者。在四例坎普斯检查的尸体中有三例（克里斯蒂夫人除外）可以清楚地看见一氧化碳中毒的征象，并且经过分光镜检查得到证实。从这三例所作的阴道拭子也证明在死亡前后有过性交——但人们不能肯定性交究竟发生在死亡前、死亡过程中或死亡后。
克里斯蒂第一次承认谋杀贝丽尔——在布里克斯顿监狱里对他的律师承认——其过程亦是同一类型：先用煤气使她失去知觉，跟着用绳子勒她，然后就性交。当他向霍勃森先生重述这供词时，克里斯蒂说他不能肯定是先勒她还是先性交。他的律师克利福顿给我提供了蒂亚尔的原始尸解报告的副本，并要我考虑是否有支持他供词的医学证据。
最强有力的证据是贝丽尔（她的女儿也一样）被用一条绳子勒死，这是克里斯蒂固定不变的手段。而大多数凶手都是徒手掐死人的。另方面蒂亚尔的报告还证明贝丽尔在死之前被痛打过：一只眼发黑、上唇挫伤说明脸被拳击过。而在她的大腿和小腿有更为严重的挫伤。这些损伤与克里斯蒂的谋杀方式是不同的。蒂亚尔还注意到在阴道前壁有两处伤痕——一处是老的疤痕，其旁边有一处小面积挫伤，蒂亚尔在地方法庭时说这处挫伤“可能是由于企图暴力性交或搏斗时引起”。后来他又认为这很可能因使用注射器而自伤，贝丽尔似乎想试行流产（她怀孕四个月）。除了没穿内裤外，她的尸体穿了全套衣服。但当时蒂亚尔没有作阴道拭子行实验室检查。“要是他这样做了的话，他本来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现克里斯蒂的精子。”鲁多维克·肯尼迪在他那本十分畅销的书《利林顿寓所10号》里这样写；而我却怀疑在所有关于伊文思…克里斯蒂案件方面所写的成千上万字的故事中是否还能发现比这更为粗心的夸大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