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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巴蓄着一绺小尖胡的朝鲜代表还是不依不挠：“这样说来，预定用于印度方面41旅，上国是否能包下他们的给养弹药？
“给养自带，自行补充，你们是100养1个兵，不可能负担不起吧？弹药嘛，原则上是自带自补，不足部分，参照英联邦与其自治领地做法，通过两国间贸易解决。情况紧急时，可向友军求助，友军视情予以协力。”
朝鲜代表皱起眉，欲言又止，面对宗主上国，实在不敢太过造次。
那边厢刚压下了朝鲜人，这边厢日本代表又发话了：“请问参谋总长阁下，派去印度洋作战的我国部队，我国有无军令权？所需给养、弹药、船只，贵国是否予以分担？”
刘百良心里冷笑一声，斩钉截铁道：“无庸置疑，最高军令权当然在联合大本营，次而为方面军司令部，再次为集团军司令部，再次为军司令部。预定部分贵军将混编入亚太解放军各军，部分贵军单组为一两个军团，也就是说，贵军派印部队的最高军令级别为军级。至于给养弹药船只，依据贵国的国力，自带自补自运应当不成问题。”
“什么不成问题？北太平洋地6个师团，东海的2个师团又要打仗，日本的国力……”
“别忘了，你们也是100人养1个：惠，给养就不说了，贵国兵工生产的情况我们也很清楚，维持14师团的作战有什么问题？还有，贵国的120吨商船，难道打算保留下来做协约国军的战利品吗？”
日本代表脸一红，无话可说。
武士道精神的软腹之一，就是怕人家骂他怯懦
第一百七十七章 举国一致（一）
国会议事堂，东偏厅，一张椭圆长桌前，围坐着八位政党领袖：中民党总裁张志高、自民党总裁孙文、大公党总裁康有为、铁血社主席江治（退役海军少校）、兴华党总裁蓝天蔚（退役陆军准将）、青年党总裁韩新火男爵、公明党总裁谭嗣同以及社民党总书记鲁道明。
这八人所领导的政党，占有国会参众两院百分之九十五的议席，以及各省县议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议席，在连续运作了二十年的代议制度下不断发展、成熟、整合，触角伸展至社会的各个层面，可以说，每个党所占有的每个国会议席后面，都蕴涵着影响、动员数十万民众的力量。
这其中，中民、自民、大公三党（包括其前身）组成的联盟已有近二十年的联合执政经历，以渐进改良和保守稳定为基本政见，但三党内部派系众多，纷争迭起，缺乏坚定纲领。即便如此，由于掌握强大行政资源，背后有财阀和军方支持，又都是宪政的先行者，选举经验丰富，就承宪元年大选的结果来看，执政联盟地位还是相当稳固。
铁血、兴华、青年三个激进国家主义政党则是近十年来逐步兴起的政治势力，因鼓吹军国主义和“尊皇攘夷”，颇受军方青睐，在“后”也就是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中也有较大影响力，其纲领；有力，故在承宪元年大选中收获颇丰。这三党组成的联盟又称“国家主义阵线”。
秉承民主和民生主义的公明党在承宪元年大选中击败大公党，跃居众院第三大党，并与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社民党组成所谓“左翼联盟”，声称代表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主张改善民生、改良民主。反对穷兵黩武、军人干政。
“不行！”只听左翼联盟盟主谭嗣同一声怒喝，会议乍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绝对不行，这是借口，军阀权贵摧毁宪政的借口！”
“请谭总裁说明白点，谁是军阀权贵？”以《军国民》一书一跃成为“铁血主义总旗手”地国家主义阵线盟主蓝天蔚冷笑反问道。
谭嗣同毫不相让：“谁拿国民的血肉来换取他小集团的富贵发达，谁就是军阀权贵！”
蓝天蔚一巴掌拍到桌上：“那么在为国为民浴血奋战的帝国军人背后说黑话放黑枪的家伙，又算是什么东西！”
“两位稍安勿燥，有话好好好说，好好说。”康有为忙着做和事佬。孙文则偏向一旁抱臂不语，这已足以显示两人对那个史无前例的“举国一致”案的态度。
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前两天，张志高就私下找他们商量过，拍着胸脯保证了一通，康有为一开始还颇有微词，但一听这其中有皇上的意思，便转而声称百分百支持，孙文先是唯唯诺诺，回过头又说还要听取党内高级干部意见。临到此时呈现骑墙姿态也就不足为奇。
所谓“举国一致”案，就是效仿欧战爆发后的德国国会。由国会立法，主动放弃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力，奉交皇帝并转授战时内阁。其中又有根据国情附加地条件，即国会各委员会作为相关部门的顾问机构和监督机构，赞襄大政，检举清督。
张志高并不担心康有为和孙文。
康是坚定的保皇党，虽然也曾保过前清皇帝，但事实证明，他和他的儒者弟子们对爱新觉罗氏的忠诚并未胜过对君主立宪制度的忠诚，这也是存在了十年的保皇党得以在刘氏皇朝建立后成功改组为大公党并继续留在执政联盟中的前提。康的君主立宪主张。原本介于欧陆早期开明专制与德意志帝国的实君立宪之间，因此，既然德意志帝国能做，中华帝国又有何不可？何况在他看来。臣子本来就该“仰承圣意”，昭应明君圣主地为国之心，当今女皇陛下的圣明无庸置疑。因此既然陛下有意如此，臣子自当精诚执断，以慰圣安。
“宪法？宪法本来就是人造地，为了皇上，为了帝国，再造一个法不就行了？”
这就是康对宪政的基本态度。
至于孙文，虽然也有那么一点理想，那么一点豪情壮志，那么一点原则，那么一点百折不挠，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那自民党的基本盘，还就是民族主义加几分江湖义气，什么洪门，哥老会，这个帮那个派，说不好听的，自民党者，江湖党也。江湖是什么？黑社会？不一定，有的可算是中国原生态的商会、工会、农会，但与新型的农工商会不同，这帮人是不会关心民主也无心于人权的，他们想要的不过是现实利益，现钞或官位，只要给足利益，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偏偏他们在思想陈旧的落后地区还有那么些影响力。这样地江湖党，自然是政府的好走狗，便宜，量足。美中不足，有点臭，还有点毒。
简单来说，早在找孙文谈话之前，张志高早就派部下把自民党的大老收了个遍，故才如此胸有成竹。
国家主义阵线与江湖党不同，他们是真心信仰国家主义、铁血主义、军国民主义，诚心诚意尊皇攘夷，巴不得帝国大杀四方，一统环宇，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加危险。但现在还远未到考虑他们危险性的时候，战争时期正需要他们，他们地活动是兴奋剂，每一张海报、每一篇文章、每一场演说、每一幕戏剧，都是政府希望人们吞食的的吗啡与摇头丸。只要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尊皇攘夷，这些人会不惜一切代价。
“命都可以丢掉，何况几页废纸（指宪法）。”
蓝天蔚曾豪气万分地对张志高如是表态道，反倒让张志高感到些许悲哀——20年地宪政实践，却培养出视宪法如废纸的议员来
还需要花点力气的，就是这帮软硬不吃的左翼联盟。
对付他们，张志高还是有点自信的
第一百七十七章 举国一致（二）
午饭前结束，张志高走出厅门时，长出了一口气。
口才是次要的，大势与利益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存在。
欧洲的社民党人，无一例外都投向了他们的祖国和政府，全心全力支持本国打仗，你中国的左翼联盟闹腾个什么劲？
再说了，又不是彻底废除宪政，议员也并非就此回家吃闲饭，战时内阁还是需要大家做顾问的嘛。只要立法规定清楚了，战争一结束立即回复战前政治常态，到时即便军方顽固分子擅自行动，大义所逆，天下人人尽可讨之，何况还有圣明亲民尊法重宪的女皇陛下在那里，反动势力是跳不起来的，事实上军方也无意将战时体制千秋万代永不变更嘛。
说到史无前例，这世界大战倒也是史无前例，形势在变，对策不可不变，为此大战开一特例，又有何不可。
说到人民福利，说到民主人权，想近年来列强以贸易壁垒遏制我工商，以金融黑手扰乱我经济，以至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哀号遍地，饭都没得吃，还谈什么福利，谈什么人权？不彻底扭转这畸形的世界秩序，国民的福利与人权就永远捏在洋人财团的手里，时不时给你整个经济危机，搞得你百业凋敝国库拮据，一点一点勒到你死，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奋而反击，趁此欧战良机，一举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有了稳定公平的新秩序，工商发展了，国库充实了，才能更好的给国民予福利嘛。老百姓都有活干了，生活有保障了。还有些闲暇读书看报听演说上夜校，民主才能进一步普及嘛。
最后还有一点，就算你左翼联盟全投反对票，执政联盟与国家主义阵线加起来，还是能以三分之二多数强行通过议案，但为什么还非要寻求你左翼联盟的支持？你们左翼联盟的议席虽少，却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国民地，创造举国一致的局面，绝不是搞多数人的暴政，用强权用暴力压制不同声音。而是要尽可能让国民了解事实，明晰道理，体谅大局，自觉自愿加入其中，以积极主动的精神为战争做贡献。
好说歹说，费尽口舌，谭嗣同总算点了头，张志高却并不感到大有成就，反倒觉得肩上的担子又沉了几分。
战争是一定要打赢的，可战争结束后国家就一定能恢复常态吗？
单纯信任杨正金的承诺就可以了吗？
张志高觉得。什么大义，什么女皇陛下。在暴走的军头面前不过是一层单薄的窗纸，一捅即破。
十年前他已亲身领教过了，被献祭的除了他最敬爱地导师，还有他最珍爱的一对儿女……
想到这里，心里被什么东西绞住一般，不觉斜倚在一根大理石圆柱后，一时竟动弹不得。
只要我活着，一定……不，这种誓言跟放屁差不多。
需要力量，更多更强的力量！
如果无法创造新的力量。就只能借助结盟……要跟谁结盟？还能跟谁结盟？
那个人，真的可以相信么……
223，国会参众两院以百分之百的出席率，百分之九十八的赞成率。通过了《建立举国一致战时体制法案》，决定从翌日起向女皇陛下奉移宪法第四条第八款的一切权力，国会即日起休会并停止选举议员。直至战争结束。
224，承宪女皇下诏，将得自国会的宪法第四条第八款诸权力部分转授战时内阁，由总理大臣负责将所得各项权力通过政府法令分配到各相关部门。
翌日，女皇诏准战时内阁改组，免去杨正金总理所兼内政大臣一职，改由文教大臣张志高兼任。免去邓简大将的国防总部陆军部长职位，改任印度方面军司令官，原职由杨正金兼任。此外，杨正金辞去内政委员会委员长，由原副委员长张志高接任，司法大臣莫宁任副委员长。
举国一致赞襄大政地新局面至此顺利达成，皇帝与政府取得了比一八九六年建宪以前更大的权力，这空前地自由度，却是代表国民的国会给予的，自然也就明正言顺可称之为“民意所向”。
新任内政委员会委员长张志高跳上来放的第一把火，就是召集在京文教界要人名流，在自家公爵府里开了一场西式沙龙酒会。
受邀名流不下数十人，皆为各领域的领袖翘楚。
有的一篇文章一次演讲足以振动洗刷整个思想界，譬如提倡“兼容并包、新旧共存”的公立燕京大学校长、全国教授联合会会长蔡元培；又如白话文运动积极倡导者、创办了包括《新青年》、《汉声》等十余种白话文刊物的“新文化旗手”陈庆同。
有的写一部小说，唱一出戏，或引得市民排队买报看连载，或令万千戏迷不惜重金买黄牛票听一场首演，前者的代表有所谓“鸳鸯蝴蝶派先锋”，创下一部小说再版三十二次、销量爆百万记录地现帝国作家协会会长包天笑；后者有绰号“小叫天”，曾组“同庆班”于内廷伺候前清皇室的梨园长老，现帝国国剧协会会长谭鑫培。
有的拍一部电影，编一部话剧，或可激动成千上万普通人的感情，如筹拍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父难妻》、号称“中国电影之父”地现帝国电影协会会长郑正飞；又譬如以新话剧《大陆春秋》震动全国，开创开、承年间话剧大繁荣局面，并于承宪二年受封男爵的“帝国话剧第一社”春秋社社长刘艺舟。
还有来自记者协会的笔秆子元老，来自新音乐协会地“洋乐”带头人，来自多个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几所著名私立大学的校长、校董，几位社会科学院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