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针等到天亮母亲起来后，父亲和母亲一道又把我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到了县医院我被确诊为患了慢性阑尾炎，虽然可以不作手术但院还是要住的，尤其象我这样一个全家唯一一个能传宗接代的独儿子，父母更是不可能有半点懈怠，哪怕家里早已债台高筑，但在他们的眼中儿子的病是天大的事，半点也不能耽误，于是母亲留在医院照顾我，父亲赶忙返回家中筹措住院费。
亲戚的钱该借的都已经借光了，再说看看我们的家境还有谁敢借钱给父亲呢，更何况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有几个是有钱人呢。万般无赖，父亲只得向信用社贷款，父亲是大队会计贷款虽然容易但是那可怕的利息却是个无底洞啊。从此父亲以及我们全家背上了无休止的还贷的十字架，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别人都已经迈上了发家致富的大道，可我家还在为还贷发愁。
五、山雨欲来
六四年冬，由中共中央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区委根据上级要求，在区委所在地召开了“四清运动”动员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大队和贫下中农代表。父亲作为大队会计理所当然地要参加这个会议，一同参加会议的还有我们村的贫下中农代表葛如海。葛家本来就和我家就有世仇，解放后父亲当了大队会计，妒忌之火难免油然而生，一直伺机报复，五九年他们借国家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之机，开始同父亲进行了建功立业国后的第一次政治较量，他们用小恩小慧收买了工作队员杨木清，硬说父亲犯有严重的贪污罪，又是宣布停职检查，又是组成专班清查父亲的帐目，费尽心机折腾了几个月，结果一无所获，不得已只好让父亲官复原职。这第一次较量就这样以葛氏家族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从此我们与葛家的怨越结越深。
在那次动员会上区委书记作动员报告时结合五九年“三反”的经验教训非常严肃地指出：“这次‘四清运动’是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广大农村干部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吸取五九年三反的教训，严禁拉山头搞宗族主义，严禁打击报复，严禁收买工作队，三反时有的把工作队请到家里吃吃喝喝，有的为工作队的人买鞋子买衣服，腐蚀拉拢工作队制造了一些冤案，这是要不得的，这次‘四清运动’不能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葛如海听了书记的这些讲话如坐针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散会了别人都纷纷离开了会场，他一个人在会场里走来走去，别人问他他也不吭声。晚饭钟敲响了，别人都拿着饭碗去吃饭，他一个人躲在被窝里蒙头大睡，有人喊他去吃饭他只是摇摇头：“头疼，不想吃。”
夜阑人静，开会的人都已进入了梦乡，葛如海独自一人蹲在寝室外的一棵大树下一袋接一袋的抽着老旱烟，恰在此时大队书记起来撒尿，看到树下那一明一灭的火星，书记转身回到寝室披上棉袄来到树下一看是葛如海：
“老葛，这么晚了你怎么还蹲在这里吃烟？”
“区委书记是怎么晓得的，区委书记是怎么晓得的？。。。。。。”葛如海不住地重复着这句话。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大队书记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耐不住大队书记的反复追问，葛如海织好说：“五九年我是给工作队的杨同志送过一说新球鞋，可这事谁也不知道啊。”
“区委书记是大面讲的，怎么会是说你呢？老葛啊，做人心胸开阔些，遇事想开些，怎么能为这点小事就这么想不开呢？”大队书记耐心地开导着他。
“那年大队会计正好又被停了职，又被查了帐，我们两家本来就有仇，我这不是收买工作队打击报复是什么？区委书记不是说我又是说谁呢？”
“区委书记又没点你的名，大队会计也没计较那年的事，平时见了面你们不照样称兄道弟吗。”
“那是表面，谁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要怕，回头我再找会计谈谈，也许会计还不知道是说你的呢，你放心不会有事的。”
好说歹说，大队书记总算把葛如海劝进了寝室，望着他脱衣睡觉，自己的才钻进被窝里闭上眼睛。
不知是做了亏心事，灵魂深处感到自责和不安，还是区委书记的批评使自己丢尽了脸面，葛如海怎么也不能入睡，越想越不是滋味等到大队书记鼾声如雷的时候，他又穿好衣服，走出寝室。这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大队书记已没把昨夜的事放在心上，别人也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总之大家都没有在意葛如海的存在与不存在。直到吃早饭了，人们才发现小了葛如海。这时大队书记猛然想起昨天深夜的一幕，赶忙打发人四处寻找。
无独有偶，正当人们为找不到葛如海而焦躁不安的时候，街上传来了在街边一口名叫紫金山的古井里发现了一具死尸的消息。听到这如雷贯耳的可怕消息，书记赶忙带上几个大队干部没命似的朝井边跑去，只见井边已经围满了人，围观的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尸体已经捞上来了，还是个男的。”
“有三四十岁，身上穿的黑棉袄。”
。。。。。。。。。。。。
大队书记们几个人拼命拨开人群，一个劲的挤到里面一看，全都惊呆了：“怎么会是老葛呢？”
父亲的心里更是翻江倒海，既为死者感到同情，尽管我们两家有着无法解开的疙瘩，但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更何况父亲是一个胸怀比较宽阔的人，对两家的矛盾并没放在心上；同时父亲又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这葛家一向仗着人多势众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加之是一同来开的会，往后不知又要生出多少事端，于是嘴里不住地唠叨：“他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呢？”不过父亲也在心里安慰自己：“反正自己没做亏心事，用不着担心。”
老练的大队书记立即召集同来的几个大队干部开了一个临时会议，会上他没有讲出葛如海昨夜的神情举止，只是就眼前的事作了简单的分工？由他亲自向公社书记和区委书记汇报，大队长回村通报消息并作好家属的工作，其余的人负责料理后事。
村里的人听到葛如海淹死的消息顿时象炸了锅，各种猜测伴随着悲痛和吃惊在各自的内心滋生，奶奶和母亲除了为死者同情之外，不免又有几分对父亲的担心，生怕父亲受到牵连，盼望着父亲归来弄清事情的真相。
下午父亲随同运送尸体的人回到了村里，忙前忙后的张罗着葛如海的丧事。当时，父亲是他们那个年纪的人中间唯一一个读过书的人，加上又是大队会计，算得上台面上的人，村里婚丧嫁娶都爱请父亲主持，父亲也乐意做这些出头露面的事。
葛家虽然对父亲心存不满，一则需要一个人为他们主持后事，二则没有理由挑起事端，整个丧事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父亲也落了个相安无事，奶奶和母亲也放了心。现在想来多亏了大队书记当时的精明，没有对其他大队干部说出葛如海死前的征兆，不然一定会象疯了一样闹个天翻地覆。
说来葛家也确实令人同情，葛如海撒手西去，丢下妻子带着八个儿女，除长女已经成为大人以外，其他七个都未成人，最小的只有两岁。安葬了葛如海，他的堂兄葛如山就去找大队书记为弟妻以及侄男侄女要照顾，大队书记好言推托说：“你弟媳的情况，我们很同情，我们会向上级回报的，你最好能亲自找一下上面。”
于是，葛如山带着弟媳找到公社，又从公社找到区，结果区里负责接待的一个领导说：“你弟弟不是因公死亡，是心胸狭窄投井自缢。怪谁呢？”
那位领导的一句话惹火了葛如山：“你凭什么说我弟弟心胸狭窄？”
那位领导为了证实自己说法的正确性，一五一十地把大队书记的所见所闻说了个清清楚楚。这一说不要紧，可我们家从此就开始遭殃了。葛如山带着弟媳返回村里把区里那位领导的话告诉了族人，大家一合计决定找我父亲要人，我们和葛家本来与葛家各自分属两个相邻的四合大院，我家住的九柱十一檩的三间正屋最北边的一间住的一家名叫葛如元，我家与葛如海家中间只隔着葛如元一家。从那天开始葛如海的遗孀三天两头的在家里点着我父亲的名大哭大骂，硬说是我父亲逼死了葛如海，动不动还带着葛氏族人到我家大吵大闹，我们全家一天也不得安宁，这一闹就是十年，这十年我们一家人整天过着提出来心吊胆的日子，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至今想起来还心惊肉跳。每当想到这些，我不禁由衷的感激——被葛家称作叛徒的我的隔壁葛如元一家。葛如元当时二十刚出头，家中只有母子两人，其母原本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幺表姐，后经人介绍嫁给我父亲的堂兄二哥——我的二伯父，未生一男半女，我的二伯父就因病撒手西去，于是又经人撮合改嫁葛家生下了葛如元，二妈嫁到葛家后我们称她幺姑妈。由于这样的渊源，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幺姑妈给我们提出来供了无私的屁护。
六四年腊月二十二，我该过虚十二岁了，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应该有一个隆重的庆典宴席，尤其象我这样的独生子更是要办得隆重风光，本来奶奶和父母亲早有准备，但是由于葛如海死后我们一家一直在他们的唾骂声中渡过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心情，更害怕葛家趁机大闹，早早地就谢绝了各位亲朋好友的祝贺。果然不出所料，那天一大早，葛如海的妻子又开始大哭丧着脸大六闹了，什么难听骂什么，尽管这样奶奶还是躲在织布机放了一包小得可怜的鞭炮。到了中午，母亲娘家唯一亲人我的表兄还是来参加了我的生日庆贺，一顿中饭都是在葛家的闹骂声中进行了的，奶奶、父母和表兄都望着我唉声叹气。那时我们村一共住着二十四户从家，其中就有十八户与葛家沾亲带戚，寡不敌众，我们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有的只是忍气吞声，为了保全一家老小的生命安全，我们也只能忍辱偷生。。。。。。我的十二岁生日就是在这样没有半点生气，没有半点喜庆，有的只是泪水和着哽咽。。。。。。我永远忘不了那年的腊月。。。。。。
六、黑云压城
第二年春天，四清运动正式开始了，上级派来了工作队。工作队的都是外地人，住宅区在我们村的工作队组长是谷城人，姓盟，秃顶，有人背地里叫他盟秃儿。工作队一进村所有的大队干部都靠边站，父亲是大队会计，掌管着大队的经济命脉，更是首当其冲的被整对象，尤其是葛家更是发起了疯狂的报复。
葛家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葛如海死后，葛如海的弟弟葛如友又成了贫下中农代表，自然是工作队依靠的对象，工作队一来就住进了葛家。第二天就召开社员大会宣布撤消父亲大队会计职务，将所有帐目收缴到大队办公室，从此父亲便开始了无休止的被查帐，无休止的写检讨，无休止的遭批斗。白天父亲要参加繁重的劳动，晚上写检讨挨批斗，本来就常年患有哮喘病的父亲那能经受得了累气交加的折腾，因而就咳嗽得更加厉害，喘得更凶，于是“喉包”就成了父亲的代名词。每当我们听到人家这样称呼人父亲，我们心如妇女刀绞觉得既是对父亲人格的侮辱，也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然而我们的一切感觉在那时又算什么呢？有谁会在意我们的不幸呢，恰恰相反，别人的幸福正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的。
批斗父亲的第一次大会是在大队学校的操场上举行的，没想到父亲和几个大队干部亲手为学生平整的操场却成了，几个大队干部轮番挨斗的会场。前一天晚上，隔壁的幺姑妈轻轻敲响了我们两家之间的窗户：“老表，老表，说好了明天开你的斗争会，姓葛的要在会上打你，你要想办法躲一下。”
父亲早就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只是平淡的：“难为你了，幺姐姐。”
奶奶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快，快出去躲一躲，葛如山那狗日的当过土匪，心狠手辣，什么样的事都干得出来。”
妈妈赶忙给父亲收拾东西，催促父亲快点出门。可是父亲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躲得过今天能躲得过明天吗，再说反正人不是我逼死的，我一跑不正好说明人死与我有关吗。”
奶奶和母亲一想父亲说的在理，就没再做声了，一家人静静地坐等着可怕的第二天。
第二天上午，全村一千多男女老少，坐满了黑压压一操场，土台子上坐着工作队的所有成员，台子正中放了一张无靠背的高凳。工作队的盟秃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父亲被两个人拉上主席台，坐在那张高凳上接受批斗。
葛如海的妻子第一个跳上土台子，披头散发，又是哭又是骂：“喉包，你个狗杂种，掉脑壳死的，我的男人跟你一路去开会，你把我的男人推到井里淹死了，你我今天要你赔我男人的命。。。。。。”骂着骂着一口唾沫“啪”的一下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