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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拿破仑虽然要同那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互相影响。如果拿破仑能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命运。如果他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的。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使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与此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而且我们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侧面。
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然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利益的场合，才可以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有过多的危险。
当1814年标洛将军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
总之，在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使用于一次主要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前进的根据，这些理由是：（1 ）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宜于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而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多少少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如果两国的军队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前进，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理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场合，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mpanel（1）；
（2 ）分兵前进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以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乎行线上或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因此，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但是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因而是比较冒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如进攻同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带来较大的成果。
因此，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如果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够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奥地利人只要没有用优势兵力击溃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到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
奥地利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发挥效果。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被围困在布拉格，这不能不说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既然腓特烈大帝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非常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如果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而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可以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②在1796年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奥地利统帅在1757年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象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比敌人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使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能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
如果我们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本来集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当时对方的兵力很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果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为了这点小小的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另一方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虽然他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经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以前打败了它们。他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个时刻起就感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使军队离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是正确的。
（3 ）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个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但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如果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但是，如果敌国的人民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于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敌人自己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很明显，这已经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可以冒这种危险吗，战区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道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象在所有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列出来，但是我们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除了很明显是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但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与此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但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了回来。
假如维特根施坦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可能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
拿破仑1805年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和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和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很多，但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例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以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是，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进攻。
如果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者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不得不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小心谨慎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可能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该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虽然这个原则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按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会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