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它应该是一个狭长的矩形，不外乎是战术上的战斗队形的扩大。集中地点在舍营地区的前面，司令部在它的后面。但是，这三种规定对整个军队在敌人到来之前进行可靠的集中是有妨碍的，几乎是对立的。
舍营地区越是接近正方形乃至圆形，部队就越能迅速地在一个地点（ 中心点） 集中。集中地点越往后移，敌人到达这个地点就越迟，我军集中用的时间就越多。集中地点设在营地的后面是决不会有危险的。司令部越向前移，就能越早地得到情报，司令官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尽管如此，上面讲的三种规定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还是多少值得考虑的。
有人主张通过扩大舍营地的宽度来掩护可能被敌人征发物资的地区。但是，这个主张既不是完全正确的，又不是很重要的。这个主张对整个军队的外翼来说，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部队大多在集中地点周围舍营，那么对两个部队之间的中间地带来说，这个主张就不正确了，因为敌军是不敢侵入这个中间地带的。这个主张所以不很重要，是因为要防止敌人在我们附近地区征发物资，有比这种把军队分开配置更为简单的方法。
把集中地点设置在舍营地前面的目的是为了掩护舍营地。这同下述理由有密切关系：第一、如果把集中地点设置在后面，那么当部队匆忙拿起武器时，在舍营地区常常会留下一个很容易落入敌手的尾巴，即掉队的士兵、病员、行李、储备品，等等。第二、如果敌人以骑兵绕过前卫，或者突破了前卫，那么我们分开舍营的各个团和营就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但是，如果敌人遇到的是一支配置好的部队，那么，即使这支部队很弱，最后一定被敌人打垮，它毕竟还可以阻挡一阵，赢得一些时间。
至于司令部的位置，人们早巳认为，越安全越好。
根据上述种种考察，我们认为，舍营地区的形状最好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或接近圆形的椭圆形，集中地点设在中央，兵力很大时，司令部设在第一线。
我们在《一般配置》一章中谈到的关于掩护翼侧的一些问题，在舍营时也是适用的。因此，派往左右两侧的部队，即使目的在于和主力共同进行战斗，也应该在主力的同一线上各有自己的集中地点。
如果我们考虑到，地形的性质一方面是通过有利的地形决定着军队的配置地点，另一方面是通过城镇和村庄的分布情况决定着舍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决定舍营位置和配置地点方面，几何形态是很少起什么决定性作用的。但是，这种几何形态也和所有的一般法则一样，对一般情况时多时少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它也应予以注意。 关于什么是舍营地的有利位置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军队必须选择一个有掩护作用的地段，以便在它的后面进行舍营，同时派出许多小部队监视敌人；或者在要塞后面进行舍营，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可能摸清要塞守备部队的兵力，必然会更加谨慎和小心。
关于筑垒的冬营，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中论述。
行军部队的舍营不同于驻军部队的舍营，为了避免多走路，行军部队很少远离道路进行舍营，它是沿着行军道路进行舍营的。只要舍营地的距离不超过一日行程的最低标准，舍营对迅速集中是不会有什么不利的。
在敌前（ 用术语说） ，也就是在双方前卫之间的距离不大的情况下，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应该根据舍营地区的大小和部队集中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或者，如果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是根据敌情和其他情况决定的，那么，舍营地的大小反而应根据前方警戒的抵抗能赢得多少时间来决定。
至于应该如何看待先遣部队的抵抗，我们在本篇的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从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中，必须扣除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才是向集中地点行军可能利用的时间。
最后，为了在这里把我们的观点概括成为一个符合一般情况的结论，我们想指出，如果舍营地的半径相当于前卫的派出距离，而且集中地点大致位于舍营地的中央，那么，在前卫抵抗敌人所赢得的时间中，可以用来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够用的，甚至不用烟火信号、炮声信号等传达命令，只用递骑传令（ 只有这种方法才是十分可靠的） 也是如此。
因此，当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三普里时，大约有三十平方普里的地区可供舍营。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这样大的面积上大约有一万户人家，军队如果有五万人，除去前卫，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四人，因而是很舒适的。军队的人数如果多一倍，每户也只不过容纳九人，这样的舍营也不能算是十分拥挤的。与此相反，如果前卫的派出距离不能超过一普里，那么舍营地的面积就只有四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赢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前卫派出距离的缩短而按同样的比例减少（ 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一普里时，可以指望赢得六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同敌人相距这样近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加强戒备。在这个面积内，只有居民十分稠密时，五万人的军队才能勉强找到舍营的地方。
从这里可以看出，可供一万至二万军队在一起舍营的大城镇或者比较大的城镇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距离敌人并不太近，而且派遣有适当的前卫，那么，即使面对集中的敌人也依然可以舍营。1762年初腓特烈大帝在布勒斯劳，1812年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都曾这样做过。但是，即使由于我们距离集中的敌人相当远，而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而不必担心军队集中时的安全，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支军队仓卒集合时是作不了别的事情的，它没有立刻利用当时情况的能力，因而大部分作战能力得不到发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军队才可以完全进行舍营：（1） 敌人也在舍营；（2） 根据部队的状况绝对有舍营的必要；（3） 部队当前的任务仅限于防守坚固的阵地，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在阵地集中。
关于舍营的军队的集中的问题，1815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子。齐滕将军率领三万人担任布留赫尔军团的前卫，配置在沙勒尔瓦附近，离开军团预定的集中地点桑布勒弗只有二普里。这个军团最远的舍营地离开桑布勒弗约有八普里，也就是说，舍营地的一端越过了锡内，另一端直到列日。尽管如此，越过锡内舍营的部队在林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已经到达集中地点，而在列日附近舍营的部队（标洛军），如果不是因为偶然情况和通信联络不当，也是会及时到达的。
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军队的安全无疑是考虑得不够的。但是，必须说明，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国军队已经在广大地区上舍营了，因此普鲁士军队的错误只在于，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已经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已经到达军中时，没有立刻改变原来的配置。
但是，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攻击前有可能在桑布勒弗集中这件事情，终究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布留赫尔在14日夜间，即在齐滕将军真正受到敌人攻击以前十二小时，就接到了敌人前进的情报，已经开始集中他的部队。但是，当齐滕将军于15日上午9 时已经同敌人激战时，在锡内的提尔曼将军才刚刚接到向纳缪尔开进的命令。提尔曼不得不先以师为单位集中自己的军队，然后行军六普里半到达桑布勒弗，这一切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的。假如标洛将军能及时接到命令，就也可能在同一个时刻到达。
拿破仑并没有在16日下午2 时以前对林尼发起攻击。
他担心一方面要对付威灵顿，另一方面要对付布留赫尔，换句话说，兵力不足使他行动缓慢了。由此可见，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要谨慎地试探，因而会行动迟缓的。
这里研究的问题显然有一部分属于战术范围而不属于战略范围，但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我们宁愿超出范围多讲一些。
第十四章 给养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得多，其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舶军队庞大得多。虽然从前偶尔也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在人数方面等于或者远远超过现代的军队，但那是很少见的、暂时的现象，与此相反，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却一直都是十分庞大的。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而且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在古代，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以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往往相隔很远，各自从事自己需要的事情，可以不必顾虑对方。
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①以来的战争，由于各国政府的欲望强烈，已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
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而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能够处处满足它的需要的制度。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有时也曾接近于完全中止而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即定期地进行冬营，但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得部队的给养，而是因为季节·不好。
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因此，至少在良好的季节中，需要采取不间断的军事行动。
①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三十年战争（1618 ——1648） 结束时签订的和约。
——译者。
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总是逐步实现的。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曾经常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再没有这种现象了。
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以后才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的。这时，封建义务已改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者已经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者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 象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 。我们在别处已经说过，不管怎样，这时的军队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它主要的基础是国库或政府的收入。
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有些阶层的人为了免除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再简单地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因此，政府、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该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看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更加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经常接近敌人。
这样，不仅形成了一个从事战争的、专门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
给养用的粮食，不论是采购来的还是国家领地缴纳的，不仅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而且还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由部队的运输队从面包房把面包运走ｕ4 。我们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决不会完全废止，其中的个别部分将会一再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对国民和地方依赖的趋向。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它的威力却大为减弱了。军队由于依赖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一切活动中很自然地都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往往会象一个幽灵似的到处摇幌，而且在、这种挨饿的时刻，往往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事业，那么他就不是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忍饥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个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