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希—佛德腊希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一般说究竟什么是决战呢Ｙ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当然决战并不一定采取会战形式，它可以是能导致剧变的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这些战斗行动所以能导致剧变，或者是因为真正进行了血战，或者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却。
在战场上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决战。根据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因为缺乏粮食才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了他们才造成的结果。假如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就一定能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被进攻中的种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和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的，仍然永远只是对我们武力的畏惧。不过这样的决战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当然有很大区别。
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中，只有以我们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我们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但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的因素，但对决定胜负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因素了。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促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就可以引起剧变。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劳累。当然，防御者的武力没有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劳累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式。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取前三种防御方式的场合，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取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退却时，才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牺牲重大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就象在实际生活中区别两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楚。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奥地利军队时，奥军正好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这时奥军的兵力既不可能由于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上面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战例是：威灵顿在托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待到马森纳的军队由于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也可以肯定其中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181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流血战斗（ 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流血战斗也许就可以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 ，仍然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到覆灭的。
三十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军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九万人左右，而派遣出去的却不过一万三千人左右，因而，法军一共损失了十九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进行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指望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而崩溃。
总之，在很多战局中这一抵抗原则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深入地研究事件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指出了各种防御方式和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并且说明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之中，是如何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积极的行动迟早总要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利益就不存在了。
我们认为至此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们可以构成专门的章节，也就是说可以成为独立的范畴的中心，它们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这些问题就是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扛河防御和翼侧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我们准备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但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超出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只不过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进一步的运用而已。上述一系列观念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观念同实际联系起来，就指出了怎样才能从实际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也就是说，能够找到可靠的根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本身毫无根据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流血战斗实际上没有发生，只是有可能发生就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武，力抵抗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因而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里一定还有另外一种产生效果的因素。在简单的会战中流血抵抗所产生的效果同根本不致于发展到流血战斗的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人们必然会认为还有一种新的力量介乎这两者之间，就象天文学家根据火星和木星之间空间广大而推论出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据守着一个坚固的阵地就认为这是无法攻下的，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有一条大河作掩护就认为自己不能渡涉，甚至担心在继续前进中自己的给养不能得到保障，那么，能引起这些效果的始终只有防御者的武力。因为进攻者所以被迫停止前进，是由于他害怕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上被防御者的武力击败，只是他根本不会或者至少不会坦白地说出这一点罢了。
即使人们同意我们的意见，承认在未经流血战斗而决定胜负的场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虽未真正进行但已作了部署的战斗，他们仍然会认为，在这种场合，应该被看作有效因素的并不是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而是安排这些战斗的战略计谋。而且当他们谈到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战略计谋所起的突出的作用。我们承认这种说法，但是，这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一切战略计谋必须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那么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力求使自己在赢得战术成果方面占有优势，以便随后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这始终是防御者所担心的。因此，决不能把战略计谋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有这种或那种根据肯定能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能发挥作用。为了简单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下，象拿破仑这样的统帅能不顾一切地冲破敌人的全部战略计谋而寻求战斗，是因为他对战斗的结局将有利于自己是从不怀疑的。由此可见，只要战略没有竭尽全力以优势兵力在这种战斗中压倒拿破仑，而去致力于玩弄比较精巧的（ 无力的） 计谋，它就会象蜘蛛网似的被撕破。但是，象道恩这样的统帅，就容易被战略计谋所阻止。因此，企图以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思及其军队的办法来对付拿破仑及其军队，那是愚蠢的。为什么呢？ 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并且确信能取得战术成果，而道恩却不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指出：任何战略计谋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通过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和通过不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只有对胜负决定已不必担心时（ 不论这是由于敌人的特点或敌人的情况，还是由于双方军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的缘故） ，才可以指望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利益。
从全部战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战局中进攻者没有进行流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因而，可以说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可能使人认为，至少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而且当进攻者在战术成果方面不占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计谋就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
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说，即使上面所谈的现象其原因存在于战场上，也就是说它属于战争本身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许多进攻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存在于战争的较高的关系中，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
产生战争因而也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阐述。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感情由于必须迂回曲折地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致变成只是非常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进攻的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因此，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下来，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对付一个脆弱的、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几乎已不存在的决心，往往只要作出抵抗的样子就够了。
因此，防御者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并不是由于存在着坚不可摧的阵地（ 这是到处都有的） ，并不是由于横贯在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宽阔的江河令人感到可怕，也不是通过某些战斗组合他真能轻而易举地瓦解敌人用以攻击他的力量，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进攻者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这些抵抗力量，但是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的作用，并且不应该把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归之于它们的身上。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批判者不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那么战史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会很容易成为不真实的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许多没有采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通常是怎样的。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敌人的军队后退一段距离，但对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却顾虑重重；于是他在敌人面前停下来，好象他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除掉掩护已占领的地方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任务了。好象寻求会战是敌人的事情，好象他自己每天都愿意进行会战似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自己。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进攻者放弃进攻是因为他不能利用已取得的胜利，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次新的进攻。这样的情况是以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但我们这里指的则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者就进行等待，以便将来利用有利的情况，但通常这种有利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不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因此，这也是一个虚伪的借口。如果这次行动象常见的那样，是和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联系的，那么，这支军队就会把自己不愿意担负的任务推到其他军队身上，借口支援不足和协同不够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护。它会诉说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地消耗在无所作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耗在不彻底的因而没有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赢得了对他说来非常重要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进攻者退回自己的战区进行冬营，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史，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弄得头昏脑胀而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人们又没有去探索事情的真实情况。
但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很自然会产生的。那种削弱战争威力，也就是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