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的是副主任，军统局指派陈达元兼任。
1945年11月，陈达元因另有他任，辞去闽南站站长职务，并保荐副站长王兆用
接任。这时，日本已经投降，华安班也宣告结束，闽南站已随接收队伍迁回厦门。
王兆用，福建安溪县人，军统临汉特训班毕业，历任闽南站站部书记、督察、副站
长。1946年6 月，军统局撤销，成立国防部保密局，闽南站和闽北站随之撤销，改
设保密局福建调查室（总站）。王任闽南站站长仅7 个月。
闽南站的组积与人员情况（一）站本部设站长，书记（相当于秘书），站局交
通员，译电员，站电台，行动队，站督察，经理（管总务）等。
（二）所属各组及直属通讯员1。南竿塘组。南竿塘是闽江口外的一个海岛。抗
战前，台湾海峡大陆一侧的沿海岛屿，北起福鼎大萧山，南迄广东南澳，均为海盗
渊查。汪伪政权建立后，把盘踞在福建沿海各岛屿的海匪一律收编为“福建和平救
国军第二集团军”，委派张逸舟为“总司令”，黄玉树、郑德明为“副司令”，所
有北起大箭、南迄南澳各海岛上的海匪统归其管辖，司令部设在南竿塘。鉴于闽北
站早已派遣一个“海外组”（组长张驰）打人南竿塘进行策反工作，闽南站认为自
己也应插上一手，就派出郑天贤（仙游人）、王台登、陈令德三人为闽南站南竿塘
组成员。但该组设立以后，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仅表示闽南站在海岛上的存在而已。
1951年，陈令德率领一连国民党武装特务乔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惠安獭窟登陆，
向晋（江）仙（游）惠（安）内陆深入。因伪造的符号露出马脚，被民兵发现，三
县驻军发动民兵联合截击，他们被迫分散窜入林深树密的山区隐藏起来。三县群众
发动起来封山搜索，两个月后，陈令德因得不到吃的，饿毙山头。
2。泉州组。该组是闽南站的重点组之一，吴贞、周马岱先后任组长，两人均是
“杭训班”出身的基干人物。副组长郑耕等以及电台台长等，都是军统的得力干部。
辖境之内，军统控制的外围单位林立，如：驻军第一零零军谍报室（在福州）、保
安司令部兴泉指挥部谍报组、保安处谍报股泉州组、泉州查缉所、货运站、战时邮
电检查所泉州分所、三青团泉州分团、（群力报）、闽通船务公司，以及泉属各县
的特种会报秘书、各县警察局及其刑警队等，均为军统控制的外围组织，按军统
“秘密指挥公开”的原则，均受闽南站泉州组的运用。
3。泉州潜伏组。该组系准备泉州一旦被敌占领时、潜伏敌占区内进行工作的备
用力量。因抗战八年泉州从未被敌人占领过，该组没有什么活动。
4。漳州组。该组也是闽南站的重点组之一，在漳州炮仔街办公。第一任组长柯
孪声被暗杀后，继任的有毛简（又名毛大可，系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风之弟）、李
继文（1944年调赴新加坡工作）。陈连茂（临渲特训班一期生，曾任陆军第一OO军
谍报室谍报参谋、省调查室漳州组长、华安班驻漳州办事处主任，是陈达元的堂弟）
三人。
5。漳州潜伏组。闽南站曾在漳州布置两个潜伏组。龙溪县商会会长魏钊为组长，
陈留青（家县店老板）为组员。魏、陈以职业为掩护，一旦日军入侵即打入伪组织
攫取情报。另一个潜伏组，纯由安溪茶商中选拔人员。
以上两个潜伏组，因漳州并未沦陷，均没有起过作用。
6。汕头组。闽南站在汕头设组的目的，先是搞有关两广的情报；抗战爆发后，
则负责搜集日寇活动的情报。他们除弄点日军动态情报外，没有什么建树。
7。厦门兆和组。七七事变后，闽南站根据局本部的指示，准备在敌后布置潜伏
组织。鼓浪屿有一组潜伏人员，系利用兆和酱油厂为掩护，一般就称之为“兆和组”。
闽南站指派原兆和酱油厂经理陈清保为组长，1938年5 月厦门沦陷，闽南站仓促退
往漳州，厦门人员逃避一空。张圣才到漳州接收后，立即赶去厦门，先到鼓浪屿找
到兆和组成员，并布置任务。兆和组利用厦门沦陷后鼓浪屿仍是租界的特殊地位，
工作开展颇为顺利，机关人员相对有所发展。
8。厦门第二组（或称台湾挺进组）。组长林顶立，台湾人，黄埔军校毕业。林
原是日本台湾军部的特高人员，1932年受命来厦处理台湾浪人与当地警探冲突问题，
与连谋有过联系，后回台湾。1939年林顶立在香港与军统香港机构建立联系，军统
利用他与日特的关系，指示他打人兴亚院从事反谍工作。林衔命从香港直接到厦门
向日本军方报到。闽南站根据局本部密示，派王兆用在草屿与林秘密接上头，并拨
一部电台归其潜伏使用。林顶立到厦之后，以发展兴亚院的人事关系为名，将厦门
中上层有影响的人士拉人秘密组织，参加爱国工作，组织同声俱乐部于鼓浪屿，作
为联络场所。华侨资本家黄钦书。允升布店老板林文火及名医生林遵行等都被秘密
吸收为情报人员。这个组是闽南站对敌工作最出色的一个组。日本投降后，这个组
论功第一，林顶立受到军统局的重视，提拔为赴台接收的第一任军统局台北站站长。
9。厦门预备组域称厦门第三组）。该组未进厦门，只潜伏在语屿，依靠伪军头
目莫清华、莫清苞兄弟的保护进行活动。该组原系驻闽绥署情报处的一个海外组，
情报处裁撤后，即拨归闽南站指挥。
闽南站与军统各公开机关的关系1。与福建缉私处的关系缉私处系军统在战时直
接控制的公开机构。当时，非沦陷区与沦陷区都实行交通管制与经济封锁，非沦陷
区的物资统由官方统制，商品流通不循商业渠道，因此，走私漏税、投机倒把、囤
积居奇等非法活动猖獗。国民政府命令军统局兼管全国各战区打击走私活动的工作，
于是福建成立了缉私处，在各地设立缉私所。这些挂着缉私招牌的机构利用职权趁
机大走其私。他们常把商人的货物任指为私货，加以扣留，送交海关拍卖，没收的
货款除抽一部分以奖励形式发给在事出力人员外，其他即充作军统的特务经费。福
建省缉私处设在福州，各地均设有查缉所，于是业务上（缉私情报）与闽南站发生
了交叉，随着“业务”的不断开展，缉私处与闽南站之间的各种纠纷、摩擦（主要
是争权夺利）也就多了起来。
二。与福建省货运管理处的关系货运管理处与缉私处一样，都是抗战时期军统
控制走私、贩私的特殊机构，成立于1943年6 月，陈警洲、江秀清先后任该处处长。
货运管理处利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可以通过封锁线的特许权贩运私货，从中得利。货
运管理处的网点遍布沿海各地，几与缉私处并行设置。闽南站对货运管理处与缉私
处所经营的“业务”，均负有秘密掩护的任务，而且自身也在这些“业务”中插上
一手，成立了一支叫作“海上行动队”的船队，以“协助缉私”为名，行走私贩私
之实。闽南站、货运管理处、缉私处三者之间为争掠商货，时常演出“水冲龙王庙”
的闹剧。
3。与邮电、新闻、图书杂志三检查所的工作关系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军
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下，把一切国家行政置于军事管制之下，邮电要检查，
新闻要检查，图书、杂志的出版也要检查。检查大权交给特务，军统局相应地派出
专职人员设立执行机构——检查所。表面上，这些机构与军统不相统属，实际上，
军统利用这三个“所”进行“思想侦察”，并把其作为当地站组主要的情报来源。
闽南站辖境内，凡没有邮电局的地方，有发行报纸的县市，有出版事业的城镇，便
都有这些检查机构，其头头非军统特务莫属。
4。与福建省政府调查室的关系福建省政府调查室，是军统设在福建省政府内的
公开单位；它的功能是协调福建军统组织与省府之间的工作联系。它的成立，是有
其特殊历史原因的：自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杀了军统闽北站站长张超之后，军统与
他结下血海深仇，双方关系一直很紧张。1941年省主席换了刘建绪，刘到福建之先，
主动找戴笠修补与军统的关系。即由戴笠派与刘建绪同属湖南籍的易珍来闽工作，
由刘建绪发表易珍为福建省政府调查室主任，协调军统在闽的工作。闽南站站长陈
达元自感已在闽南打下基础，可以呼风唤雨，自成气候，不须仰易珍的鼻息；凡事
直接请示局本部，不把易珍放在眼里，双方从此产生矛盾，久不相容，一直拖到军
统总改组才不了了之。
5。与中美合作所华安斑、气象站的关系中美合作所在福建开办了两个“特种技
术训练班”，一个设在建匝东峰（即第七班），以东南班为依托，由东南班的原班
人马兼理，无须另起炉灶；另一个班设在华安（即第六班），须在旷野建营搭寨，
颇费周章，戴笠便把这任务交给闽南站站长陈达元，要闽南站全力以赴，把这个班
搞起来。华安班成立后，陈达元兼任副主任，原闽南站人员（在敌后潜伏的除外）
多调班工作，“站”、“班”人事流通，关系自然密切。陈达元又兼中美所第五指
挥站站长，成了“三位一体”，闽南站与中美所在闽机构的密切关系可以想见。
中美合作所在福建除设有东峰、华安两个训练班和两个情报指挥站外，还设有
一个气象站，其测候网点遍布沿海各地，获得资料即报美军太平洋总部。气象站的
仪器使用及气象资料的获得等技术工作，均由美方人员负责，各站台的中方人员只
是作为行政管理人员或佐理人员而已。这个气象站直到战争结束，才跟盟军一道撤
退。
闽南站建立的“海上行动队”
闽粤边界的诏安、黄冈、饶平等县濒临的南澳洋面，素为海盗出没之处。抗战
前，广东陈济棠对这些海盗也如福建对付内地民军一样，采取“剿抚兼施”的手段。
当时这些海盗说少也有一二千人，头头有翁尚恭等人。他们横行海上，向来往船舶
勒收护航费，收后发给一面小旗代替通行证，若有不从，就牵船掳人。抗战期间，
制海权落人日敌手里，翁尚恭等也被敌伪收编为和平救国军。敌伪不向和平救国军
提供粮饷和枪械，但准其自谋生计，所以原有的陋规一仍其旧，不过是由过去的明
火执仗变为敌伪允许的征收罢了。闽南站为对这些伪军进行“策反”，通过汤君沐
在伪军中建立闽南站南澳秘密组，把翁尚恭拉过来运用。后来更以协助海上缉私为
幌子，拨出人枪，搞起一个船队，名叫海上行动队，以江鲲为队长，汤君沐为指导
员。这个武装船队借口缉私，一遇货船多不分皂白地指为走私，将货物加以没收，
然后把没收的货物以名副其实的走私方式运人内地销售，得价用以奖赏行动人员。
关于“兆和惨案”
1938年5 月，闽南站厦门兆和组所属的行动组成员林光明叛变，通过汉奸洪文
忠，将兆和组策划爆破日本领事馆的情报向日特告密，致兆和组组长陈清保、编审
陈重宗被捕；林光明还向日特提供兆和组机关位置，日特搜查了机关，行动组成员
陈锡昌、林添丁二人也被捕。陈重宗经受严刑，不吐一语；陈清保则在日本特务小
板（领事馆办公厅主任）软硬兼施的诱胁下（小板以投降后可任“厦门市公安局长”
诱之）动摇，泄露了机密。于是日本军部及厦鼓的日本领事馆出动军警，“按图”
围捕抗日分子，并将兆和组收藏的文件全部搜走。此案株连所及，被关被杀的抗日
分子和无辜群众数以百计。
由于林光明的叛卖投敌，兆和组遭受了严重损失，除4 人未落敌手、安全撤回
站部外，余皆被捕。其中陈清保、林添了被日敌杀害，陈锡昌、陈福林在狱中受刑
而死。陈重宗等人后来越狱逃出（黄昌途中又被抓回，经其妹妹和妹夫重贿日敌，
以保外就医获生）。叛徒林光明于日本投降后获案，以叛国罪处决。
关于“柯孪声案件”
柯孪声原是漳州的一名记者，后参加闽南站工作，陈式锐任他为漳州组组长。
1938年5 月厦门沦陷，闽南站仓皇撤退，潜伏组没有接上头，竟一度与敌后电台联
络中断，局本部认为事态严重，立派张圣才往接站长职务。因原站长陈式锐的抵制，
只有漳州组的柯孪声向张圣才报到，柯不久即被绑架失踪。据张圣才回忆：柯孪声
是在1938年6 月6 日晚10时左右，被一群蒙面盗绑架、当晚被活埋的，距他接任站
长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