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上一杆土，手中千万杵。”百万民工以死伤过半的代价，用十天左右的时间修筑了二百多里的长城，考虑到当时的施工条件和设施，如此速度，实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但古语早就说过：“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地理上的长城就这样矗立起来了，人心也能随之而凝聚一处吗？由于修筑长城时周边各郡恰逢旱灾，此时征服劳役，而且是“发卒百余万”的大动作，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隋书》所说的“百姓失业，道殣相望”，一片凄惨。孟姜女哭长城说的是秦始皇时代，隋炀帝时代的孟姜女们肯定也少不了，肯定也是哭声一片。
这当然只是我等后来草民的草根观点，甚至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那就继续说事实。
那两次大修长城的时间分别是在大业三年（607）七月和大业四年七月。
大业天子并且前往塞北，亲自督促，显得相当重视，好像形势已经火烧眉毛了似的。难道真是突厥或者契丹再或者是吐谷浑又一次兴兵犯境，大隋之地已是狼烟滚滚？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作为西域霸主的突厥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被分化瓦解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已然降服，西突厥当时也没有侵扰之事，至于契丹或者吐谷浑单凭自身之力更是不敢也不能轻举妄动。联系第二次大修长城前后，大业天子曾派使者经略西突厥部和派兵深入吐谷浑之地的举动，这其实可以理解为身为一国之君的大业天子在软硬兼施未雨绸缪。
但有人却不这么看。《贞观政要》载，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就此批评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筑长城以避胡。”
这就有点不厚道了。而且，就像李世民总爱贬低父皇来突出自己一样，在这里他用的还是抑人扬己的老套路，尽管他看起来是在表扬自己的手下大将：“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当然不能说李世民没有道理。有唐一代，国力强盛，只是后期才感边患，所修长城也只是沿袭隋长城而已，所以李世民可以这样说。但就皇帝说皇帝，历朝历代哪个君王是真正把百姓利益置于所谓的“国家利益”之上，真正以黔首百姓为本，也就是现在说的以民为本？皇皇几千年的王朝史，从来不都是朕即国家、朕即天下、朕意不容置疑，其他所有人都是皇帝家国天下这个庞大无比的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吗？更何况杨广早就直言不讳有言在先，天子大兴土木是为了天下，“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
当时的大业天子真是得意洋洋意气风发。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前呼后拥地到过边关，也不止一次地以前敌统帅的身份领军征伐，但只有在成了皇帝之后，他才切实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心脏的不容置疑的分量，也就真正尝到了言出法随一言九鼎的滋味。长城完工之后，借着亲祠恒岳、巡幸河东河北一带的机会，他还写了一首诗《饮马长城窟行》，副题为“示从征群臣”，一扫先前为太子时所作的出塞诗里弥漫的那股怨妇情怀，大气磅礴气势豪迈，堪称佳作——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阕。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诗是好诗，不但《乐府诗集》选而存之，后世的许多选家也没有漏掉它。清人沈德潜编纂的《古诗源》里甚至还有一句批注：“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
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大运河的确是应该也值得好好说一说。
长城是秦始皇永不离身的标志性饰物，大运河也是隋炀帝身上毁誉参半形同图腾的标志。两个相距八百多年闻名遐迩的暴君又都创建了一项震烁古今闻名世界的宏伟工程，绝不仅仅只是历史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大致相同的性格使然。正是这种大体相同的性格，使得相距八百来年的两个王朝的风格一样，结局也一样——
他们都天赋甚高，自然也就自视甚高。
他们都大权独揽好大喜功，敢教日月换新天。
他们都雄心勃勃威加海内，视百姓为群氓视自己为圣主。
他们都广造宫殿，不知疲倦四处巡幸，意欲使自己的王朝千秋万岁代代相传。
只有一点不一样，一个驾崩时天下王旗还没有改换颜色，尽管后来也没能支撑几年；一个咽气之日已是皇权零落，整个天下也如同乱麻沸汤……
长城是秦始皇留给隋炀帝的遗产，隋炀帝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秦始皇留下的一份不太像样的遗产，隋炀帝同样继承下来并且让它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据说是春秋战国时的吴王夫差挖出了大运河的第一筐土。地点是在当年吴国的邗城（今江苏扬州东南）。目的是为了打通向北的水路，以便进攻齐国。时间是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那实际是一条全长四百多里、充分利用了沿途丰富的湖泊沼泽资源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当时叫邗沟，又名渠水、中渎水。
四年后，夫差又命人开掘了一段由淮入泗、北接沂水、西接济水，可以助其挺进中原的被称为黄沟的运河。运河开通了，夫差的仗也打赢了，但就在他于黄池争得诸侯间的霸主地位时，却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端了后方老窝，夫差也就形胜实败无地自处。
继远在南方的吴王夫差之后，北方的魏惠王也开凿了连接黄河和淮河的鸿沟。鸿沟后来成了中原漕运的重要纽带，把当时各国紧紧联系起来。再后又成了刘邦、项羽争霸时的天然分界线。
再后又是秦始皇开凿丹徒、曲阿，也就是镇江至丹阳的水道，而这也是大隋江南运河的所经之处。
汉武帝开疆拓土，为了便于征调闽越贡赋，又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运河百余里，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之间的航运水道。汉朝还对邗沟和鸿沟（亦叫汴渠）进行了多次维修和整治，并使得运河的作用开始从主要为了打仗改成漕运——也就是给京师之地运粮。
后来就是三国时期。占据北方的曹操曾于建安九年（204）、建安十一年、建安十八年几次在滹沱河、潞水、漳水开沟凿渠，贯通了河北平原的运河网，沟通了海河与黄河水系，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同时也保障了大军的粮草运输。
南方的孙权凭借着长江天堑与曹魏抗争，因形借势，“凿句容中道”，与春秋时吴国所开渠道相接，使建邺（今南京市）和东南诸郡上下船只得以躲避长江风浪，成为六朝时期吴、会一带漕运的重要水道。
再后是大隋建国前的南北朝。这时，从长江经邗沟运河、再经淮泗水道到达彭城（今徐州）的水道还可以直通战船，北周武帝的手下大将王轨率领骑兵，以设置障碍截断水道的方法，大破南朝陈宣帝大将吴明彻的水军。可见在江南水乡，水道真的就是生命线。
以上所说，算是一份有关南北运河的并不完整的前世图谱。
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就是在前人留下的这般基础上，开始了他大规模开凿运河的事业。好像也正是这项他自己最为看重、最为得意的宏伟工程，却成了将他绑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钉和绳索，并且永世无法解脱。大业天子杨广好像就是因为大运河才成为“隋炀帝”的。
从现在倒回去三十多年，笔者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关于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当时的历史书上的说法不仅惜墨如金，而且褒贬分明。以至于到了现在，我只依稀记得为了说明隋炀帝的暴虐，书上有个例子：民工们长期泡在水里，肉都泡烂了，伤口里还长了蛆……
这也许是真的。但那样一项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的工程，只如此这般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不是和我们一贯宣称的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呢？
现在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了。关于大运河，现在中学教科书上的说法要客观许多了，尽管依然不忘揭露隋炀帝的残暴，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开凿运河的必要性。只是，我们许多人早已人云亦云形成的对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纯负面的看法，还能有机会得到纠正吗？
毕竟，大运河是一项集全国之力、耗时六年才得以完成的浩大无比、死人无数的工程。
毕竟，修成后的大运河成了隋炀帝大造龙舟、数次巡幸江南、惹得天下怨声载道的实实在在的纪念碑般的载体。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皮日休《汴河怀古》）
这算是一种看法。
也是唐代诗人的杜牧同样也有一首《汴河怀古》，似乎是有意在和皮日休唱对台戏：
锦缆龙舟隋炀帝，
平台复道汉梁王。
游人闲起前朝念，
折柳孤吟断杀肠。
围绕着隋炀帝和大运河，哪里只是一个诗人在与杨广过不去？
种柳开河为胜游，
堤前常使路人愁。
阴埋野色万条思，
翠束塞声千里秋。
西日至今悲兔苑，
东波终不返龙舟。
远山应见繁华事，
不语青山对水流。
（唐·秦韬玉《隋堤》）
这又是一种看法，而且是数量远远占优的看法。
笔者当然不想也不敢与大多数人为敌，但若是说杨广开运河、造龙舟就是为了耀武扬威四处巡游，也未必全部符合事实吧？
事实是，早在大业元年（605）下诏营建东都的同时，大业天子杨广就“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这就清楚地表明，修凿运河如同修驰道、筑长城一样，依然是大业天子经营东都并进而经营天下的整个战略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征发百万民工，开挖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这是大业元年的事。
在那一年稍晚一些的时候，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
到大业四年，开挖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连接黄河与海河。
大业六年，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
费时六年，用工无数，南起余杭，中途经过江都、洛阳，北至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就这样成形了，完工了。这条从北到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如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二市六省，全长近五千里的大运河无疑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人工河。且不说它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单就大分裂之后重新大统一的政治意义而言，它的政治正确也是毋庸置疑的吧？
国家建设、国家工程，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只是小算盘算小账，这已经是如今人们的共识了，那为什么面对当时的杨广，我们不能也这样认识呢？难道就因为他后来变成了“隋炀帝”？而且，即使是在隋炀帝时代，长江三角洲以及浙东三吴一带已经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作为鱼米之乡的富饶程度早已远远超过关中八百里秦川的首善之区。将作为政治中心的关陇地区和财富中心的江南连接起来，其经济意义也是显而易见。
由大业天子杨广倾全力打造成功的大运河，给古老中国造成的影响和变化，实在是怎么估量都算不得过分。
我们曾经说过，导致杨广成了后来的隋炀帝的，还有他发动并领导的一败再败的东征高丽的战争。这场战争和运河北段的永济渠有关。永济渠是南北大运河四段渠道中最长的一段，虽说有旧渠道可以利用，但工程量依然十分浩大，其间役使了河北百万民众，“男丁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去修河，因“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也就是男女老少总动员。永济渠修成后，成了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主要渠道，同时也加强了对北方的军事控制。因为永济渠的终点涿郡蓟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北方军事重镇，杨广征伐高丽时，这里就是屯兵之地，而永济渠也就成了给粮运兵的主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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