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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倒插门在古时称“入赘”。《汉书·贾谊传》有“家贫子壮则出赘”一说，明确告诉我们，倒插门是中国古代穷苦人家孩子的一种不得已的出路。根据古代规矩，男的入赘女家，多要改为女姓，生子生女也随女姓。左宗棠子女虽然仍随父姓，但他寄人篱下感很强烈，自称“身无半亩”，可见他自始至终没有将岳父的家产看作有自己的一份，他除了知识，真正一无所有。
＇3＇ 左宗棠在给妻子周诒端撰写的墓志铭上有两段话可以印证：一、“夫人湘潭周氏，名诒端，字筠心，年十九，令兄中书君以赠光禄公遗命，聘为余室，盖议婚有年矣。”二、“道光十二年八月（1832年农历八月），余以贫故，赘于周，与夫齐年生，至是皆二十一岁（虚岁）”。
＇4＇ 倒插门典故，源于农村习俗。古代的门，旁边都有个插栓的孔，用来锁门。现在倒过来，外面人来开，这是一件会被人笑的事，笑做门的师傅技术太差。暗喻男方入住女方家里，自己不行惹人笑话。
＇5＇ 周家是书香门第，世宦人家，是明朝时方上（桥）“湘潭六周”之一的周之命后裔，几百年来延续了诗书传家的传统。 1948年由湘潭正山印务馆刊、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题字《方上（桥）周氏诗词集》里，就刊有13人的诗作近400首，足见一斑。
＇6＇ 地图具体画法，见《左宗棠家书·与左宗植书》。左宗棠自述：“近颇用力于方舆家言，以为欲知往古形似，当先据目前可据之图籍，先成一图，然后辨今之某地，即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经史言地之始。亦犹历家推步之法，必先取近年节令气候逆而数之，乃为有据，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定也。欲知方位之实，当先知道里之数；欲知道里之数，当先审水道经由之乡。凡夫行旅舆程之记，村驿关口之名，山冈起伏之迹，参伍错综以审之，直曲围径以准之，以志绳史，以史印志，其失实也寡矣。现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以五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以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或可一洗牵凿附会之失。”
周诒端协助一事，见左宗棠第三个儿子左孝同《先考事略》：“周氏有新楼，公止其上，详阅方舆书，手画其图，易稿则先妣为影绘之，历岁乃成。” 1838年，又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
＇7＇ 事见左宗棠第三个儿子左孝同《先考事略》：“时贫乏不能与计，偕先妣出奁百余金助装。会姑母朱孺人贫不能举火，府君即悉举以赠。”“亲党有赆（读jìn，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的路费、礼物）者得百金，与仲父（左宗植）启行北上。”
＇8＇ 见《左宗棠家书·与周人丁酉》，原话是：蔗农师尝戒吾：气质粗驳，失之矜傲。近来熟玩朱儒书，颇思力为克治，然而习染既深，消融不易，既或稍有觉察，而随觉随忘，依然乖戾，此吾病根之最大者，夫人知之深矣。比始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痛自刻责，誓改前非，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做起，实下工夫，强勉用力，或可望气质之少有变化耳。
第三章 天降机遇
第三章
天降机遇
闻联识人
1836年， 24岁的举人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来到今天的湖南醴陵，担任渌江书院山长。＇1＇
不能做官，便去教书。
现在，他一介书生，手无寸权，无法直接去改变国家，那么就先来改变学生。
左宗棠经历后已经懂得，科考取官对芸芸学子大部分都很遥远，而湘水校经堂的经验又让他明白，传统的经史子集不是培养人才的唯一出路。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最缺的不是会背诵、善空谈的书生，而是能实干、懂科学的建设性人才。
渌江书院有住读生60多个，算是英才荟萃，他们之前朗朗的背诵声，让左宗棠闻出了“寻章摘句”的酸腐味。左宗棠现在来做山长，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量删减四书五经中大而无当的说教，新增自己原创的舆地、兵法和农经等课程。为了避免所学与所用脱节，他还带领学生走出书斋，在田间山林亲身体验。
他将自己22岁作出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写成对联，挂在书院内，作为校训。
古陋的渌江学风，被左宗棠几下点化，学风为之一新，初露“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锋芒。＇2＇
学生们对生动可感的实践教学都很感兴趣，左宗棠自己也十分满意。夜深时分，他在学校写信给远在湘潭的妻子分享：近来学生个个在好好学习、努力向上，并不怨我管得太苛刻。古代读书人有句“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我就是用这句话来要求学生的，自己也“时时省察，不敢怠肆”，很有一番教学相长的乐趣。
但左宗棠的梦想，不是当个好山长，而是做“今亮”。
诸葛亮26岁前避战祸而隐，卧居南阳茅庐，自吟自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说得委婉含蓄、内里自信满满。
左宗棠没有诸葛亮那样贵族气熏染出来的优裕与自如。
主要是他没有诸葛亮那样过硬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培育出来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文化”。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个人的命运。诸葛亮早年通过岳父黄承彦，在刘表的荆州士族圈里，构造了一个显赫的社会关系网。左宗棠的岳父周衡顶多是个有钱的地主，也就是土财主，无社会关系可仰仗。
依然功名心切的左宗棠，草根一个，朝中无人，如何靠自己单打独斗，依靠真本事出人头地？在宗法的姻亲关系社会，在关系远远重要于本事的社会，实现梦想比在当时坐上飞机还难。尤其当他没有得到科举考试认证，却又痴迷于建功立业，比坐天宫一号梦想登月计划更难实现了。
这段时期，左宗棠内心有着强烈的焦虑。一方面，他还在痴迷梦想一夜之间金榜题名，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屡考屡败的现实。
但左宗棠一生巧就巧在，事情坏到头，好事也就快来了。
机遇像启明星一样，开始来召唤他。
1837年的秋天，左山长一边教书，一边准备明年第三次会试。
这天，醴陵县令张世法突然登门来拜访他，说一个大官马上要到醴陵来了，令他作几副对联，表祝贺。
左宗棠问：那你告诉我是谁。张世法说，两江总督陶澍（shù，及时雨）。
左宗棠心气高，不会见人就贺，本想了解一下来者何人。他听说是陶澍，眼睛都发直了，开阔的脸膛瞬间激动得通红，满口答应下来！
陶澍到底何方神圣，能让左宗棠如此紧张、兴奋？陶澍是湖南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做上总督的高官。他少年天才，文章名于世，权力盛于时。对当时的湖南人，尤其对了解他身世与文章的读书人来说，陶澍就是学习的榜样，是偶像级的带头大哥。
一个管理着今天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地盘的湖南籍封疆大吏＇3＇，突然衣锦还乡，来到一个小举人的地盘，而这个小举人对这个封疆大吏仰慕已久，钦佩有加，那会带来怎样一种激动与心荡？
仿佛在寻找一个隔年的知音，一个能与自己对话，给自己指点的神人，左宗棠马上面对，不免紧张。古代读书人做美梦，不就渴望能遇见高人么？
张世法作为官僚，正按照官场逻辑，紧锣密鼓准备山珍野味：武昌鱼、君山龟、资江虾、安化笋、醴陵藕、衡州莲、九嶷菇，等等，四处搜来了。为了让陶澍吃到正宗的家乡菜，他特地派人从安化找来烟熏麂肉、云雾芽茶；为了让陶澍喝到正宗的家乡水，他派人专去安化，在陶澍出生地安化小淹石磅溪，打来了清冽的山泉水。
古代森严的官场等级，溜须拍马的讨好伎俩，在此显露无遗。当然，这种接待与以往不同，除了按官僚套路办事，确实还带有乡情。张世法相当于干了今天“两江省驻湖南株洲接待办主任”的事。面子功夫做得越足，陶澍衣锦还乡感越强。
左宗棠这边，激动过后，诗兴、灵感，也如涌泉。他挥笔而就，写下两副对联，交给了张世法。
耐心等到陶澍到来，左宗棠才头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大官，什么叫权力。进县城门的路上，鸣锣的鸣锣，吆喝的吆喝，不是“肃静”，就是“回避”。下轿后去下榻处，县令张世法侧身陪同，负责介绍，陶澍一路走，一路谈，一路看。沿路对联像今天楼盘封顶挂的彩球，琳琅满目，热闹地俗气着，像“热烈祝贺”、“热烈欢迎”之类内容空洞、姿态媚俗的广告词。作为读书人，不管好不好，他都会细看，有时略微点了点头，又不经意间摇了摇头。
但走进大厅后，右壁前，一副字体刚劲、雄健，气势豪迈、从容的对联，瞬间锁定了他的眼睛。他先看了一遍，再读，不禁念出声来：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谁写的？陶澍有点疑惑，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有点激动起来。他没有想到，在醴陵偏僻小地方，居然有这等人才，能写出这么绝妙的对联！侧头问张世法：作者是谁？答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陶澍眼前一亮，哦了一声，马上通知张世法：快请左先生来见面。
故事到这里，有两个说法：一说左宗棠刚直、高傲，拒绝来见，是陶澍主动屈尊，去渌江书院见左宗棠；一说左宗棠当即前来。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接到邀请，立即赶来了。左宗棠自己后来回忆，“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敦迫”就是催逼、催促，“延见”有两个含义，一是召见，二是引见，合起来就是县令催促左宗棠快快跑过去拜见。陶澍其时文名动中国，左宗棠见他，至少像见文化名人。
总之是见面了。两人一见面，陶澍一眼就认定，左宗棠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左宗棠年谱》的记载是，“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陶澍还留左宗棠跟自己住谈了一晚。
两人相见恨晚，陶澍回乡计划打乱了。他特地推迟一天回安化，第二天专门约左宗棠一起游醴陵。
这是一段过于奇特的遭遇。 1779年出生的陶澍，这时已经58岁高龄；而左宗棠呢，不过25岁的毛头小伙子。两个人不但年纪相差33岁，社会地位上，也很悬殊：一个是大总督，一个是小举人。
左宗棠确实激动得不行。他跟周诒端后来说起，称陶澍是中国第一大官，谦虚礼让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这事想起来就感到十分惭愧啊。（“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
我们难免会纳闷，陶澍这是怎么了？凭一副对联，靠一次见面，就对小青年左宗棠如此推崇、肯定？还打破世俗传统，结为朋友。背后难道有什么别的原委？
说来就话长了。
首先是对联背后的故事。左宗棠这副对联，虽是灵感之作，但实在是神来之笔。他将陶澍一生精华，概括得差不多了。
1835年，陶澍做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开始了为官生涯中大刀阔斧的第一次改革，在两淮取消“纲盐法”，推行“票盐法”。用今天话说，就是打破国家对食盐的垄断，将价格推向市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陶澍改革大获成功，道光皇帝格外赏识，在养心殿西暖阁高调召见了他。
道光皇帝这次可能过于高兴，就国家大事对话完毕，意外跟陶澍聊起家常。他问到陶澍老家安化有什么特色？陶澍说起一个奇观：在资江流经家乡石门潭的地方，水中凸起一块巨大的方正石头，因形状像一方官印，取名“印心石”，他小时候跟父亲在江边读书，建了一间书屋，就叫“印心石屋”。
湖南人说话方言都很重，道光皇帝听不太懂，于是再次一字一字地问，陶澍一字一字地比画，道光皇帝终于听明白了：哦，印心石屋，这么写。他又继续饶有兴趣地听陶澍谈那些乡村趣事，沉浸其中，心荡神驰。
让陶澍梦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军机大臣潘世恩等四人，捧着六寸长宽的专书“印心石屋”的匾额给他，后面写了“御书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