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33军汤原游击队，就这么诞生了。
近一半人徒手的游击队，向山里进发，去杨家屯缴地主杨发的枪。
杨发家的大院套，青砖围墙两人来高。那时去个屯子，老远就能看到这样的大院套。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有钱人家高筑墙，养枪养炮手，防胡子。像汤原县太平川姓耿的大粮户，有300多支枪，4支手提式，2挺机关枪，10门小钢炮，炮手能编制一个营。炮手把胡子打死在院里院外，东家赏钱不一样，院里加倍。那时谁家养个有名的炮手，打枪百发百中，就能镇住一方胡子，当然东家是要出大价钱的。一些较大的村屯还组织队伍，有钱人出钱，当头，穷人出人，叫个“自卫团”什么的，民间都叫“大排”、“大排队”。“九一八”事变后，遍地起胡子，连一些县城的有钱人也纷纷组织各种武装，保护地面。
两个壮汉蹲在墙根下，一个更壮的汉子在上面，把块绑着绳子的百来斤的大石头，“咕咚”一声过墙去，一个个就拽着绳子翻过墙去了。
胡子偷袭、抢劫有钱人家，常用这法。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这回游击队也“吃”上了。
杨发披着棉袄，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黑灯瞎火辨不清进来的是些什么人，点头哈腰地说兄弟们屋里坐。又回头喊老婆：屋里的，快掌灯，给兄弟们烧水。
赵华瑞说：杨发，你听好了，俺们是打日本子的红军游击队。反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子来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俺们游击队缺枪使，你老杨那5支枪放着也生锈，先借给俺们用用，俺们打借条，打完日本子就还你。
大兄弟讲得有道理，俺杨发也是中国人，早有心反日。只是这枪是前几年的事了，这两年兵荒马乱的，早叫胡子起走了。杨发点头哈腰地哭穷。
李福臣道：你那枪埋在哪场，俺们早知道，不信，咱们去起？劝你还是趁早放明白些，给自己个留个反日的名声，比什么都好。
那是，那是。这小子还想继续耍赖，李福臣和赵华瑞的匣子枪，就从腰间拔出来了。
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没翻到，有人气不过给他几下子，赵华瑞还得赶紧制止。
从地窖里抱出5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去创立苏维埃政权。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宋朝理学家绍雍的这首《蒙学诗》，就算是不知哪朝代的何方人士写的，诗中的景象，也肯定与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无缘。
以很零星的农家形成农村，一般的相隔数里或数十里，有几家或十几家的农村家（聚居的至多十几家）。多半以一地主的土地形成一村，在这一地主之下住有一、二十家佃农。
这是1930年5月22日《张光前关于清原、柳河一带农村状况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清原、柳河属南满，南满是东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北满，人称“八十里为邻居”。而在北大荒就是走上几百里，有时也难得见到一户人家。“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怎么会是这样子呀？因为它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没见过人，不知人为何物，瞅着稀奇，不知躲避，甚至想亲近你，你就棒打瓢舀锅里炖吧。
如今到哪儿要住宾馆，到乡下也得找个小店住下。那时到乡下见到人家就进去，叫“讨宿”、“讨个宿”，主人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用见外。再穷的人家，大子小豆饭就咸萝卜疙瘩也管够。那时见到个外人稀罕、亲哪。“老客”从哪疙瘩来呀？“老客”通常指生意人，属尊称，类似于今天的师傅、老板。俺从“山东家”来。东北大都是山东移民，最初闯关东的都是俗称“跑腿子”的打工汉，春来秋去，提起山东要带个“家”字。俺祖上也是山东家的，你是山东家哪疙瘩的呀？越唠越近，黑灯瞎火唠半夜。
那时在北满，“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从关里来的“跑腿子”，有的给种粮大户扛活，叫“扛年头”、“吃劳金”，有的搭个窝棚，人称“跑腿子窝棚”，开荒种地。看到哪儿冒起缕炊烟，有伴了，高兴啊，跑去看，唠得热乎呀。这家哥几个，认识老大的，就叫那儿“刘老大屯”，认识老二、老三的，就叫“刘老二屯”、“刘老三屯”，逐渐统一为“刘家屯”。或者在当地娶个媳妇，或者回山东家把家小带来，刘家屯就人丁兴旺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或者一场洪灾，房倒屋塌，或者一场被称做“瘟病”、“瘟人”的传染病，刘家屯就没了。
如今被称为“红松之乡”的伊春，全市行政区划面积32759平方公里，1939年只是汤原县一个行政村的辖区，叫带岭村。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当年那地方是多么空旷、荒凉了。
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这是“北方会议”决议中的一句话。北方会议的决策者，对北满的地理性状好像挺熟悉。如今北大荒一望无际的良田，当年大都是沼泽地。而且好像还有实践为依据，因为“九一八”事变前，在那山高皇帝远的梧桐河，共产党人不就建立过自己的红地盘吗？只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离群独居”，又谈何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起苏维埃就是目的吗？
但是，中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省委、县委就是这么要求的。现在，汤原游击队就去尝试、实践了。他们不是去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而是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上寻找一块世外桃源，“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关于这次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行动，亲历者几乎都在后来的抗战中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活的资料。而无果而终，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没有人烟，没吃没住的，老天爷也绷起脸色，风雪一阵紧似一阵，继续盲目地走下去，那后果是谁都有数的。
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
假投降变成真叛变
话分两头。
汤原游击队的领导人，中小队干部，或者是有点儿文化的庄稼人，或者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共同的特点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中心县委就不断向省委报告，要求派调军事人才。就在汤原游击队组建没几天，3个人到了。原本是让他们领导汤原游击队的，这时游击队已去小兴安岭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了，就派3人去依兰做兵运工作，再拉起一支队伍。
王永江、杨树明和张旋风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当过排长，他和杨树明在“中东路线事件”中作战被俘，在苏联待过半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王永江三十来岁，大眼睛，细眉毛，单眼皮，中等身材很结实，“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士兵王”。这人脑瓜聪明，能说会道，张口“马克思说”，闭口“列宁讲”，用当时大家的话讲，“马列主义呱呱的”。那时中心县委以下党内，谁能引用一句马克思、列宁的话，立刻会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觉得这人有真经，出马一定成功。杨树明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话语不多，心中有数，人们都叫他“老杨”。张旋风年纪最小，读过几年书，心直口快，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依兰县的山林队中，有不少是东北军的底子，义勇军失败后啸聚山林的，其中一些既抢劫、绑票，也有抗日愿望和行动。王永江去的是一支报号“仁宇”的队伍，头领孙仁宇原是东北军的连长，两个人挺谈得来，很快成了好朋友。王永江就跟他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男子汉，大丈夫，来世上走一遭，就得轰轰烈烈干一场，留个好名声。你眼下这样子，日本子打你，老百姓恨你，到头来算咋的？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正是好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
杨树明、张旋风的进展也挺顺利，几支队伍凑成一个团，命名为“哈东抗日义勇军”，有1000多人，10多挺机关枪，还有门迫击炮。
谁当团长呢？张旋风的意见是王永江，或者杨树明。
王永江不同意：俺和老杨当这个团长没问题，可咱们一进门就把人家的家当了，这话好说也不好听呀？俺说还是让孙仁宇当团长。一来他的队伍人最多，别的队伍说不出什么。二来不让他当团长，他心里不乐意，当团长才能好好给咱干。三来能够影响别的山林队，有利于以后拉队伍。这一条最重要，咱们得把眼光放远些，不能就看到眼面前这一个团。
杨树明说：俺看这个人不大地道，怕是靠不住。
张旋风说：这个人旧军队意识很重，俺看“悬得乎的”（不牢靠）。再说了，省委、县委都讲要保证党的领导，把1000多号人交给他，党的领导怎么办？
王永江说：在旧军队撸枪杆子的，谁还没点儿旧意识？他当团长，他听咱们的，这不就是党的领导吗？
张旋风说：你在背后领导他，名不正、言不顺的，早晚是个事儿。
杨树明说：这事得往细里琢磨琢磨。
王永江急了：看你们俩娘儿们家家的，这事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三个人中，这时上级并未明确谁是负责人。王永江马列水平高，当年在东北军时官也大，处事果断，无形中也就成了领导，他也常把“出了问题俺兜着”挂在嘴上。
转眼就看大雪飘飘了。
东北人讲究猫冬，胡子也猫冬，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更是东北的自然环境使然，老天爷叫你猫冬。南方四季如春，一年种两季，脚后跟撵脚指头地忙活。这东北，特别是北满，一年中半年时间大雪封山捂地，庄稼上场、进仓了，庄稼人就猫冬了。胡子打家劫舍，从春忙到夏，树叶落了，腰包鼓了，就“插枪”（把枪藏起来。把枪用枪油擦拭，或是把蜂蜡融化了内外涂遍，用油布包上几层，装箱埋入地下，几年都不会损坏）回家了，或是寻个地方吃喝嫖赌去了。第二年开春天暖了，再回来重操旧业。较大的队伍有山寨（胡子称“底窑”），胡子头有的在山寨猫一冬，有的也下山花天酒地。当然，也有春夏秋冬连轴转的。东北的冬天太冷，伸不出手。而且大雪铺地，官兵很容易寻着脚踪找到你，危险性大。可若“年景”不好，之前收获不大，连年都过不好、过不去，那也就顾不上这些了。这本来就是个脑袋掖在裤带上的营生。只是眼下兵荒马乱，胡子一帮接一帮的，这营生就不大好干了，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就不大好使了。
“高粱割（音ɡá）了，义勇军垮了。”在当年的资料和如今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都能听见这句话。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是被日军打垮的，也是因为军饷无着、衣食艰难，被1932年的严冬击垮的。
孙仁宇是秋天拉队伍上山的，山大王还没怎么当出感觉，那人就一阵阵开始发抖了。几百弟兄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这位原东北军的连长，能被王永江说得热血一阵阵热起来，不光因为之前打过日寇，还因为想靠共产党的力量，帮他熬过这个冬天。倘若像那些老山林队那样插枪猫冬，明年春天，这些弟兄还能回来吗？他心中没底，说不定就散伙了。这种心理，在这个团其他几支同样经历的队伍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王永江很急，不断向县委报告、求援，县委也一样着急上火。1000多人的队伍，一半左右没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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