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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个姓王的把头，问他想挣钱吗？问干什么，王把头说好活，埋电线杆子。郭庆仕也觉得这个活挺好。先挖坑立电线杆子，地冻实了就架电话线。从秋干到春，从林口县龙爪沟架到牡丹江铁岭河，200多公里架完了，把头没影了，说是拐钱跑了。把头雇的他们，日本掌柜的雇的把头，去找日本掌柜的，那小子“鼻涕胡”一撅：巴嘎，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一冬白干了，还得干哪。老人说，那时活好找，到处都招工。这回是“池田组”，到东宁县修路架桥盖大营，第二年春天开化了，又去大肚川草帽顶修“子药库”（弹药库）。干完了又去大成子炸砬子，崩石头，砸石子，修飞机场。
为“北进”苏联，自1935年前后，日本侵略者沿着中苏、中蒙边境，开始修筑号称“东方马其诺”的庞大的要塞群，其中以边境线长达175公里的东宁县规模最大。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期间，仅有3。5万人的东宁县，集结了13万余关东军。这是一次旨在对苏联发动攻势的战略集结。东宁县成了个大兵营、大堡垒，之前则是个大工地，在山里秘密开凿的永备性工事、弹药库，带保护色的镀锌铁皮屋顶的营房、医院和各种仓库，机场、兵工厂、铁路、公路，乃至慰安妇的房舍，有的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完工。
六十四年后，在东宁县大肚川镇石门子村老人家里，郭庆仕老人说，那时那人傻，就寻思挣点钱好回家。来时坐火车、轮船没花钱，这回就得自掏腰包了。再说好歹来一趟，多少也得挣几个呀。一个活干完了，就说等下一个一块儿算账，其实就是怕你跑了，拿工钱吊着你。
到东宁后，冬天是窝棚，生个炉子，容易着火烧死人；夏天是席棚子，十几米、二十几米长，两头开门，对面大通铺，顶上漏雨，下边淌河。半年左右一个工程，那工地大都在山沟里。山洪暴发，绥阳镇通沟一个工地，一天晚上卷走200多人。大水下去后，十几里河道两边横躺竖卧的，太阳一晒，尸体胀得像老牛似的。鬼子在下游训练，还有个测量队，也冲走不少。龙王爷可不管什么“大日本皇军”、“小日本鬼子”。
那时那人吃了这顿想那顿，就是一个字：“饿。”早晨开工，一块咸萝卜疙瘩，两个窝头，用铁丝一穿绑腰上，这是午饭。郭庆仕当三年劳工，他说这就够好生活的了，后来尽是橡子面，穿更生布衣服。像俺这把年纪的人，有几个没穿过？窟窿眼子那么大，棉花包似的，抓虱子都难，从这边钻那边就跑了。那时许多人穿“洋灰袋子”（水泥袋子）衣服。这东西有的是，剪开三个洞，像背心、马甲似的套身上，再弄一个把底剪掉套腰上，挡住屁股。
老人说，到东宁县第二年春天瘟人，就是伤寒病，每天都死人。来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子，让倒出些工棚，把病人隔离开就走了。开头“柜上”（经理）让埋，后来埋不过来了，把人抬出去扔哪儿就拉倒了，不然俺也不会有今天。有个老孙头，河北人，早起撒尿，说去看看昨晚那个小山东死没死，见俺趴在地垄沟里，还呼哒呼哒喘气，悄悄把俺背回来，灌碗米汤，问俺想吃什么，俺说想吃块冰。那心里像烧团火，胸脯子都抓挠烂了，恨不能把心扒出来按冰窟窿里。老孙头坐“巴子车”（公共汽车）去县城，买6根冰棍，用暖壶装回来。俺吃了两根，这个舒坦呀，一口气都吃了，几天后行了，就是头发掉得一根没剩。
本书开篇即写到的北大营7旅士兵陈广忠，事变之夜撤出北大营、奉天城，向东退到海龙县山城镇一带。部队准备经南满铁路进关，军需官给他和一些伤员留些药和钱，让他们在老乡家养伤。半年后伤好了，陈广忠给人种地、打短工。干了几年，寻思到奉天找个好点儿的活，刚进街就听警笛急吹，有人喊抓“浮浪”了，街两头就被戴黑帽子的伪警察堵住了。
两天后，陈广忠和近千名“浮浪”被闷罐车拉到东宁县。他这一队200多人，被押到胜哄山要塞前沿阵地，挖反坦克壕。
伪满劳工来源，除了从关内押送来的被称做“特殊工人”的战俘，是一招二派三抓。招是到关内招工，像郭庆仕那样；派是派官工，“勤劳奉公”；抓是抓“浮浪”。据《盛京日报》透露，1943年4月27日和6月22日两天，仅奉天一地就抓捕“浮浪”3576人和3500人。日本人认为这些失业穷人是不稳定因素，大肆抓捕，用日本话讲叫“一齐索出”，就是全城搜捕，老百姓叫“围街”。有时会连抓几天，既镇压了人民，又获得大批无偿劳动力。而在所有劳工中，日伪对“浮浪”的看管，苛刻程度仅次于“特殊工人”。
胜哄山位于东宁县三岔口镇南部，是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之一，由胜哄山要塞、勋山要塞、朝日山要塞、203高地要塞和荣山阵地组成。胜哄山为核心要塞，占地7。7万平方米。而最大的庙沟要塞群，占地达200多万平方米。那些恐怕永远也难以知晓来自何处，极可能就葬身其间，或者大山深处的什么地方的劳工，开山凿石，把难以数计的玄武岩从大山腹部掏出来，一条条钢筋水泥的洞道，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大山里蜿蜒迂回。胜哄山要塞主洞道两头炸毁堵塞，现能测量的洞道为1964延长米，洞室1007平方米。据当地老人讲，最大的洞道能开进去汽车。
陈广忠对脚下大山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闷罐车咣当了几天，这些“浮浪”根本就不知道来到的是何省何县何地界。从工棚到工地，别说老百姓，连个伪军都没有。不过，东北军最现代化的7旅通讯连士兵，可是明白他们挖的这东西是干什么的。终于有一天，知道脚下那瑚布图河对岸就是苏联时，陈广忠就明白了这是到了绝地，工程结束后，日本人是不会留下他们这些活口的。
一天晚上，收工路上，山那边隐约传来密集的枪声。风大，林涛吼叫，加上脚步声噼里啪啦的，一般人听不到。陈广忠能听到。他耳尖，又是行伍出身，听出少说有两挺歪把子机枪在齐射。
他假装摔倒了，坐在地上抱只脚直哎哟，说脚崴了。几个要好的弟兄围上来，他递个眼色，低声道：那边日本子杀人了，咱们得跑！
附近两个看押劳工的鬼子跑过来，用枪托把人捣开，吆喝陈广忠起来跟上队伍。
老人如今个头不到1。65米，干巴精瘦，头脑有时糊涂，腿脚依然挺利索，当年就更精干、利索了。他把两只后开门的“水袜子”系紧了，从地上爬起来，抓起身旁那把铁锹，双手离地时两腿蹲实了，那铁锹就朝鬼子的膝盖下方抡去。人在拼命时力大无比，直到今天那四条腿的断折声，还是那么清晰。不是听到的，是两只手感觉到的。
几个弟兄一拥而上，锹镐一顿猛砸，然后跑进山里。
东北抗日武装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有较大煤矿和干过较大工程的地方，几乎都有日伪时期留下的“万人坑”。这“万人坑”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或者千把人，乃至更多。并不一定就得有一万人才这么叫。这是必须说明的，不然有人可能会说三道四。
新宾（兴京）县城北山坡上有棵老榆树，人称“人头树”，用当地老年人的话讲，当年“人头挂得像蒜辫子似的”。2001年底笔者采访时数了数，当年挂人头的锈渍斑斑的铁环，还能看得到的是7个，更多的已经长进树里，被凸起的树皮裹住了。山后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坑，就是当年的杀人场。1964年将其一角挖掘，即发现有头无头尸骨200余具。据县志记载，此类“万人坑”，境内共有10个。
牡丹江铁岭河有个“模范监狱”，后面将要写到的东宁县二道沟屯长张传福给抗联送粮，被捕后关在那里，被折磨死了。他的弟弟张传道去收尸，狱警说在西山大坑里了，自己去找吧。3个大坑，每个3间房子大小，深浅不大好说，人都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光溜溜的没条布丝，衣服让人扒走了。路边那个堆得高出地面两三尺，老远就见到白花花、血渍糊拉的，就像垛的冻猪肉绊子似的。狗啃乌鸦啄，那狗肥得踩一脚都懒得动弹，乌鸦飞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
以上应该是比较正宗的“万人坑”。抚顺平顶山那3000来人的葬身处，就不能算，因为那不是个“坑”。桓仁县西江惨案“填大江”，就更不是了。老黑沟“杀大沟”中最大的屠场月亮泡，也叫泡不叫坑。郭庆仕老人所在的那帮劳工，干的几个工程都不算大，有坑没坑好像都够不上“万人”。瘟人的那次足够了，又基本是拖出去扔哪儿拉倒了，也没坑。
截至2001年春笔者采访时，东宁县已在庙沟沟口、半截沟、矿山村和大肚川老城子沟北山脚下，发现4个被当地人称做“劳工坟”的“万人坑”。据专家考证，都是修建营房、机场和军事铁路、公路等工程死难的劳工。其中最大的老城子沟北山脚下的“劳工坟”，埋的都是装卸工。当年那儿是个货物中转站，火车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军火和军需品，当然还有一列列闷罐车的劳工。1941年和1942年，仅榆树县就陆续有4700多劳工在那儿卸车装车，据说归乡的不到800人。而那些像羊群样被驱赶到大山里的劳工，当地人再未见到他们回来。
毫无疑义，在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中，最耗时耗力的浩大工程，不是这些地上的附属设施，而是那些在大山腹部的迷宫似的、被称做“死亡工程”的地下工程。从“鸡鸣三国”的中朝、中苏边境的珲春起始，沿着中苏、中蒙边境构筑的这条“东方马其诺”，基本如此。于是，就不能不关注修筑这些世间罕见的地下工程的劳工的命运，这些土生土长的和来自黄土地、红土地的先人们，魂归何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过来后，从庙沟里跑出30多劳工，说是日本子让劳工进要塞躲炮弹，进洞后再一段一段将洞道封闭，几千劳工都憋在里面了，他们是靠近洞口才得以逃生的。
已知的仅此而已。
“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前面不时出现“保长”、“甲长”、“牌长”，该说说伪满的保甲制度了。
《暂行保甲法》是1933年12月22日公布、翌年2月3日实施的。“每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在乡村，以村或相当于村的集团住户为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为保。”“关于保、甲、牌及自卫团制度的总称即保甲制度，目的是通过友爱相倚保持地方康宁，防止不测之紧急危害，在目前治安状态下，作为警察的辅助机关，主要从事自警自卫。”“所谓连坐制度，即居民发生一定犯法行为时全牌各户主对其行为全都负责的制度。根据应负责任的犯罪发生情况，警察署长可对各家长课以二元以下的钱款，这叫做连坐金。课征连坐金的目的，是对直接为害治安维持的犯罪行为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使之负起道义的责任，是对牌内出现犯罪者负责和预防同类事件发生而采取手段的特别制度。另外，课以连坐金的犯罪限于有重大影响者，即关于内乱罪、外患罪、公共危险罪、关于暂行惩治叛徒法之罪、关于暂行惩治盗匪法之罪等。”
1937年又实行街村制，保甲连坐制度依然存在。街相当于今天的镇，村相当于乡。“街第一次受县长、第二次受省长、第三次受国务总理大臣的监督”，这话听着实在别扭，因为“满洲国”实在就不是个东西，不过读者也能看得明白。村亦然。街长、村长及下属一干人员，都是吃“康德皇帝”“皇粮”的官吏。“集团部落”通常为甲，相当于今天的村（屯）。在关东军和“满洲国”的文件中，“集团部落”的头是叫“部落长”的，笔者采访时没有任何民间老人提及“集团部落”四个字，也就无所谓“部落长”了，都叫“甲长”、“百家长”，还有像“九一八”事变前那样叫“村长”、“屯长”的，牌长又叫“十家长”。
有了被老百姓称做“围子”、“人圈”的“集团部落”，再加上“采取中国保甲制度之长，参照满洲国现状的满洲国独特的保甲制度”，“匪民分离”就进一步深入了，老百姓的苦难也更彻底了。
前面说过，来个客人得“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从哪儿来，是你的什么人，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