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村公所，说当官的放个屁，老百姓跑来跑去，这不是熊人、折腾人吗？俺们不走了，就在那里住了。村公所自知理亏，就说反正十来户不行，至少得二十户才能建部落。村公所已通知别的屯不许往二道沟搬了，认为张传福根本凑不够二十户，没想到张传福很快动员了十多户，而且都是日照人。
无论关里人闯关东，还是南满人走北荒，大都是奔熟人的。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方，捎信说这地场挺好、养人，亲戚朋友就一帮帮奔来了。“山东屯”、“天津班”、“湖南营”这些地名，都是有来历的。天津人嘴巴子厉害，能说会道，糊弄小鬼子。山东人多，仗义，抱团，不听邪，鬼子汉奸就有些发憷。
二道沟距老黑山不到10公里，一条二道沟河沿沟底咆哮而下，不算多么偏远，却是山大沟深，进出极不方便，也就显得远离尘世。这里林木参天，之前没有人家，只在沟里片底子有个“木帮”（林场、伐木队）。几个季节性“跑腿子”，与狍子、野猪、老虎、黑瞎子为伴，在沟里伐木、放排。那时二道沟河水大，木排顺流而下，可一直放到今天的绥芬河市。
日伪觉得二道沟不适合建“集团部落”，抗联看中二道沟也就顺理成章了。
现居老黑山镇的李为奎老人，是最早见到抗联的二道沟人。
老人说，俺们家归屯到二道沟后，俺就到沟里“木帮”干活了，在“木帮”挣钱多。年根底了，一天晚上回家，走到马鹿窑子南沟，月亮地里站着几个人，招手让俺过去。都穿着日本子衣裳，家什挺硬两大件，三八大盖和匣子枪。日本子没有匣子枪呀？他们说你别害怕，俺们是抗联，打日本子的，给俺讲了一气。问屯子里有没有日本子、“满”军，屯长叫什么名字，这人怎么样，俺都说了。一个大胡子、挎小枪的官，后来知道他是5军军长柴世荣，让俺去报告屯长。张传福连宿大夜就上来了，以后就是他跟抗联联系了。买东西，送情报，送粮食，二道沟家家户户都给抗联送粮食。冬天送得少，树叶关门就多起来，柴军长、季（青）书记、金日成常带人在沟里活动。
如今仍住在二道沟的高元亮老人说，谁去送，送多少，送到哪，谁带队，都是张传福通知、组织，都是晚上送。开头走卡子门，看门的是自卫团，就是俺们这些人。后来有警察队了，就翻围墙。围墙两丈来高，归屯时修的，外边还挖的沟，先过去几个人，再把粮食递过去。马鹿窑子密营10多里远，片底子密营40来里，都是山路，又是夜道，还要过几趟河。冬天好走，顺河道就上去了。河边结冰碴时最遭罪，河水“扎”（音ｚｈá，意同“砭”）骨头，上岸走出几里地，身上出汗了，那腿脚还像两根木头似的。
去马鹿窑子有段200来米的小道，一人来宽，一边紧贴悬崖，一边是100来米的深涧，下边是二道沟河。送过粮的老人都说，日本子进山“讨伐”，豁上绕远，白天也不敢走。要不是给抗联送粮，屯子里许多人也不敢走，瞅着都眼晕。翻墙时大气儿不敢出，到这儿唱歌自己都听不见，那河水像有几十头老牛在吼，人像在水面上漂。黑灯瞎火，一手抓牢树枝子，一步步小心翼翼往上挪。背上粮袋子50来斤，有时风大，一个劲儿往下坠。一脚踏空，或是一把没抓住，那人下去了，连水泡都溅不出来。
已经搬到老黑山的时德正老人说，开头把粮食送到马鹿窑子“木帮”，“木帮”的马老两、王老两和王希文是抗联，再由他们送去密营，后来俺们也能去密营了。一次在马鹿窑子见到金日成，都落雪了，还穿双露脚指头的胶鞋。俺就把俺那双八成新的胶鞋跟他换了，穿上试试，还挺合适。
1940年12月，由5军政委兼道南特委书记季青写的《抗联第五（应为“第二”——笔者）路军南部活动记录》中说：
一年来有密切关系之二道沟屯子及红石砬子、满天星各处散种地的农户，征发约近三十石给养，我们决定此地作最后的根据地，征发完毕向中东路北试探活动。
这年10月初，张传福从片底子密营抱回个孩子。
7月16日，5军军部副官方政隆的妻子张静秋，在片底子密营生个女孩。8月，方政隆在宁安县泉眼河战斗中牺牲。树叶开门，快落雪了，密营人员奉命转移。张传福说孩子给俺抱回去吧，陈编的媳妇没“开怀”（生育），两口子心眼儿好使，错不了。
敌人早就怀疑二道沟“通匪”，这回不知怎么听说陈编家收养个孩子，派特务来探风摸底。张传福早有交代，大家都说是去老黑山的路上捡的。特务张世恩原是救国军，与“木帮”的管账先生尹洪升挺好，说要给他在县城找个工作。两个人走到万宝湾一片柳树棵子，张世恩把枪掏出来了。这时尹洪升嘴还挺硬，弄到老黑山日本宪兵队一顿打，就全招了。
宪兵队先抓走张传福，之后又分三批抓走20多人，二道沟的青壮年男人被抓走一多半。
高元亮老人说，张传福关单间，俺们这些人都是一屋子几个。那墙半尺多厚，手指头粗的棍子夹两层，糊上黄泥。张传福用筷子抠个缝，告诉俺们不要乱咬，就说是屯长让干的，不干不行，都往他身上推。一屋传一屋，一批传一批，用现在的话讲叫“统一口径”。
第三批第一个受审的是高元亮。
带进屋，一个翻译就问“胡子”进屯子几次，有多少人。高元亮说黑灯瞎火的，也不让走动，就知道俺家有两个人。又问谁让你们给“胡子”送粮，都送哪去了，“胡子”的密营在什么地方。高元亮说屯长让送的，想了想又加上个尹洪升，其实这小子哪管得着这事呀？接着说都是送到半道就回来了，“胡子”不让俺们到他们那地界。“胡子”有枪，俺坐家在地，有老有小的，叫送不敢不送。问为什么不报告，高元亮说俺要是报告了，那“胡子”能饶了俺吗？
没等高元亮说完，那翻译上来就是一耳光子。一个留撮“鼻涕胡”、拖双木屐的鬼子，抓起炉盖上的炉钩子就打。第一下打上了，第二下躲过了，第三下打在炉筒子上，稀里哗啦一阵响，几节炉筒子掉下来，差点儿把烧得通红的炉子带翻了，屋里烟呀灰的。一节炉筒子滚在“鼻涕胡”的脚面上，烫得这小子蹦着高儿嗷嗷叫。
老人说，最受不了的是往手指中间夹筷子，两个人拽，好在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
于占元最小，十五岁。鬼子给他拿个板凳，让他坐下，拍拍肩膀，说你的小孩子的，好好的说话，皇军大大的有赏。于占元也是一套话，小鬼子一脚踢翻凳子就打。
宪兵给于永松灌辣椒水，把人灌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问他给抗联送什么了，送哪儿去了。于永松说送辣椒，天天送，都送他们家炕头上了。
高元亮老人说，后来于永松说他是被灌糊涂了，可灌糊涂了也没说真话。
时德正老人说，第二批抓了俺爹时和春，俺是第三批，俺爷俩都让日本子“上大挂”（把人吊起来拷打）了，浑身没块好地方，放回来半个多月没起炕。二道沟家家户户都给抗联送粮，尹洪升那小子并不都知道。像李为奎也没少送，可他在山里伐木头，尹洪升不认识他，就没供出他。反正不管怎么打，就是咬紧牙，不能咬别人。都是山东人，还是一个县的，咬谁谁遭罪，要死大家扛，就可着俺们这些人造去吧。
老人说，老黑山宪兵队有个李翻译、王巡官，借审讯机会，把尹洪升踢死了。这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俺们庄稼人说不明白。有人说是张传福让他俩干的。反正叛徒死了，再没口供了，俺们这些人翻来覆去就是一套话。当时说要把俺们都杀了，把“胡子窝”二道沟的人都灭了。说是报到牡丹江宪兵队，一个大官没同意，让把张传福和俺们都放了。这个主意更歹毒，是想放长线钓大鱼，通过俺们了解抗联线索打抗联。这时二道沟已经设了警察所，几个“白帽子”，还有个“黑帽子”。可张传福领着乡亲们，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照样给抗联通风报信送粮食。
老人说，都说“鬼子”、“鬼子”，要俺说小鬼子最鬼的一招，就是会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干事。没有那么多汉奸、叛徒，日本子能那么快就占了东三省，占了十四年吗？没中国人替他“拉道”（当向导），他敢进山打抗联？深山老林，进去就得麻达山。可他在俺二道沟就没辙！他人生地不熟，那几个中国警察看俺们抱团，也不敢真心帮他。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抗联领导明了张传福的处境，几次要他带家人上队。张传福说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时德正老人说，开头给抗联送粮，有个挺大的官，劝俺上队。不少人都被劝过。一听这话，俺就为难。老黑山宪兵队抓人，头两批是绑着押去的，后两批不绑，也没警察押着，都是自己个去的。有像你一样采访的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听话，怎么不跑不反抗呀？俺们可以豁出去，爹妈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买把锄头得“行路证”，出屯子种地、割柴火都有钟点，一家老少几口人，多大年纪，都在人家本上记着。二道沟多个抗联小孩，让日本子折腾个底朝天。不用多，上队两个，十家连坐，一屯子人还剩几个？后来那个大官也明白了，说你们要都上队了，大家伙儿喝西北风去呀，这样子对抗联帮助、贡献更大。
老人叹口气：张传福是为了俺们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张传福再次被老黑山宪兵队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铁岭河“模范监狱”，1941年3月25日被杀害。
敌人始终未发现片底子密营，那里一直是1路军、2路军的活动据点。抗联过界去苏联后，派回来搞侦察的小部队，常在那里歇脚、养伤。二道沟人一如既往地给他们送粮，通风报信。
李为奎在沟里奔楼头种了几亩包米，抗联的人见了，说到时候俺们就收了。
李为奎说：俺就是给你们种的。
“大中华”与“小日本”
高元亮老人说，俺家原来住在和光，二道沟凑不够20户人不让建屯，张传福去动员俺爹。俺爹说，那地场深山老沟，狼虫虎豹的，一寻思都吓人。张传福说，狼虫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场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日本子进去一趟不也一样吗？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一听这话，俺爹拍拍脑袋，说瞧这臭脑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辈闯关东，是因为天灾，还是源于战祸。但我知道，他们在碾子沟那深山老峪中与狼虫虎豹为伴，除了那儿土地肥沃外，还因为那儿远离尘世，也就远离官家。所以，中学时代学习西汉戴圣的《苛政猛于虎》，就特别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于九军行营军本部”“政治讨论会”上作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说：“向来中国的官儿只知贪污，只要肯丢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办的。”
我接触到的我的爷爷辈的那代人，因为没文化，没有“贪污”、“受贿”、“腐败”这样带点文化的词儿，而是前面已经说道过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爷爷，和他那些庄稼人的老哥们儿一样，生前一直称“国家”、“政府”为“官家”，把今天称做“公务员”的国家干部叫“官家人”。笔者采访本书时，在那些八十多岁的乡间老人口中，仍能听到这类好似已经老得发霉了的词句。
是“官家”，而不是“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官们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这个国家，再把它承包给各级官员。从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们，自然要为自己的官帽负责，也就是为比自己大的官负责，最终都为皇帝负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无论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至于老百姓能够排得上号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缴纳赋税，供官员们挥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国是官们的家，那在自己家里取用什么，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古装戏里，老百姓是有击鼓鸣冤权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银子的贪官，那就是送上门去了。权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钞机，在官家那儿找不到公理、正义，老百姓还要活，怎么办？一个“义”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乡观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忙就得帮。二道沟人那样齐心抱团，与他们都是山东日照人，不能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比较普遍的是磕头拜把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大户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帮精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