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给隐去），还有相当多指不出名字，养病好了的，都得一律派送回来，我们坚决抗议，按整个革命×××（原文如此——笔者），在满洲时斗争条件，把非满洲的工作同志派到满洲来是最合适而必要的。若把为满洲准备的干部“避难”分配到其他处所去极不应该的，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
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等等，还有历届的满洲省委班子，都是从关内派来的。没有这些人，很难撑起东北党和抗联。但是，这都不属中央曾经许诺的帮助东北的干部之内。薄弱的基础，巨大的牺牲，东北是太需要决定一切的干部了，怎么还能把东北派去学习的干部，再派往其他地区呢？今天，我们对那些贫困地区，不是也有许多优惠政策吗？
“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周保中在说这话时，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东北是个无底洞，代价太大，取胜无望，那就把有限的力量，投放到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战场上去。
没有资料说明，王明是不是这样想的，共产国际又是怎样评估、结论东北战场的。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王明、康生连咳都未咳一声就走了，蒙在鼓里的东北党和抗联，还在不断地请示、报告，希望他们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和破解叠印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些问号。
王明果真是疏忽大意，行色匆匆，忘了对东北党和抗联的工作作一番指示、交代？起草了“1·26”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人，会是这等水平、智商？这符合常理吗？会不会另有什么隐情？显然是受益者的日本鬼子，会不会搅和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方方面面，东北抗联有太多的未解、难解之谜。
无论如何，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我们的先人，这一刻都是被“弃置”在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面是伤亡之巨、干部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伤病残废人员无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九一八”事变近五年来，因游击斗争而受到身体残废，孤儿寡母，有年纪极老的，有婴孩，究中中国人尚易于想法安插，可是近来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高丽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牺牲的同志和关系家属，现在残废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儿、寡妇、老人、婴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总数五十人以上。军队用尽办法未尝不可以顾虑，可是牵制了整个的游击活动，一遇敌人封锁进攻，其危险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计之下，只有请求中央设法取得国际救济机关的同意，务必加援助于我们，允许我们的请求，收容那些伤残废人及孤儿寡妇。
4月10日，周保中在给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样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东满党特委和五军党委破坏了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曾利用派学生之特点，除派学生来外，曾派了四批较残废者、病者、受伤者、老弱少者，内中并有很多韩人，引起怀疑者，根据代表团指示，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东满特委及二、五军党委，绝对禁止派病人、受伤者、残废、老少等来苏联，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
周保中等人，无论怎样“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上”，提出“批评”、“抗议”、“控告”，也无论王明、康生听没听到，都无济于事。而王明、康生那严厉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当时是何感想，今天读来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吗？
前面说过，1军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后来各军也都有了类似条例。古今中外，对于军队的战死、伤残者及其家属，没有一个国家不给予抚恤、优待的。美国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寻其在二战中的失踪者遗骸。
而对于抗联这样一支衣食、枪弹都靠自己筹措，缴获的重机枪、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来的武装，再让他们拖着一群伤病残和烈士的老少遗属，那游击战还怎么打？那些“在大森林里垂危待毙，啼饥号寒”的人们，满怀热望奔“阶级祖国”而来，千辛万苦地过界或未过界就被拒绝接收驱赶回来，又会怎样啼饥号寒？那些还在拿枪战斗的人，听着看着这一切，那军心士气又会怎么样？
从东北抗联官兵仰首期盼的那边，不时传递过来的信息之一，就是“弃置”——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1936年春梨树甸子伏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4个灰色铁皮箱子，掂掂，挺沉。这是什么“好贺儿”呀？有人说是饼干，有人说是罐头，用刺刀撬开一看，都知道是机器了，什么机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杨靖宇报告，杨靖宇立即想到是电台，赶紧派一个排抬了回来。杨靖宇给大家讲这电台的用处，一个个又都听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军几乎都缴获过电台。老人们都说，开头那可真是当做宝贝呀，有大功率电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联系。可有家什没人才，宝贝就成了废物，后来都藏在山里了。北满办电信学校，培养通信人才，可是没有密码，不还是废物吗？
还得靠人。吉东派进关内的人最多，或者像过界去苏联一样，“一去杳如黄鹤”，或者垂头丧气回来。就算找到了，空口无凭，能认你吗？
1940年6月，2路军总部巡视员彭施鲁，随2支队1大队在饶河县大旗杆活动时，见到个人，三十来岁，中等个头，说话不紧不慢，挺稳当的，说他叫王鹏，是党中央派来的。
近六十年后，彭施鲁老人说，听到这话，吓了一跳，你是中央派来的？惊喜呀，马上又怀疑。从哪儿来，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没有，但说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这事都怠慢不得，赶紧派人送到支队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儿，谈话后又转送总部。周保中又跟他详谈，认为可信，是中央派来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谈话记录》中说，王鹏原名彭森年，是7军的，1936年夏派去苏联学习，后随康生回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经王明（统一战线部部长）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派遣，叫他到东北来找第七军的关系，同时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其他各军都有交通员。和他一同由延安出发的是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由鲁南党委一区宣传部长林护佳率领，坐汽车到西安，又坐火车到渑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随115师代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遣部队，经冀南到鲁西北、泰西、鲁南。在鲁南等交通，耽误5个月。到龙口办个伪满的劳工证，坐船到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再坐船到饶河。从延安出发时无任何证件，到鲁南后有了，巴掌大张纸，盖个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印章，缝在左边衣领里。饶河是边境地区，又有抗联活动，对旅客搜查特别严，王鹏下船前把这唯一的身份证毁掉了。
没有任何老人、资料提及还有像王鹏这样的人，曾到过别的军。就是说，从延安派出来的11个交通员，只王鹏1人完成了任务。
关内一路，王鹏基本是由地方党和八路军“保驾护航”过来的，这样安全系数大，却身不由己，耽搁时间。按照地下工作经验，11个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走同一条线路。漫长的战线、敌占区，会有多少艰难险阻？就算他们都安全地出关了，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队吗？比如去1军的李义广，还有去8军、9军、10军、11军的，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从饶河过界，与驻海参崴有关部门联系，来回半个月够了。算上过界后被拘留、审查，再去莫斯科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就两个来月。而王鹏从延安到饶河，用时一年出头。别说内容，就算形式，这种联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延安实在是太遥远了。
有人说算上陈秀明，魏拯民先后派两个人带着文件过界去苏联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有人说是派出去4个人。据说只有一个人到了苏联。
没有疑问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给中央写报告，并让他的警卫员好好保管，不可遗失。
因我的心脏病发作不能多写。
这是《魏拯民给周保中并转五军党委、吉东省委的信》中，写于篇末“此致军安”后面的一句话，然后是“魏拯民书一九三六、十二、二十七日”。接着，好像是休息了一会儿，觉得好点儿了，又提笔写道“又及：敌人‘讨伐’策略有相当的转变”——写了140余字，说明敌人的策略有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当这个胃囊里也是树皮，不久人世，牺牲后又被敌人从墓里扒出来，割下头颅挂在桦甸县城头示众的病人，在密营里用快冻僵的手写着报告的时候，王明是不是在延安的什么地方跳舞呢？
最后的时刻
扒下榆树皮，或是松树皮，连撕带削地把紧贴树干的那层嫩皮弄下来，切巴切巴放进锅里，一会儿就咕嘟咕嘟翻滚起来。倘是一锅松树皮，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松节油味儿。
密营周围的树干，没皮的越来越多，白花花的与雪野融为一色。
这里是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的二道河子密营，大山腹地，林海深处。1940年深秋第一场冬雪飘落时，魏拯民就被疾病击倒了，是用担架抬到这里来的。不到10个人，头几个月还有包米粒子吃。那煮的、炒的包米粒子，只能像金豆子样一个个往嘴里数，这树皮粥可就可着肚子随便造了。棒小伙子的胃都受不了，就别说魏拯民的老胃病了。不过，最终致他于死地的，还是心脏病。
他说，总觉得心头像有块石头，堵得慌。
童长荣二十七岁牺牲，比前任特委书记小两岁的魏拯民，这年是二十八岁，生命原本正如朝阳般光芒四射。他需要个有房子、有床、有饭吃的地方，治疗休养一段时间。而且他有机会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说陈秀明过界，是为军情所迫，清汤林子不便行动，那他可以等到青枝绿叶的季节。一春一夏，他一直拄根棍子，随军指挥作战。可在那样的季节，在那完全可能明白自己熬不过接下来的漫长冬季的时刻，顶着完全清楚可能会是什么后果的政治风险、压力，他下令让那些伤病残弱者过界去苏联了。
南满省委书记、1路军副总司令，弱不禁风而又顶天立地，温文尔雅而又强悍——那种强悍的温情、人道和人性。
在那个最后的大雪飘飘的季节，疾病缠身的魏拯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只要能拿起笔来，就回顾、总结南满省委和1路军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
最后的时刻，官兵们围着他们钦敬的骨瘦如柴的副总司令，看他望着那支他早已拿不动的匣子枪和那些文件，意思是都交给你们了。
壮士魏拯民！
吃过松树皮粥的老人说，那东西吃上一回，再吃什么都是股松树油子味儿。
闻着就不想吃，那也得吃呀，饿呀。吃几口又不想吃了。
魏拯民就给大家讲故事。说是一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都吃野菜、树皮。一个老头抓了个蛤蟆，这可是“好嚼裹儿”呀，就做了一锅野菜蛤蟆汤，一家人吃得这个香呀，有人说这肚子要撑两半了。那也没吃够呀，有人又去刮锅底那点儿剩汤，却看见那只蛤蟆蹲在锅台上，直冲他鼓眼睛呢。
再讲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35年夏，魏拯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又住了几个月院后回来，先到宁安向县委传达七大会议精神，然后回东满。路过延吉县老头沟，被两个伪警察盯上了，盘查一阵，要把他带去警察署。
魏拯民说，我那包里好多七大文件，这要是去了警察署，一翻，不是全完了吗？我这身板能跑过他们吗？再给我一枪，那不也是个完吗？这么想着，就去兜里掏钱。总共就50块钱，心里寻思够不够呀，这辈子也没干过这事呀，就把那钱塞到个年纪大点儿的狗子手里，说俺个小穷教书的也没什么可孝敬的东西，这俩钱请两位长官喝壶酒吧。这心里寻思，要是不行，就抢枪。那枪要是拿在手里，抽冷一下子，兴许能抢下一支来。可这俩小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枪都挎在身上，要抢还得替他们去枪套里掏枪，你说这事麻不麻烦？那也只能这么着了。哪知道这两个小子那才痛快呢，拿了钱，屁也没放，走了。
魏拯民说，他们走了，我也走吧。再一寻思，摸摸脑袋，这账不对劲呀？日本子悬赏，杨总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