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中苏边境线上巡逻的日军装束，抗联没少与这类鬼子打交道。即便南满日军的防寒装，与抗联也不可同日而语。敌人是倾“满洲国”之力保障供给，抗联一切都靠自己解决，而且，他们没有饥饿之虞。
即便如此，日军也不断有冻死、冻伤的，更不用说被抗联拖来拖去，在大山里麻达山了。
据说，当年日本鬼子看到《露营之歌》，也表示钦佩。
“冻死的人笑模悠悠的，像在热炕头上睡着了”
1941年12月2日，《抗联三路军九支队官兵履历表》中，林玉金，三十九岁，1939年2月入伍到6军3师保安连，担任过中队长、排长，“负伤次数及轻重”栏中“无”，“特征”栏中为“足指皆无，左小指有冻伤”。
1939年（无月日），《张寿海Ч赜诓慷拥幕疃榭黾熬咽褂梦侍飧鸩叩男拧分兴担叭鲁醵埂保巴跫讨芡荆ㄇ笆痪弥魅危寰衫吹模┮韵铝乘馈薄�
1940年2月24日，《团结给海山同志信》中说：
在去年严冬之际敌情紧张时期，衣履不佳，饮食不周，除不得已送过江（苏维埃联邦负责同志费心代为收容救济）百名外，在两个月过程中加因为伤病饥饿，奇寒而死的四十余名。
那时在东北，一场寒流过后，无家可归者成为街头死倒，平淡无奇。庄稼人的手，若不皴裂开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个庄稼人了。“六个爪”、“王秃瓜子”、“李坏手”、“一只耳”，是男人而被称为“×小脚”，残废了，这才算得上冻伤的。而各地游击队从成立之日起，这类外号就不断地取代着一些人的名字。
秋风起，在抓紧整治“时令病”的同时，防冻伤教育也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冻伤主要发生在行军、作战期间，特别是打伏击时。土生土长的都有一套防寒经验，对于像彭施鲁这样的，开头就得特别关照些。同时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别人破烂，就得说明理由。偶尔打次小宿，溅上火星子烧些窟窿眼子，或是抽烟不小心烧了一块，就要受到批评。再烧，就会受处罚，通常是罚站、打军棍。
1938年前，冬棉夏单，各军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冻死的，不多。之后就越来越多了，也不罚站、打军棍了——都成“野人”了，罚谁呀？
离休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总务长的李桂林老人，黑龙江省肇州县人，1940年8月参加3路军12支队36大队，没有任何过渡，离开家门，上队就开始“打火堆”。
飘第一场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听到“打火堆”三个字，就趴那一层薄雪的地上不想动弹了。大队长景芳，细高个，一脸黑胡碴子，一只胳膊负伤锯掉了，一只独臂将李桂林薅起来，吼着让他去弄树枝子铺“床”，“不然就处罚你”。
1997年笔者采访时，老人七十三岁，平头白发，个头少说1。70米以上。他参军时还不满十五岁，长得也小，没支三八大盖高。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也是孩子呀！
老人说，当干部操心受累呀。天还不大冷时，睡觉前要烤乌拉，先烤一只，烤好了穿上再脱另一只，主要是烤乌拉草。有的烤着烤着，身子一歪睡着了，就得赶紧把他弄醒，给他几巴掌。大家都睡了，有的迷迷糊糊往火堆前凑乎，当领导的就要把他拽回来。一般个把小时就冻醒了，没醒的，就得看看怎么回事。一眼没看到，就可能出事。有个田富，10个手指头都冻掉了，后来冻死了。
王钧老人说，1939年10月下旬，我们12团的朱连长，带个战士马万海跑交通，去讷河县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马万海烧得就剩个脑袋，朱连长两只脚烧没了。他爬了两天两夜，把信送到了，几天后也牺牲了。
离休前为伊春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玉林，与李桂林同岁，同年参加12支队，两人家相隔不到两公里。像李桂林一样，张口就是实事。
老人说，有一回做梦，说做的大米干饭和猪肉炖粉条子，那个香呀。迷迷糊糊爬起来，就去火堆上抓，一只手烧得“糊巴烂啃”（形容烧得焦煳破烂的样子）的，现在还这么多疤。
老人说，火也怕冻呀，你看那火苗是蓝色的，现在估摸着那气温就得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格外小心了，当领导的就不敢合眼了。最可怕的是秋末冬初、冬末春初那种雨夹雪天气，衣服湿透了，“打火堆”也不能脱下来烤，不冻死冻伤，八成也得病了。好人都难活，肚里没食，连饿带冻，还有个好吗？
1军3师西征碰上的就是这种天气，不知造成多少非战斗减员。笔者见到的资料，都没提及这个问题。而本节前面引用的“王继周同志以下六名冻死”，就是雨雪纷纷所致。文件中还说“据说再延驰（迟）一小时的淫雨，就要冻死全队的三分之二”。
李桂林老人说，大兴安岭的冬天，不下雪的时候不多，那雪齐腰深，过胯深，没膝盖算浅的。踩雪壳子走，一下没擎住，咔嚓掉下去。爬不上去，就用枪托砸雪壳子，在雪里往前拱，拱出的雪道像工事、战壕似的。有时一脚悬空，又掉进坑洼沟里。沟多深，雪多深，在底下扒雪，像老鼠掏洞似的往前爬、拱。拱不出去，没人拉扯，那就完了。
彭施鲁老人说，行军中最容易冻伤脸和鼻子，休息时是手脚。先是疼，用东北人的话讲，是“冻得像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不怕，猫不咬了就是冻伤了，没知觉了。刚冻伤时皮肤发白，那是血管丧失功能，赶紧用雪搓能搓过来，等到发黑就不行了。过度疲劳和体温降低，会影响人的思维判断力，觉得不疼了，没事了，干部就得经常喊几嗓子，提醒大家互相瞅着点。晚上行军更得提高警惕，特别要盯住那几个体质差的人，派人重点照顾，不时清点人数。饿呀累呀掉队了，困得一头栽雪窝子里睡着了，一会儿就冻僵了。肚里没食，那人特别不抗冻，生命特别脆弱，说不行就不行了。
老人都说，其他季节，饿了就睡觉，睡着就不饿了，有的再没醒来。冬天无论多饿多累，没打火堆不能睡觉，睡着了十有八九得完蛋，不死也残废了。
曹曙焰老人说，1940年1月，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2路军2支队政委姜信泰让我去宝清送封信。我和个朝鲜族机枪手金万义，等走到宝清和富锦交界处的山里，一下子傻眼了。山坡上十来个人，坐着的，蹲着的，躺着的不多，都冻死了。那穿戴，那头发，一看就是咱们的人。四处“撒目”（巡视），前面一个洼兜里又有几个，周围这一个、那一个的，还有一些。好多人那大腿和肚子，都叫野兽啃了、掏了。
老人说，像我这样活下来的，谁没见过冻死、饿死的战友呀？可哪见过一下子冻死这么多呀？就我所知，1938年后冻死、饿死的，比战死的多。
老人说他第一次见到冻死的人，是1936年秋天。他和连长王庆云率连到山外筹粮，买下老百姓地里的庄稼，掰包米棒子，割谷穗、高粱头，往山里背。干了几天变天了，雨夹雪，半夜回到密营，发现少了团部的孙副官，曹曙焰立即带两个人回去找。雨雪停了，北风像狼似的号叫，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在林子边找到了。孙副官坐在麻袋上，衣服铠甲似的，身子朝前弓着，两只手向前挓挲着，像在烤火，眼睛眯缝着，笑呵呵的。
曹曙焰老人说，我乐坏了，以为这人还活着。喊他不应，上前一抱，吓一大跳，硬邦邦的。后来明白了，冻死的人和战死的不一样，突然中弹牺牲，那表情差不多瞬间就凝固了。冻死的人是笑面，笑模悠悠的。人临死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这个世界挺温暖。那冻死的人是不是要加个“更”字？我还见过敞着怀的，热得受不了了似的。
王钧老人说，1938年，我们12团在通北拉拉屯筹粮后进山，离山还有几里路时，司务长刘殿福和班长韩九发冻死了。刘殿福抱着个塔头墩子当火盆，舌头都硬了，呼啦、呼啦“半语”（说话说不囫囵、完整）了，让我们先走，他烤热乎了再撵队伍。我们给他搓呀揉呀，做人工呼吸，怎么也没救过来。
李在德老人说，冻死的人挺安详，刚冻死时脸上还有些微红。
许多老人谈到冻死的人的脸上的笑容。
1940年初，2路军2支队向虎林转移，有个叫王福实的兵掉队了，曹曙焰回去找，见他趴在雪窝子里一动不动。曹曙焰脱下手闷子试试，还有气。先是背，背不动了，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拖，拖不动了，就坐那儿喘。王福实说，指导员，你别管俺了，俺活不了了。一会儿说你给俺一枪吧，一会又说你把俺勒死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有碗热乎乎的子粥，他吃了就能走。他说得没错，他活不了了，谁也不能救他。但是，你不能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你就要陪着你的战友。这是个原则问题。然后给他弄座雪坟。
许多老人谈到雪坟。
单立志老人说，战场上，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背下来掩埋的，不能让敌人糟蹋。中国人讲入土为安。环境好时，买口棺材，或是用白布包裹好了埋了。要深埋，那坑怎么也得挖下去两米才行，不然狼呀什么的闻到味儿，能扒拱出来。1938年后就难了。用刺刀抠，拿手扒，弄出个能放进去人的坑，几个人也得喘上几气，用上半天工夫。有时找个坑洼处埋了。冬天冰天冻地的，那坑就更难刨了。有树洞最好了，放进去，能搬动的石头弄几块堵住洞口，搬不动就弄些雪盖上。敌人跟腚撵你，火化暴露目标，烧个人得多长时间？没别的法子，能做到的就是雪坟了。
老人叹口气：抗联没留下几座坟哪。
彭施鲁老人说，《国际歌》第一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什么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什么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时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会成为国歌，可在那大山里，在雪坟前，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有时连唱歌的劲儿都没了，用手捧起一座座雪坟，那心头也是这样的旋律。
老人问我：你说，什么叫“抗联精神”？
第46章 “妈个××，你个叛徒！”
宋一夫等等
宋一夫，别名宋效贤、宋祥，1911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十七岁闯关东，毕业于哈尔滨东省补习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义勇军，1933年入党，历任宁安团委书记、穆棱县委书记、道北特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吉东省委书记、2路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秋，宋一夫、胡仁和张镇华，来到穆棱县八面通狍子沟，就是李范五的家乡。一看就是知书达理的3个年轻人，热情和气，还能吃苦，帮老乡割地、打场，只吃饭不要工钱，挺受欢迎。时间长了，相处熟了，就开始宣传抗日救国。
穆棱游击队是1933年2月成立的，队长宋一夫，政治指导员胡仁，副指导员张镇华。开头只有21个队员，这年夏天扩大到150多人，成为后来5军重要的骨干队伍之一。
一个叛徒，一般来说，对于他叛变之前的正面的东西，人们是不大愿意提及的。堪称东北党和抗联中职务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这方面，似乎也真没什么可谈的。而他的出生时间则告诉我们，在吉东、南满、北满3个省委的历任书记中，他的年纪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中，也是如此。同样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是本该让人想到“年轻有为”的吉东党和抗联的这位重要领导人，据说却是能力平平，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笔者）给代表团的信》中说：“现在负此重要责任（指5军政治部主任——笔者）在力量上太不胜任”，“代表团定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为要。最好在5军派遣队内派一最得力的干部领导才好，千万不要疏忽”。
1937年（无月）5日，这时他好像刚被任命为吉东省委书记，又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历史及工作方面谅同志详细，我本是一个无计划无领导能力的一个人，现在负这两重大责任实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这种有其名而不能担其责工作，目前正处于战事紧急关头，一切问题更须具有果断解决，最低限度重大责任者，要有政治基础，若不，在执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为了我党前途巩固和路线重大计，希在开吉东省党会议上要详细的来解（决）我的问题才好！若不这样，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险性。”
难说是真情，还是假意，我们知道的是作为叛徒的能力和杀伤力，却是很大的。
日本战犯、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指哈尔滨特务科的“优秀特务”泉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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