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王子孚和叛徒割下了刘曙华的舌头，再割身上的肉。
景乐亭之死与“假投降”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规定：
1。凡在作战中，被敌人俘虏去的人员，不论男女，若系被敌人无条件释放而归还原队者，一律作拐械潜逃同等罪犯处理。2。因战伤而被俘后无条件放回者，原队概不收留。3。被俘去后而有破坏敌之显著表现逃回原队者，须经彻底调查后，才能允许其暂留在队而给以适当工作，顶好是派他再到敌人的另一方面去进行秘密工作，但应特别注意不要中敌人的奸计。4。携带武装便衣工作之人员，被敌捕去后其处理与前三项同。5。被俘虏或被捕后投降敌人，或暗中将我军实情供述于敌而接受敌人工作嘱托机会借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处于死刑。6。依照特殊情势，故对于逃兵缉捕拿获者无条件一律处死。
像刘曙华那样，假装答应敌人做密探，寻机逃走归队，时称“假投降”。上述规定中没有如何处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开除党籍。
1937年春，汤原县委书记张素被捕。从守备队到宪兵队，5次严刑拷打，他“说了一些牺牲的、反动的、假的人名”，又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甘愿给满洲国干事”。他寻机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被开除党籍，“以他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来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军2师师长兰志渊叛变投降后，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1师的诱降。1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请示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后，决定假投降，以便捕杀前来劝降的叛徒、特务，打击敌人气焰，警示动摇分子。敌人大肆宣传，派几十副马爬犁进山迎接“投降”部队，动员庆城县城学生上街欢迎。由于只有几个人知道是假投降，军心浮动，有的要枪杀周庶泛，有的准备把队伍拉走。结果，虽将敌人诱杀，1师也险些出了大乱子。北满省委认为，“投降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些同志底确出卖了自己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的荣誉，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糊涂行为，简直是罪恶”。周庶泛被留党察看4个月，张兰生留党察看6个月，“若是他声明书不诚恳时，毫不留情地开除党籍”。
3军稽查处处长、原3师师长张连科，因主张假投降被开除党籍。
刘曙华、张素被捕后的假投降，与张兰生、周庶泛的这种假投降，显然是有所差别的。本书 第2章 说过，东北胡子应对难关的一招，就是假投降。这当然不是胡子独有。也有弄假成真的。1934年冬，王荫武的救世军被编为伪警察大队，待到棉衣穿上了，弹药补足了，再大闹天宫般杀将出来了，就是比较典型的假投降。
无论何种情景，共产党都是不准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骗敌人，这是客观上叛卖行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党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有长期斗争历史的景乐亭同志，应该成为七军中心支柱。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
1939年，“第七军系统匪帮军长景乐亭等一五〇名盘踞于抚远、同江县内，与苏联保持密切之联系。在本期将有意投诚之部下永远予以枪毙，至于整顿内部，屡次袭击乌苏里江航行船舶、集体部落，或于九一八纪念日前后袭击各处等而气势大振，乃为第二路军系统匪帮中活动最为频繁者。”
1940年4月（无日），《西返经过纪要》中说：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第一个“×”为原文，后两个“×”为某人名字，笔者将其隐去）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为某人职务及姓名，笔者将其隐去，下同）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嘱×××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悉行暴露。当由×××同志以总部代表责任地位，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申报总部处理。但当时处于敌情状况紧张中，部队内部困难甚多，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深恐于看守景乐亭以待总部到着后审理之过程中，发生意外，故讨论结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证据确凿，应行紧急处分，遂于三月二十六日将景乐亭执行处死。
同年同月（无日）的《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说：“大会认为党委开除景乐亭的党籍及新召开的士兵审判会议，判决景乐亭的死刑并执行枪决，这是对的。”
有老人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但是不敢说，说了也白说，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搭上。
被称为抗联的“闺秀”的7军，在偏远的虎饶地区与日寇做殊死斗争的同时，也被“内部问题”困扰着。罗英叛变后混入7军，拉帮结伙，要夺领导权，又搅和一阵子。景乐亭被“紧急处分”，与毕玉民、徐凤山等人被“内部处理”，虽有不同，也与7军历史上的“内部问题”有关。
老人说，景乐亭原是救国军的营长，在伪军中有些关系，搞服装、弹药、情报。这个人打仗好，也与此有关。7军这一帮、那一伙的，能选他当军长，也说明他的威信。可后来墙倒众人推，这些关系就成了勾结、投降敌人的证据。1938年前有地方党，有的还打入敌人内部，有眼线。这时或者被破坏了，或者上队了，那边无法取证，这边怎么说就怎么是了。非常时期，处死个军长与处死个战士，有多大区别？
景乐亭是1993年10月26日，即被错误处死五十三年后，经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东北烈士纪念馆核实认定为烈士的。
东北抗联11个军，先后有18位军长、代军长。其中，牺牲9位，病逝1位，幸存3位，开小差迷起来1位，叛变两位，误杀两位。
“九一八”事变后即投身抗战、像景乐亭一样没有被俘经历的5军军长柴世荣，通行的说法是：1943年夏秋之际，在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
采访中有老人说：是这么回事儿吗？
根在黑土地
1937年6月4日，《张中华给五军党委书记K同志的信》中说：
关于负责人员借口学习、休息往××地问题。此问题最严重，都是因组织上不注意，派人先通知，一切关系都被普通人知道。还有由××地来人乱讲，我是由什么地方过来的，张口苏联怎样，闭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好，生活怎样好，结果，把在满的负责人员动摇了，把革命责任放弃，跑去××地，在先者有政治主任×××（凡指代人名的“×××”，都是笔者隐去的姓名），在后者有×××（师长），开去××地的道路，将来如不警告，恐接踵不绝，亦未可知。余意见应由联军司令部出一布告，说明谁要自由行动，不经军队负责人员批准，去××地，执行枪毙。在组织上出一通告，藉学习、养病、抱机会主义者去××地，开除其党籍，断绝其政治生活，方能阻止去××地人员以后重犯，希保中注意该事件的严重性。例如×××同志、×××同志，比谁都明白，能担任工作，还往过跑，将来像这样事情继续不断，满洲革命重责又交到谁身上去呢？
前面 第42章 说过，东北派去苏联学习和其他公干的人员，大都一去不返，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上。不排除有人畏惧东北的斗争环境，不想回来，但是王凤麟肯定不在此列。
王凤麟，原名李芳，1911年生于宁安县卧龙河屯农家。据说，他的两个哥哥参加5军，有人说他也是5军的，还有说是4军的，去苏联学习前是个连长。在抗联史料、著作中，笔者没有看到他和他的两个哥哥（李新、李凌云）的名字。也搞不清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何时参加抗战，有什么英雄事迹，何时被派去苏联学习，在哪所学校学习，只知道他学的是工兵专业。
笔者比较熟悉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副团长王凤麟。
笔者采访到的2团老人说，王凤麟中上等个头，很结实，皮肤很白，文雅、沉稳，不大爱说话，特别爱动脑子，枪打得特别准。
1940年后，日寇在山东实行堡垒政策，依托大小据点，利用原有的村寨、围墙、院落、炮楼，在大小村镇和交通要道的制高点上，大筑炮楼、碉堡，挤压、蚕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没有重火器，无法攻坚。1旅曾把榆树掏空，用铁皮、铁丝包裹、缠紧，当做炮筒，装上火药、秤砣，点火后当即炸裂。鲁中军区兵工厂改造过一种“平射迫击炮”，用生铁铸炮弹，因砂眼多，极易炸膛。有的部队还用辣椒面当“毒气”，站到高处，待风向合适时向空中扬撒，期望呛得据点里的敌人鼻涕眼泪直咳嗽，趁机发起攻击。
小张庄战斗，2团攻了5天没攻动。指挥战斗的副旅长火了，组织党员、骨干组成敢死队，敲锣打鼓助威，死打硬拼，轮番攻击，仍未奏效，伤亡数百人。
战后，团工兵班长刘厥兰说：能不能用炸药炸呀？
一句话提醒了王凤麟，当即到村头一个废弃的碉堡下，埋上炸药，一声巨响，碉堡被掀去半边。
第一次把炸药用于战场，是张家栏子战斗。王凤麟把枪法好的官兵两人一组，封锁碉堡上的一个射击孔，他的一支步枪对付一个。然后，一挥手，刘厥兰就冲上去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煤矿工人出身、个头不高、四十来岁、后来被称为“爆破大王”的刘厥兰，是第一个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
团里抽调骨干，由王凤麟负责，指导、培训攻坚爆破技术。开头用火柴点火引爆，在敌人火力下滞留时间长，伤亡大。有时爆破手先点火，再抱着导火索哧哧冒火星子的炸药包往上冲，这样危险性更大。王凤麟就发明了拉火引爆法。第一次战斗，实际上就有了爆破组、火力组（掩护组），炸药一响，部队就冲上去了，成了突击队。后来不断总结完善，再加上个手榴弹组，靠近了向敌人投弹，掩护爆破组上去爆破。攻城拔寨，还有个梯子组。
后来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中的“四组一队”，这时在鲁中军区已经基本成型了。
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在给徐向前、周士第并告华北局的电报中说：“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
枪声中，张家栏子的敌人看到刘厥兰连支枪也没有，不明白他一个人冲上来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怀里抱着的那是什么东西。
从此，八路军的“手中炮”，就开始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再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国鬼子，一看到对手抱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冲上来了，就拼命射击。眼看着冲到跟前了，就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要“坐飞机”上天了。
位于淄河上游的马鞍山，海拔600余米，顶端双峰突兀，形如马鞍，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峰顶。因地势险要，这里就成了安置伤病员的小后方。1942年11月9日，日寇调集千余日伪军，并有飞机助战，猛攻马鞍山。
这年春天，王凤麟在莱芜吉山战斗中，右腿负伤截肢，正在山上养伤，就指挥了这次战斗。他占据有利位置，一支步枪弹无虚发，连在山腰指挥这次战斗的鬼子军官也成了枪下鬼。
王凤麟任副团长的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一个团的兵力相当于东北抗联的一个军。可这时的马鞍山上，除了伤病员，就是地方干部和家属，共计40余人。这不是一支战斗部队，枪弹也少，所能依仗的就是地利、天险。把石头推下去，比子弹、手榴弹更能杀伤敌人。可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这种优势也是有限的。王凤麟命令老人、妇女和孩子下山。他们把做军装的布匹系结起来，一头拴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