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第142部分

8点多钟，顺着南边江坝过来30多个鬼子，骑着大洋马。走到支队部和34大队住的西屯，有3个鬼子进屯了，让机枪手朱先俊一个点射全打那儿了，这就打上了。打到下半晌，就听北边公路上汽车呼呼响，敌人从哈尔滨和三肇不断赶来增援，还拖来大炮，把屯子轰得房倒屋塌，东屯还打着火了。36大队往西屯撤，半道上大队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

三面敌人，背后松花江，没退路了，在屯子里干挨炮弹，老百姓也跟着遭殃。韩玉书把带匣子枪的人集中起来，组织冲锋队，就是敢死队，领着往外冲，没冲出去，他也牺牲了。

上午打响不久，韩玉书派我去东屯送信，让36大队撤退。大队长关秀岩和指导员吴世英不同意，说天黑再撤。那时向北撤，会有伤亡，但也不会吃这么大亏呀。韩玉书这人有本事，又坚决，没他队伍可能早垮了。

江坝下是个水泡子，几里长，1里来宽，也不知深浅，我们就下去了。这时天擦黑了，子弹从后面追来，打得水花四溅，炮弹炸起水柱，像要把人也扔到天上。我个小，又不会游泳，那水从没腰到齐脖，身子要漂起来了，再深点就淹死了。刚上身几天的棉衣，在水里还行，上岸后像灌铅似的，脱了扔了，立刻就轻快了。

先过去的趴在草棵子里，向江坝上的敌人射击。政治部副主任张瑞麟，手、肋巴骨和大腿都负伤了，喊着让我们散开跑。敌人那炮太欺负人了，不过这时天也黑下来了，天黑就好办了。

江滩有几里宽，都是荒草棵子，江边有个渔房子，渔房子后面是松花江，我们就往那儿跑。有渔房子就有打鱼的，可打一天仗了，那人还不早蹽了呀？还真没蹽，几个山东人，趴在草棵子里瞅着我们，上来帮着背伤员。景芳问有船没有，他们说有，就去弄船。

清点人数，15个人，就3个没伤，我是其中之一。

好多人都像我一样，把棉裤脱扔了，光腚拉叉的。这时已下过一场小雪了。打一天仗，热血冲到脑门儿上，什么都不觉得。这工夫江风一吹，上下牙就不分点地打起架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刘大爷，用船把我们送到肇源县三站镇南一个叫管泡子的地方，张瑞麟让我们三个没伤的，去石家粉房屯找地方党组织。

石家粉房离我们家李家粉房二里地，挺熟悉，参军前听说西屯李道德屯有反日会，黑灯瞎火，就奔去了。也巧了，敲开第一户人家，就碰上地下党李相明。他媳妇给我们烙饼炒鸡蛋，天亮前把我们领到屯外包米地里，让我们藏在包米秸子堆里，他就找徐泽民去了。晚上又去他家，炕上一大堆棉衣、乌拉、毡袜，让我们背回来了。

10月底接到命令，让我们去石家粉房西边的慈善会大庙。这是个喇嘛庙，和尚都是反日会的。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各屯小青年扛着老洋炮、扎枪头子，三五成群地来了30多，都是地方党动员的，12支队又变成50多人了。徐泽民、张文廉他们在三肇开展地方工作，功劳大着了。

代理支队长徐泽民也来了，开会动员，还是打肇源。

肇源县城是郭尔罗旗公署所在地，是吉黑两省交界处重镇，原来日伪军挺多。敖木台一仗，敌人认为把12支队消灭了，没事了，调走了，城内只有百十来个伪警察。我们11月8日深夜攻城，6日一夜急行军赶到城北一个蒙古屯大拉嘎，当天城内正在召开“三肇地区剿匪祝捷大会”，敲锣打鼓吹号的，弄得挺热闹。肇源、肇州、肇东3县参事官，伪滨江省、第4军管区和哈尔滨铁路局的代表，都参加“祝捷”大会。咱们也派去了“代表”，地下党和反日会的人，就在那看着、听着。

大拉嘎离县城8里地，天黑后出发，小步快跑，直奔城西南角，那儿没有人家，也就没有狗咬。城里反日会的几个人在那儿等着我们，领头的叫王秉章，是哈尔滨《大北新报》肇源分社社长。他说城里情况跟原来一样，冲锋队就开始爬城。

城墙有两丈来高，事先准备的铁钩、绳子，甩上去钩住了，抓着就往上爬。进城不远是伪县公署，伪警察队也在那儿，旁边是监狱。大门口哨兵问口令，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硬把大门推倒了，连打带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警察就把枪从窗户扔出来了。

我和张瑞麟砸开仓库，我的妈呀，步枪、机枪、小炮，子弹一箱一箱的，军衣、大衣、皮大衣、皮帽、皮鞋、手套，全是新的，还有饼干、罐头。搬到后来，又发现几箱大烟分子。

景芳带人砸开监狱，领着100多“犯人”跑来了，大喊着让大家换衣服，一人拿支枪，子弹能拿多少拿多少。

天亮了，我们又打开粮库，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在前一天鬼子开“祝捷”大会的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徐泽民、张瑞麟先后讲话。讲我们是抗联打鬼子，不是胡子打街，号召群众抗日救国，支援抗联，当时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军。

战斗半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枪就响了10多分钟，有的还是新兵拿到枪后乐颠馅了，鼓捣响的。咱们就有个战士负伤，打死10多个敌人，包括1个参事官。缴获小炮3门，机枪5挺，步枪、手枪300多支，还有200来匹战马和全套鞍具、马刀，是敌人刚运来准备装备伪军的。

12支队平原游击，就吃亏在速度上，游不动，跑不过敌人。像打宋站和第一次去打肇源，老天爷再不帮忙，4条腿也赶到了。宋站没打上，两条腿跟汽车轱辘赛跑。敖木台那仗，咱们要是骑兵，不是上马就蹽了吗？妈个巴子，这回咱也4条腿了，不比敌人差多少了。

进城时是50多人，一大半拿着扎枪头子老洋炮。打下肇源城，一下子变成200多人，小日本还把枪弹军需都给准备得妥妥的。

高玉林老人说：

1939年铲头遍地时，屯子里来个传道的，住在我家对门，就是徐泽民。伪满有“道德会”，宣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对日伪的愚民统治有利，鬼子扶持。徐泽民跟大家伙儿混熟了，就实话实说，“道德会”变反日会。我爹是反日会的负责人，开会让我放哨。第二年12支队来了，秋天说好了，让我上队，临走又不要我了。家里少个人，我爹的身份有可能暴露，没法做地下工作了。我不干，非上队不可。我爹说算了，咱爷俩都上队吧。被分到36大队2中队，我爹是中队长，我是传令兵。

我爹叫高云峰，念过几年书，“九一八”事变后，在肇州组织红枪会打日本。东北军有个蔡团长，把我爹那支队伍收编了，我爹在团部当副官。后来这个团垮了，就回家种地了。

参军第一仗，就打肇源城，拿着个扎枪头子，什么不懂。跟着跑去仓库，拿枪、抓子弹，换衣服，都是伪军衣服，还有马，成骑兵了。

当时，总部让12支队撤回山里，可领导脑瓜子热了。50多个人，一大半是扎枪头子大刀片，就打下了肇源。现在200多人，枪马齐全，就南下去打扶余县城。就没想想，80％是新兵，许多像我一样还不会使枪，骑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关键是打肇源是奇袭，里应外合，打扶余有这些条件吗？再说打肇源弄得响动这么大，敌人早就盯上我们了。

赶到离扶余不远的长春岭镇时，几路敌人上来了，我们掉头奔东北，准备进山。敌人前堵后追，大平原，汽车、马队老远就看见了，脚跟脚地撵你。我们连宿大夜地跑，那马累不行了，在肇东县宋站这边一个陈家窝棚，让敌人汽车撵上了。我爹和十几个人在后边下卡子打掩护，趴在个漫岗上的草棵子里，机枪一打，汽车停了，鬼子下车端着枪就上来了。一个鬼子站在车头旁边，用望远镜朝这边望，让我爹一枪打仰歪在驾驶室下边的踏板上。后来听老百姓讲，鬼子把雪地上的血都刮走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官。

我趴在我爹右边，左边是个蒙古族战士，也是神枪手。那枪响得分不清个数，我爹大声喊着，让伤员撤退，让我也走。我去传达他的命令，回来又趴在那儿，用马枪向敌人射击。我没负伤，我是他的传令兵。那工夫什么死呀活的，怎么的也不能离开我爹。我爹顺过连珠枪的枪把子，照我肩膀就是几下子，说你没用，留下白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马在漫岗后边“打马桩子”，上马跑出几里地是北黑铁路。我们几个人趴在路基后边，准备接应他们，听那边枪声响得揪心。约莫半个来小时的工夫，几匹马跑过来了，有我爹那匹大青马，到近前一看，马上趴着张瑞麟，他负伤了。

张瑞麟老人说：

高玉林他爸是为我牺牲的呀。

我们打打退退，离卡子后面一个屯子还挺远，没等上马，我那匹马中弹了，我的胳膊也负伤了。中队长高云峰把他那匹青马的缰绳塞给我，说张主任，快走。要在平时，两个人骑匹马也行，这时驮一个人也挺困难了。我不接那缰绳，说你快走，我掩护。他说你不行。说着，一手步枪，一手匣子，转身奔个土坎子，趴那儿打上了。这人枪法好，百发百中，艺高胆大。要是没有他顶挡一阵子，我们几个人恐怕谁也跑不了。

李桂林老人说：

跑过一个铁道口时，我的那匹马绊倒了。那是匹儿马，挺烈性，爬起来，我的一只脚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那马也伤了，跑不快，我的整个身子都在地上拖着。这时，敌人汽车离我们也就一里地的样子。景芳见了，勒住马，匣子枪炒豆似的向敌人射击。大队长杨永祥、中队长袁风林跳下马，把我推上马，机枪摁地上，一槽子子弹都打光了才上马。

打下肇源县城，12支队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进山后不到50人了。

后期名将王明贵

哈尔滨有条一曼街，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老人，就住在这里。

老人1910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34年在汤原县格节河金矿当工人时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任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3路军西征后为3支队长。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宽肩阔背，寸把长白发，双目有神，有些耳背，我们的谈话就有点儿喊话的味道。

同样担任过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瑞麟老人，笔者采访时患脑萎缩。老人的夫人告诉我：他糊涂了，什么都忘了，就抗联的事情还记得些，你跟他谈一会儿吧，行。

而王明贵老人的夫人，则提醒我：你们少谈一会儿吧，他心脏不好，一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血压就高。

又道：你要是早来几年，谈几天都行。

1940年9月，打下“模范的克山县”城后，3支队假装南进，5天打了7仗，然后突然掉头，夜行晓宿，向北疾走，长途奔袭嫩江县北部的霍龙门车站。

在军事上，霍龙门是北部呼玛、塔河、漠河等县的支撑点，经济上是周边几县矿产、木业的集散地。鬼子还在这里建立个铁路供应总站，储备大量军需。打下它的意义、价值，又非那座“模范城”可比。

除伪铁路警察外，有几十个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由10多个鬼子负责警卫。车站东边有个伪骑兵“讨伐队”，南边是鬼子大营。每天早晨从嫩江开来一列军列，运来几百鬼子，有时住在大营里，有时当晚返回，大营里只有几十个鬼子。

10月13日，王明贵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车老板，去霍龙门侦察，得知鬼子这天又返回嫩江了。

1940年（无月日），《抗联第三路军第二支队（应为3支队——笔者）夜袭火罗门车站、渡嫩江、深入甘南平原经过》（下称《经过》）中，写道：“从支队长说明攻击罗门意义后，队员们都一刻不停地整理东西互相低声地让（议）论着：‘他妈的，这回日本子，又该倒霉啦！’”

8大队摸到伪军驻地，把毯子搭上铁丝网，翻跳过去，按住哨兵，冲进院子，歪把子朝房檐下就是一个点射。敌人睡得迷迷糊糊的，这是让他们精神精神。然后大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里面一阵骚动。再喊不投降就扔炸弹了，里面喊着别扔，我们投降。

鬼子大营周围一圈铁丝网，还有很深很宽的壕沟，只有一个大门。7大队一个中队趴在大门外路边草丛中，待鬼子跑到门口时，机枪、步枪一齐射击。鬼子连滚带爬地到壕沟的土坎后面，还击一阵子，在机枪、小炮掩护下，又朝门外冲来。火车站枪声炒豆似的，它急呀，结果站起来就成了靶子。如此反复几次，不知鬼子死伤多少，都被顶了回去。

火车站兵分几路，缴铁路警察械，攻打警卫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鬼子，砸铁路供应总站仓库。粮食是大米、白面，还有成箱的饼干、罐头、香烟，衣服、大衣、帽子、鞋子全是新的皮的。缴获200多匹好马，就都成了驮马。可偌大的供应总站，也就驮走一个角落而已，付之一炬，霍龙门就成了火龙门。

一切都按照部署有条不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