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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县参事官增田虎正郎和伪县长赵畏亲自审问，审讯室换成了高雅的客厅，留声机还播放着乐曲。
赵畏首先开口：你们两个小孩，在爹妈身边过好日子多好呀，抗什么日呀？
一个小兵道：我们的爹妈是中国人，你的爹妈是日本人吧？
另一个小兵说：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俺们在佛山把大汉奸王万良绑在灯杆上勒死了。
增田虎正郎赶紧打圆场：我知道你们是被“共匪”逼着干的，只要你们说不是自愿的就行，皇军大大的人道。
两个小英雄瞪圆眼睛：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你们才是匪，是胡子，我们打日本子是百分之百的自愿！
行刑那天，走到“恒昌号”商铺，两个小英雄要了酒和红布，站在爬犁上高喊：再过十几年，又长这么大，还打日本子！
何畏是1938年西征时牺牲的，姜墨林是1940年在东宁县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的，他们是东北抗联非常著名的英雄人物。
而这两个慷慨赴死的小英雄，无名。
王传圣参军不久，就被调到军部当传令兵。到军部好呀，成天守着首长，学的东西多，进步快，枪也好，还是骑兵。可一看到那马，立刻傻眼了。那是军长的备用马，一匹红色大洋马。那年他才十五岁，长得又瘦又小，也就1。50米出点头。别说这又高又大的大洋马，就是一般的马，骑术不好也爬不上去。平时踩块石头，或是站到高处，好歹爬上去，打起仗来怎么办呀？琢磨一大气，弄两根木棒，在两头拴上绳子，接在两边马镫下边，做了个“二梯蹬”。这样能爬上马背了，两脚又够不着马镫子了。想把马镫绳剪短些，再一想军长骑时又不够长了，就用木棒、绳子在上面做了个“三梯蹬”，算是马镫子。
那时军师团各级传令兵，几乎都是像王传圣这样挺机灵的小孩。跑个腿，传个话，锻炼两年长大了，再派到部队去。各军陆续大都成立少年连（营）后，也大抵如此。像杨靖宇、赵尚志，几乎一直把少年连（营）带在身边。这些小孩，有的是流浪儿，有的父母被敌人杀害了，被部队收留了，还有的是随父母上队的。把他们集中编制，便于行军作战，平时又能学文化、学军事，像个教导队似的。
高玉林老人说，我十三岁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当“半拉子”，十六岁干“八厘股子”。“半拉子”是干半个人的活，给你一半的工钱。“八厘股子”是干八成活，给八成工钱。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常常给不到。我刚参加抗联那阵，就是跟着跑，连个“八厘股子”也顶不上，算个“半拉子”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和现在，文字上都叫“少年连”，当年我们就叫“小孩队”，有的还叫“半拉子队”。“小孩队”锻炼一下，打仗挺厉害的。大人刚参军，不会打仗，还赶不上“小孩队”、“半拉子队”呢。
1934年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交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在谈到珠河游击队时说：
少先队原来二十余人，当我到队时，只有十八人，因为吸收几个人到教导队去了，少先队是一个中队，队长李根先最勇敢忠实。没有派争，非常好的一个同志（韩），但政治上不发展，少先队员较之其他队员勇敢积极，在政治上也比较其他中队好得多。
1937年12月，1军成立少年铁血队，杨靖宇让王传圣当指导员。全队五十多人，干部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十九岁，队员中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第一仗是临江县红土崖战斗，全歼伪军一个排。接着又攻打小蒲岔河“集团部落”，活捉三十多伪警察。战后伪警察说，一帮大老爷们儿，让群小孩打得稀里哗啦。
著名的冰趟子大捷，3军少年连打得非常勇敢、顽强。
笔者采访到的大多数老人，像李在德、李敏、胡真一、王铁环、周淑玲、潘国权、丛茂山、曹曙焰、王云庆、郝凤武、卢连峰、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等，无论他们是否编入少年连（营），当年都是小孩。
1938年后，抗联进入最困难时期，除南满1军重新组建的少年铁血队外，少年连（营）基本就不存在了。像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人，参军后就和成年人一起战斗。
两位医官
5军医官管毅，是笔者家乡本溪县人，1914年出生，小学没毕业父亲病逝，退学到县城私立济民医院学徒，出徒后在桥头镇开家小诊所，取名“早春医院”。管毅性情耿直，有话就说，自然不会有“满洲国”的好话，引起宪兵队注意。眼见风声越来越紧，家乡待不下去了，1935年春跑去林口县刁翎镇投奔伯父，在刁翎街里又开起早春医院。
郭铁坚在刁翎组织反日会，管毅二话不说，参加，不久又入团，小医院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伪警察、特务也来看病，管毅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嘴里掏情报。
1936年初冬，一副爬犁把管毅拉到许家屯，为5军1师师长关书范治伤，同时也是让他上队。他在济民医院学的是西医外科，部队最需要这样的医生了。
他对妻子说，这些年我干的什么事，你都有数。再守着那个小医院，早晚会出事，你们娘儿们孩子也跟着遭殃。你这几天就收拾东西回本溪老家吧，乡亲们问我哪去了，就说得病死了。我这一走就没个头了，什么时候“满洲国”倒台了才到头，能不能活到那时候也难说，你就别等我了。回老家找个能过日子的实诚人，帮我把两个丫头拉扯大了，我就感恩不尽了。你跟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我对不起你。倘有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胡真一老人说，第一次看管毅动手术，是从大腿里取颗子弹。伤员躺在桌子上，几个人按着，像杀猪似的。听到叫声，我们几个女兵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去看。我的妈呀，有的吓得扭头就跑，我也赶紧把脸捂上了。之后又锯胳膊锯腿的，有麻药的时候不多，就那么“生吃活拉”（活活的、蛮横的、强硬的）地拉呀锯呀。管毅热情，乐于助人，瞅着挺文静个人，再见到就觉得这个人挺说摹Ｂ乩斫饬耍彩炝耍仕阕苷庋质酰睦锖檬苈穑克究谄蹈献呷毡咀泳秃昧恕�
管毅是2路军西征到五常时牺牲的。
郝凤武老人说，那次负伤，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要是没有王医官王耀均，那个坑肯定用上了。他三天两头来给我换药。9支队这一帮、那一伙的，伤员也是，我给他算过，不吃不睡，转一圈也得3天左右。这人医术好，态度就不用说了。张荣负伤，也是前胸，吃大烟顶不住，说小郝你行行好，给我补一枪吧。我觉着这人也是不大行了，可我们有王医官呀！我们抬着他拼命跑，去找王医官，到底给治好了。我们9支队，还有3支队，他救活的人“老鼻子”了。
同为医官，王耀均和管毅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因为他来路不明。
管毅是5军请上山的，比管毅大两岁的王耀均，是自己找到6军的，一切全靠自报家门。他是辽宁省铁岭县人，中学毕业到哈尔滨学医，学成后在哈尔滨行医，1936年春到富锦给人看病，碰上6军2师就要求上队。他说的都是真的，可空口无凭啊，别说师里领导了，连个士兵都恨不能问一句：你是不是日本子派来的特务、暗探呀？
1935年8月16日，《中共勃利县委致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说：
党过去对知识分子只听他几句漂亮话，慷慨救世的口气，就不经过实际工作而轻率地吸收入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方法最容易给奸细混进党内的机会。我们吸收知识分子时特别提高警惕性，以防走狗汉奸混进党内。
管毅上队不久就入党了，王耀均是4年后在西荒入的。那时工农出身入党容易，有钱人就难，而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有钱家庭出身。许多老人说，那时认为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心眼儿也多，脑瓜活，容易动摇，一般开头都不大被信任。
而现在，王耀均和那些用怀疑、戒备的目光打量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入党这一层，他现在最迫切的渴望是报国有门。他之所以能被暂时留下来，是因为2师当时有几个重伤员，有的已经不大行了。送上门来的医生，为什么不用用呢？那时抗联最最急需的人才，莫过于医生了。谁都明白，一支部队没有医生，官兵负了重伤就只有等死，那对军心士气会产生什么影响。可也正因为如此，敌人不就更可能投其所好，让你上当受骗吗？
师里请示到军里，最后还请示到联总司令赵尚志。对于这个来路不明又无从调查的人，据说赵尚志说了8个字：提高警惕，暂时用着。
李敏老人说，冰趟子战斗后，总部让耿殿君带王耀均去海伦接收伤员，带回汤旺河密营。30多伤员，就王耀均和一个姓毕的医兵，关键是没药，治冻伤就熬冬青水洗烫，枪伤就用老鸹眼熬膏。天太冷，好人都冻伤了，有的伤员也冻伤了。耿团长火了，说你这个大医官怎么搞的，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子。那年夏天，他给个病号打针，没打完那人就昏过去了，醒来说王耀均要谋害她。那时那人极少打针，不知是晕针，还是药物反应，好在那针真管用，病人很快见好了。可那一阵子把大家伙儿弄得紧张呀。裴大姐跟他谈话，他解释几句，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掉眼泪。平时有的伤员心烦，骂他，他也不吭声儿。这人长得高高大大的，不大爱说话。这人骨子里非常硬气，很有活动能力，能言善辩，当时我们不了解，他在那种情况下也难以展示这种才能。我们都挺尊敬他，可一出点儿什么事，就会想到他来路不明，是不是下毒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押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他。
老人说，伤员多了，我们这些女兵就成了医兵。他给我们讲怎样清洗伤口、换药、包扎，各种常用药的性能、用法，怎样熬制中草药。许多人不识字，他给我们开文化课，讲课、检查作业像看病一样认真，写字要横是横，竖是竖，我现在写字字形还像他。
老人说，听说西征后，他和3军被服厂厂长谈恋爱，两人彼此爱慕。女方是党员，他不是，还没人证实身份，组织上不批准。
1940年11月，在阿荣旗一次战斗中，王耀均负伤，被安置在开荒屯养伤，与部队失去联系。这个刚入党的医官的不为人知的才能，这回尽情释放了。他去齐齐哈尔铁路局独身宿舍食堂当厨师，4个多月即发展了百余人的地下抗日组织，取名“北满执委会”，成员大都为铁路员工，还在哈尔滨建立了组织。摊子大了，耳目多了，与9支队取得联系，郭铁坚将北满执委会改成抗日救国会，并成立党支部，王耀均任书记。
1941年秋，郭铁坚牺牲，公文包被敌人得去，其中有地方组织人员名单。敌人按名单抓人，王耀均和许多党员、救国会员被捕。
除郭铁坚外，许亨植牺牲时，公文包也被敌人掳去，造成损失更大。
因受委屈、不被信任曾吧嗒吧嗒落泪的医官，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或者一声不吭，或者咬钢嚼铁三个字“不知道”。
王耀均是1943年3月3日被杀害的。遍体鳞伤的高大汉子，站在绞刑架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
1937年4月22日，《周保中给李军长的信》中说：
新参加之李医官余已面询。查其心志，对抗日救国并不坚固。医术中西医兼懂，但并不精，在目前人才缺乏又可称为上等，在监视与领导下可任用组织后方医院。
5月9日，《关书范给周保中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五军之医生及治理伤兵问题上，在与各军比较起来是占一等。
不知道在各军中占一等的5军，除了管毅和这位新参加的李医官外，还有几位医官，也不知道这位李医官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能说得清抗联曾经有过多少医官，能够比较详细地写在这里的只有两位。
“后死的我们”
孙国栋，1916年生于河北省大名县，十五岁参加西北军，又参加东北军，曾参加江桥抗战。1932年初报号“压满洲”，率百余人坚持抗战。1936年被3军收编为独立营，任营长，不久入党。1939年6月任3路军9支队25大队大队长，1940年冬任3路军政治部特派员，率一支小部队在绥棱、绥化活动。1944年12月在绥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杀害于哈尔滨道里监狱。
下面是时任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水口隆夫，写的《一个检察官的自白》中的有关文字：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