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组成的连队，无线电营则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
旅长周保中，政委（后改为政治副旅长）张寿海В甭贸ぁ⒉文背の樟耍辈文背ご奘ú⑷温玫澄榧牵�4个步兵营和中国连的军政主官都是抗联人员，副职为苏联军官。1营营长金日成、政委（后改为政治副营长，下同）安吉，2营营长王效明、政委姜信泰，3营营长许亨植（后为王明贵）、政委金策，4营营长柴世荣（后为姜信泰）、政委季青（后为姜健）。无线电营多为苏联军官。旅长、政委军衔少校（后周保中晋升中校），副参谋长和营长、政委为大尉，连一级为上尉，排长为中尉或少尉。
旅司令部设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冯仲云为政治部新闻科长，陈雷为政治部秘书，宋明为组织干事。除政治部有少量抗联人员外，其余各部都是苏联军官。
官兵均着苏军服装，武器为苏军步兵配备，每排轻机枪一挺，每班冲锋枪两支，其余为步枪。
周保中在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八时由王新林同志导引余与寿海А⒔鹑粘汕巴抖炀玖畈口思芩玖預（阿巴纳申科大将——笔者），参谋长H，谈话约四十分钟。
A总司令同志有以下指示：
A。中国旅之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乎养成中国东北各省之民族革命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大变转处于新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之连锁，使中国东北各省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旅的建立，必须加速训练，完成任何时期的战斗准备。
Б。对于旅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养成，不但领会战略战术与游击运动的原则原理与经验，同时必须精通现代各种兵器技术技能。
B。构成战斗的神筋系的通信联络，必须特别注意，因此旅应培养数目众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
复次，总司令同志说：旅的全员应是将来东北建大军之基干。希望努力完成此项任务。
1940年底后，陆续过境的抗联部队，相继建立两个被抗联称之为“野营”的驻屯所。在伯力附近的称为北野营（又称A野营），在双城子附近的称南野营（又称B野营）。先建营房，然后训练。教导旅成立前，南野营人员搬来北野营，也是先扩建营房，然后集中精力训练。
盖房子，搞营区建设，大多数官兵都不陌生。论打游击战，一些老人颇瞧不起日本关东军，眼下那些和他们穿着同样军装的苏联战友，也赶不上这些换皮没换瓤的中国同志。他们中许多人是神枪手，身上的伤疤见证着他们的经历。而那些迈着整齐的齐步、正步的苏联军人，有几多见过敌人长得什么样儿？
可现在，被苏军称为“游击队”的抗联，毫无疑问是正规军了。
每天6点钟（星期天为7点）起床，23点40分熄灯，其间依次为朝操、盥漱、早餐、新闻（读报）、上课（军训，从8点40分至14点40分）、午饭、休息、劳动、群众政治工作、晚饭、自习、点名，一切都是定点定时的。
这是在野营。教导旅成立后就更正规了，一切都是苏军的节奏、步调，按照步兵训练大纲进行。
队列训练，主要为原地各种转法和行进间队形变换。实弹射击，100米卧射，200米跪射，150米全身靶行进射，冲锋枪点射、连射等。刺杀训练，苏军轻重武器火力都比日军强，而日军强调“白兵主义”，三八大盖的设计也体现着这一点，所以苏军也有针对性地予以侧重。投弹训练，要求远而准，30米为合格，中国连一般都在40米以上。游泳训练，教导旅驻地离黑龙江很近，就武装泅渡黑龙江，上岸后占领阵地，实弹射击，发起攻击。东北江河很多，那时水又大，抗联夏日游击，过江过河的，叫大水冲走了，会游泳的就活下来，不会游的就淹死了。至于滑雪训练，就不用说了，更是抓住东北战场的特点了。
还有个让大家感到新奇而又刺激的课目，跳伞训练——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最早的空降兵，应该说是在教导旅诞生的。
每年冬季，教导旅还组织一次为时两周的拉练。这是一支滑雪兵，滑行到100公里外的荒野、山林，途中训练战斗行军队形编组，行军警戒的派出、搜索，以及遭遇战等等。搭帐篷宿营后组织警戒，对其他连队驻地进行侦察、偷袭、骚扰。还进行耐寒训练。当然不是抗联那种破衣烂衫的“打火堆”，而是全副耐寒装备的雪地生存、作战训练。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那人见面问声“吃了吗”，也不一定是问吃饭了没有，许多时候就是打个招呼，你总不能说“穿了”吧？参加抗联后也是一样，慢慢地，见了团长会叫声“团长”。这回没团长了，见到上级要敬礼，忘了要受批评、被罚站，就觉得不习惯。记得我刚上队时，也搞过队列训练，练着练着敌人来了。敌人没来，练着练着一些人烦了，说练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那练什么有用啊？练射击。练这个是真有用，战场上一枪一个，那多直接、痛快呀。那教官也七长八短、千奇百怪。像山林队出身的，那枪打得真准，大家也真服气，可有的为了出手快，把匣子枪的准星锯掉了，你说能教出什么样的射手？扔下锄头拿起枪，班长、排长、连长告诉你几句，对了错了的，你就在实战中悟去吧。抗联培养许多游击战人才，游击战与正规战有许多不同，但军事技术应该是正规的。许多人不说身经百战，也是大小几十仗了，这回像个新兵似的从立正、稍息练起。
张瑞麟、李桂林老人说，我们是1944年初“过苏联”的，教导旅正在进行滑雪训练，把我们看傻眼了。这东西不吃粮、不吃草，穿上“像箭打似的”（形容速度快），太好了。那时军事训练占70％，还有政治教育、文化学习，你说这下子把我们落下多远吧。好在这时不光苏联教官，就是一般战士都能给我们当老师了。
李敏老人说，教导旅有60多女兵，头一年让我当护士。其实正儿八经的都是苏联护士，咱就是学习，多干些粗活。第二年调到无线电营学报务。人力跑交通，几天、十几天、个把月，甚至几个月跑一趟，这回几分钟就联系上了，那能不认真学吗？李兆麟讲艺不压身，多学几手，回国有用。学跳伞，选的都是身强力壮的，说我不合格，我去找李兆麟，他说你以工作人员名义跳。去伯力郊区飞行学校，先学一星期地面动作，然后联系从跳伞塔跳伞，半个月后就坐飞机上天了。我从小就爱跟男孩子玩打仗，哥哥参军后就盼着当兵，没想到这兵当到苏联来了，还上天了。飞机轰轰响，2000来米高吧，教官一挥手下去一个，像下饺子、扔土豆似的。刚下去头朝下，伞一开就正过来了。手抓伞绳，风在耳边呼呼响，山河大地越来越近。脚一着地，身上那汗像雨点子似的哗地摔到地上，紧张呀，高兴呀。有的风大，被伞拖着跑出好远才能站住。有时被伞盖住，拱半天才能拱出来。安全着地，就算合格了。
境内境外
1938年底，3路军1支队松门山战斗失利后，张光迪、陈雷率队“过苏联”，被安顿在海兰泡城外一座兵营。半个月后，一个会说汉话的苏联军官来找陈雷，说让他去学习一段时间。部队怎么办呀？那军官说由支队长带着，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陈雷第一次“过苏联”，对苏联充满了神秘、神圣感。
一个穿便装的苏联人，陪陈雷坐火车到伯力。一个穿便装的小老头，后来得知是苏军少校，把陈雷接到黑龙江边一条小街的一栋二层楼。进一楼左拐3室1厨的男主人舒里科，是个铁路上尉（当时苏联铁路职工佩戴军衔），女主人叫娜嘉。临街的一面是个套间，外间为客厅，里间是卧室。陈雷就住在这里。小老头少校天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娜嘉给他做饭，对他都很诚恳、热情。
后来，抗联管这种住进抗联人员的苏联人家，叫“工作房子”。赵尚志1941年秋回国前，就在伯力住这种“工作房子”。
想想“过苏联”前的情景，眼下简直就是天堂了。可部队呢？他的学习又是怎么安排的呀？还在佳木斯做地下工作时，他就知道满洲省委和抗联不时派人到苏联学习。那个小老头少校每次推门进来，他就等着他告诉他去什么学校学习，每次都是失望。窗外街上车来人往，室内书架上好多书，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而且都是中文版，就翻看起来。这一翻不要紧，就像老牛进了白菜地般如饥似渴读起没完了。
1997年笔者采访时，已经八十高寿的陈雷老人说：“我这辈子的这点马列主义水平，还真得益于在‘工作房子’的那几个月的学习。”
很快已是6月。这天来了两个人，问询生活、身体情况后，其中一个拿起书架上的一本《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说这本书你看了吗？陈雷说看了。那人说我们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陈雷心里寻思，还没安排我去学校学习呀。就说：我原来就是做地下工作的，是从大逮捕中逃出来的，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回去很容易暴露。
那人说：我们送你去个非常保险的地方，行不行？
陈雷说：我身上好几处伤疤，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队。
几天后，一个苏军少校带陈雷上火车，行至与中国境内佛山隔江相对的一个小站，换乘汽车进到山里一个营地，一看全是抗联的人——是赵尚志准备带回东北的队伍。
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一直把欧洲视为重点，情报工作也是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受制于种种国际条件，非常活跃的西线情报活动被迫偃旗息鼓，在远东地区则异军突起，这自然就少不了中国人参与其间，先期主要利用生活在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人。
上一章说过，苏联审查、核实过界人员的过程，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合适，本人也同意，经过一段学习、训练，就派回东北做情报工作。
苏军在远东有两个情报系统，远东军系统和远东边防军系统，各有各的活动范围和任务，共同点是大量调用抗联过境人员。有的派回东北做秘密工作，有的搞武装侦察——像让陈雷做的应该是前者，而大量的是后者。
苏联在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同时，知道日苏迟早必有一战，就需要获取关东军的情报。由于种族的关系，派苏联人到中国搞情报多有不便，不断过界的抗联人员就成了最佳人选，特别是武装侦察。
其实，奉命去苏联学习、开会的人员，在过界被审查时已经为苏军提供了许多情报，尽管本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至于派遣武装侦察，应在1938年初3军、6军500骑兵过界被遣送新疆之后。像3军4师32团团长李铭顺，1939年1月后长期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屡屡出色完成任务。而派秘密工作人员则早已有之，像方未艾1935年夏在海参崴列宁学院毕业，秋天即被派回东北。
抗联以搜集日军情报为主，既坚持了抗战，又保存了实力，还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提供了战略情报，应该说是双赢的。问题在于苏军的一些行为、方式、态度，让人难以接受。
彭施鲁老人说，教导旅成立前，苏联军官往往半夜三更把人叫走，派去执行侦察任务。第二天连长、指导员发现人没了，也不知道哪去了，赶紧报告。野营实行双重领导，苏联人是主任，他就认为可以指示一切。报告到周保中、李兆麟那儿，有的他们也不知道。季青指示南野营，不经抗联领导批准，谁也不能调人。双城子驻军再调人被拒绝，苏联军官很恼火，说季青情绪不对，有沙文主义色彩。后来跟王新林商定，调人必须由周保中书面通知野营党委，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还有，老人说，除了从野营调人外，苏军还直接控制着一些人。野营成立前后陆续过界的一些人，特别是零散人员，有的送去集体农庄劳动，有的经过训练，派回国内搞侦察，咱们不知道。那时一支部队没了音信，就想是不是打散了，人都牺牲了、失踪了，后来也想是不是“过苏联”了？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大肆宣传，周保中半年左右才知道，我们下边的知道得就更晚了。抗联消息太闭塞，苏军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人，这些人也不知道成立野营了，后来回国侦察碰一块了才知道。周保中向王新林要人，开头好像要回来一些，很少。后来掌握的名单越来越多，再要，远东军就不置可否了。
王云庆老人说，我1939年冬“过苏联”，说我是小孩，送去伯力孤儿院，半年后到农场劳动，学开拖拉机。我记性好，学得快，那个乌克兰师傅可喜欢我了。每天墙上贴个表，昨天你干多少活，一个定额11个卢布，给你10。6卢布，那0。4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