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即走了不干了，或者不在你这儿干了。
汤原游击队跌倒爬起，终于站住脚后跟的第一次战斗，是1934年3月打伪军。这天，游击队在格节河三号木营进行军政训练，县委派人送来情报，说屠旅两个骑兵连出城了，中午可到木营，让游击队速作准备。
打不打？怎么打？队长戴鸿宾认为地形有利，可以打。他说屠旅到咱这旮旯，必得经过葫芦脖子的山嘴子，那儿就一条爬犁道，两边都是砬子，咱们就在那旮旯设卡打埋伏。有人说咱是游击队，人家是正规军，人数又是咱们的四倍，这仗打不得。有人说打也不能像队长说的那样，那不是等在那里挨打吗？咱们应该去抄他的后路。还有的主张先打打试试，打不了就跑。有人说净扯淡，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呀？你是飞毛腿呀？
王钧老人说，就这么吵了两个来小时，也没捋出个眉毛、胡子。戴鸿宾火了，说走狗军都快到了，咱们还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扯淡，今儿个这事就俺做主了，说着就下命令部署战斗。有人阻拦，他也不理，一口气儿部署完了。有人就批评他，说咱们是党的队伍，不是你戴鸿宾的私家军，你耍什么军阀脾气？这边还吵着，那边打响了，敌人上来了，大家这才往阵地上跑。这一仗打赢了，不然起码那队长得撸了。
老人说，旧军队家长制，军阀作风，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武装，讲民主。家有百口，主事一人。民主挺好，还得有集中呀。那阵子凡事就讲民主，不讲集中，一集中就是“军阀”。有时还发动全体队员民主讨论，几十上百张嘴瞎戗戗，乱当家。
东满的几支游击队，开头也是这样。决定什么事情，先党内、后党外地开会，人人发表意见才算民主。指挥员下达命令，下级还要讨论，多数人反对，就可以不执行。
从军阀专制到极端民主化，这对应的两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王钧老人说，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到哪儿检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围有什么制高点，有敌情敌人会从哪儿来，应该怎样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可汤原游击队刚成立时，晚上不知道派岗哨，后来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选得不是地方。一群庄稼人，队长“半拉子”出身，握锄把子的手拿起枪，懂什么呀。第一次战斗后，有个战士说他的枪不好使，我问怎么了，他给我看手里的几个子弹壳，说枪响了，这子弹怎么还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为那弹壳也跟弹头一样，会从枪膛里发射出去的。
1934年夏，2军缴获第一门迫击炮。官兵围观，高兴得不得了，说再打据点不愁了，两炮就给它揭盖了。一个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说这就叫炮呀？一次追击敌人，他在草丛中绊了一跤，爬起来看，一截挺粗的铁筒子，半人多高，下边还有个锅样的铁家伙。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一会儿，踢两脚，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政治部除了主任、组织科长和一个团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员大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适宜，在政治部寄生着”。1934年9月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滞在小局部里面。可怜的除了宣传单以外就是睡觉，政治部几个同志眼就睡红了。”
共产党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称于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这副模样。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还要全国一盘棋，搞土地革命，把张学良、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生干”即硬干——笔者）。
县委本身对于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热烈的传达到支部去讨论研究，就是县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这类“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类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无论“北方会议”精神，还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开的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有人认为贫农是小资产阶级，人民政权中贫农太多是个问题。这种人喜欢引经据典，而且通常都能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几句依据，经常把一些工农分子“理论”得找不着北，又不能不让人佩服，觉得人家有“学问”。当然也有受窘的时候。比如讲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有人问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阶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说鬼子的枪炮谁造的？鬼子里工人、穷人也不少，怎么不去杀日本军阀、资本家，倒大老远跑中国来杀人放火？回答是上当受骗了，还没觉悟。但是咱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他们早晚会起来战斗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骗一人一时，还能千千万万的骗这么多年？这日本军阀和资本家也太厉害了，你再讲俺们也糊涂了，不讲倒多少还明白点儿。
这种人往往把“理论”和无条件的不妥协，视为革命者的唯一标志，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们中不乏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苦难和磨砺。
还有一种干部，更多的是凭经验、直觉，凭对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则行事。对于上级指示，对的执行，错的不理睬。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他们就干。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爷的那种“山里风味”。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也是“幼稚同志”，时不时地会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乃至受到处分。但他们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声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则。
支部横的关系，一人知道十几个支部，支部几十个人天天开会等等，都是地下党所不允许的。到日本统治区域做工的同志，应当教育他最起码的秘密工作常识，带手枪，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长及工头，开口闭口共产党，这种行为对于党是极有害的，客观上等于公开告密。
县委丝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游击区的一个小孩都知道谁是县委和住处在哪里。
比之1军士兵编号，以数字代姓名，这种“等于公开告密”的地方党，实在难以理喻。可东北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就是这样子。结果，敌人来了，根据地被破坏，即便党组织未被破坏，也没法活动了。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从红军到人民革命军到抗联，共产党的队伍与山林队的区别之一是唱歌。环境允许，队伍走到哪里都唱，一听到歌声，老百姓就知道抗联来了。
战场上也唱。
南满最先领教这歌声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战斗。
1935年5月中旬，日伪军对桓仁、兴京两县抗日军发动“讨伐”，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队和1师500余人，从桓仁果松川转移到歪脖子望山时，被敌发现。从上午10点多打到下午2点来钟，东西北三面被敌包围，南面则是追兵。其中对1军威胁最大的，是从通化过来的廖旅的一连伪军，占领了东西两面的山冈，下山的两条山沟都在步枪射程之内。
杨靖宇下令停止射击，发动政治攻势，喊话、唱歌。
亲爱的满洲士兵们，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还打中国人？
鬼子强迫你们来打仗，
伤亡回去，伤心不伤心？
满洲士兵们，你们想想吧，
我们为什么拼命来血战？
完全是为了救中国，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
唱罢《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再唱《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唱一阵子就喊话，喊一阵子再唱。
站在海拔800多米的山峰上，周围全是波涛般起伏的峰岭，几百人放开喉咙歌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势？《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共四段，春夏秋冬唱个遍，每段歌词都比《你们是不是中国人》长。且不论这样的歌拿到战场上唱合不合适，也不说在那枪声和大山的回音里能不能听得清，问题在于哪辈子听说战场上打着打着竟唱起来了呀，这是打的哪门子仗呀？每次“讨伐”，日本人都说是“剿匪”、打胡子，一听这歌就不是胡子。胡子唱歌是瞎哼哼，是“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是“高粱地”、“二丫头”什么的，哪有这样唱、唱这种歌的呀，越是听不清就越要听，慢慢地就听出味道了，再一听那调就明白了，扣扳机的手指就没了劲道。不得不开枪时，那枪口就抬高几寸，或是干脆冲天上放了。
1军每排编制个宣传干事。中国道教龙门派第21代传人、著名道教圣地本溪铁刹山三清观道长赵至刚，当初就是1军1师（团营连排不清）宣传干事。当宣传干事的条件是有点儿文化，能教大家识字、唱歌、战场喊话。歌曲大都是自己编的。许多抗联将领都写过歌词，不会谱曲，就套用民间小调。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都会唱些抗联歌曲，赵明山老人能唱三十多首。一为平时娱乐，配合军政教育，昂扬士气；二为打政治仗、心理战，瓦解敌军，当然都是唱给伪军听的。战场上喊话，喊得最多也最具杀伤力的是，“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再说歪脖子望山这次。上边唱着、喊着，下边听着，约莫有两袋烟的工夫，下边也喊上了，说你们是什么队伍，上边答俺们是杨靖宇的队伍，抗日救国的红军。下边就喊：那咱们别打了，你们下来个人，俺们上去个人，到“当间儿”（中间）讲和。
伪连长亲自上来了，姓栗，大个子，一脸麻子。见到杨靖宇派下去的教导团3连刘连长，说日本子把你们包围了，你们常走的道都“下了卡子”（有埋伏），又问你们子弹怎么样。
子弹有的是。不知对方底里，又是第一次打这种交道，刘连长就硬撑着道。
栗连长道：天黑后，你们从俺们这边撤出去。你们说得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又道：你们让出个山头，俺们把子弹搁那儿，你们去拿。你们把些破烂枪支，还有不行事儿的马和没什么用的东西扔一些，俺们就能交差了。
正谈着，山下驰来两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栗连长呸了一口，说：你们看着，俺一会儿就把这些鳖羔子打回去！
鬼子上来了，隐蔽在树丛中的伪军，果然一阵机枪、排子枪把鬼子打下去了——后来说是打误会了。
当晚9点多钟，1军下山经过这个连的防区时，伪军一枪未放，还说别着急，慢慢走。1军当然感谢不尽，礼尚往来，送给他们一些烟土。
第二天发现1军没了，鬼子莫名其妙，说杨靖宇飞了。
1937年5月，几乎同样的一幕，又在清原县砬子山上演。听罢歌声，伪军一位寇连长脱掉上衣、帽子，上山谈判。3师师长王仁斋、参谋长杨俊桓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热情接待，寇连长当即要求参加抗联。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王仁斋告诉他，你的家人都在日本人手里掌握着，会遭殃的，只要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干什么都能为国家效力。寇连长越发感动，表示他的这个连再也不打抗联，下山后又派人送来1000发子弹。
有老人说，那时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就往伪军的那一面冲，我就冲过两次。伪军真打的不多，大都冲天上放枪。
这种情形，抗联各军几乎都有，特别是1937年以前。
弟兄们！赶快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长官和日本子，带枪到我们抗日兵士方面来，一起打日本子和“满洲国”！
这是1934年3月《民众抗日军告“满”军兵士书》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最初的战场喊话，没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能是还没想到这句话，或者即便有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八成也会被制止，因为它没有阶级性。溥仪、熙洽、张景惠等都是中国人，蒋介石、张学良也是中国人，能不打吗？
开头缺乏组织、训练，见到伪军心头来气，“亡国奴”、“走狗”、“良心叫狗吃了”、“狗都不吃”等等，就冲口而出，甚至祖宗三代地骂，形成对骂，越骂越对立，也就越打越凶。后来就喊“兵士不打兵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杀死长官和日本子，哗变到红军中来”。把所有的长官，包括上面写到的栗连长、寇连长，都跟日寇画了等号，显然会引起反感，甚至可能使一些人越发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种心理战对自己的杀伤，在某些方面甚至甚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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