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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却有那么多打出来的和没打出来的反蒋旗号，不能不让他闹心。中国本来就贫困落后，再加上四分五裂，这个家换了谁也难当。自鸦片战争后，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官府的腐败、糜烂，更是源远流长，绵无绝期。这些当然不能都怪罪蒋先生，倒是实在难为了这位恰逢乱世的老大难国家的领袖。只是如此中国，就只有安内才能攘外一剂良药吗？强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再枪打炮轰消灭异己，把本来就贫弱的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这是安内，还是纵外、帮外？家不和，外人欺。有道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来都是外敌打进来了，自家兄弟抛弃前嫌，携手对外。有时为了内部的安定团结，甚至不惜对外挑动事端，哪有老将的“攘外先安内法”？更何况你果真就有这等本事，能用血腥和暴力把内安了吗？
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无论蒋介石表现了怎样的信念和气节，也无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怎样像鹰一样冲上历史的天空，在“九一八”事变这样决定民族存亡、历史走向的关头，他们都不是龙，而是虫。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嫩江水流啊流，流过悲惨的“九一八”，流到不屈的哈尔葛江桥。
洮（安）昂（溪）铁路上的哈尔葛江桥，横亘在嫩江上，是向北进入黑龙江省城龙江（今齐齐哈尔）的必由之路。蜚声中外的江桥抗战，就发生在这里。
11月4日，日军第2师团一个联队（团）从左翼渡江，被潜伏在对岸江边蒿草中的省卫队团击退。傍晚，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铁甲车掩护下，乘百余只木船、橡皮艇，再次强渡强攻。卫队团官兵待敌将靠岸时，步枪、机枪子弹刮风样射向敌群。
5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向江北猛攻，又被击退。据日方发表的数字，这一天仅日军就亡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调飞机、大炮，马占山也调派援军，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拂晓战至黄昏，日军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滨本联队也几被全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吉两省如入无人之境，一个小队（排）就可进占一座中等城市，根本未将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放在眼里。没想到这些二流、三流的东北军，一出手就把它打成这等模样，就大叫大嚷黑龙江军队得到苏联军火援助，有“新式武器”，为“大日本皇军”的“皇威”和“武士道”遮羞。而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因江桥之战伤亡惨重，1933年归国时不敢面对群众“欢迎”，时称“无言凯旋”。
在敌人绝对优势的地空火力下，黑龙江军队伤亡太大，6日晚主动撤离江桥一线，退守三间房阵地。日军也因伤亡累累，无力再战。12日，多门师团主力和长岛旅团、天野旅团及驻朝鲜混成旅团陆续开到，才重新发起攻击。而黑龙江只有3万省防军，可调兵力越来越少，仍顽强抗击到18日，给日军大量杀伤。19日，马占山率部撤出省城后，多门迟疑多时，派人侦察，确认城内已无中国军队，才敢进城。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其开始的重要标志，就是马占山将军领导、指挥的江桥抗战。
马占山，原省防军步兵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强敌压境，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即坚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战到底！江桥抗战中，多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省城某团增援三间房迟到三小时，马占山当即将团长枪毙。
辽宁、吉林沦陷后，黑龙江人心惶惶，许多官员争相进关。牡丹江警署署长邓铁梅，也辞职不干了。在马占山之前代其父万福麟执掌全省大权的万国宾，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奔去北平是逃跑，邓铁梅辞职南下辽宁是抗战。
儿时，我就知道邓铁梅是我的家乡本溪县人。老辈子人常叨咕他，一口一个“邓司令”，说邓司令那人了不得，是咱们县出的大英雄，提起“邓铁梅”3个字，小鬼子也跷大拇指的。
邓铁梅曾任多年凤城县公安局长，在当地颇孚众望。他来到小汤沟，当地士绅纷纷来见，出钱出枪。各村屯青壮年背扛着大刀、长矛、鸟枪、土炮、“大抬杆”（一种威力较大的火药枪，需两个人抬，又称“二人抬”）、“快枪”（步枪，因射速比火药枪快，东北人称之为“快枪”）踊跃来投，很快组织起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第二年3月，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队伍已达1。6万人，接受改编的3万人，在濒临朝鲜、旅大的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县，形成了著名的抗日三角区。
12月26日，就在东北军即将退出锦州时，义勇军攻打安奉铁路上的重镇凤凰城。邓铁梅亲率一路主力，首先解决了南大街的伪警察大队，随即分兵捣毁了县衙门、公安局，砸开监狱。日军凭借炽盛火力顽强抵抗，大都是庄稼人的义勇军凭借人多势众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几次冲锋，前仆后继，日军除少数钻入地下室，大部被歼。
此后，这支义勇军攻县城、拔据点、扒铁路、炸桥梁，还曾用步枪打下敌机，经历大小百余仗，搅得敌人日夜不宁。
1934年春，邓铁梅患病，不能随队活动。当时，东北各地义勇军将领大都脱离战场，去往关内了，队伍也就散了。一些部下也劝邓铁梅去关内治病。《塘沽协定》已经签订，邓铁梅的部队只剩下千把人，大气候，小环境，义勇军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但他明白，只要他邓铁梅留在这里，这方天地的反日旗帜就能撑下去。部下扯来敌人悬赏10万元取他项上人头的布告，他看罢，哈哈一笑。
邓铁梅有句名言：“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5月30日，邓铁梅在岫岩县小蔡家沟养病时，被叛徒出卖了。
1932年，日军曾以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头衔和20万元编遣费招抚邓铁梅及其部队，先让汉奸送信，不久又派来日军军官劝降。为了彻底断绝某些动摇分子的投降念头，邓铁梅下令，将6名日本军官全部处死。
日本人明白，对这样一个中国人动硬的是没用的，就以礼相待，饮食很好，还让他的夫人陪伴他。一些日本军官也常来狱中与之交谈，对他的气节表示敬佩。一次，一个军官拿把折扇，请他题字。邓铁梅略加思忖，提笔挥就：“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时年四十三岁。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5日沿锦（州）山（海关）公路西犯。锦西县长张国栋召集官员开会，要大家立即赶制日本国旗，一会儿随他去城门欢迎“大日本皇军”。公安局长苑风台竭力反对，无济于事，一跺脚，带上几个部下跑了。
跑去县城西边的龙王庙，去找他多少年的冤家对头、当地最有名的胡子头“亮山”。
身为公安局长，苑风台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剿匪打胡子。他知道一些胡子的去处，晓得其中一些人的脾性，明白眼下打鬼子、保国家还得靠这些中国人。
而用报号“亮山”的胡子头刘存启的话讲：虽说俺们和官衙势不两立，也跟这位局长大人打红过眼睛，可咱们到底都是一个祖宗，不能让日本子欺负咱中国！
当即联络“德全”、“震东洋”等绿林好汉，当晚大败古贺联队，击毙古贺传太郎中佐以下近百人。
邓铁梅任凤城县公安局长时，把胡子剿得七零八落，无处藏身，都往境外跑。胡子中流传一句话：“谁若口不对心，出门让他碰上邓铁梅。”而当邓铁梅树起抗日大旗后，他的队伍中就有当年被他剿过的胡子。
在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中，或多或少，都有收编的胡子，有的就是以胡子为主改编的。像辽宁的“老梯子”（高鹏振）、“老北风”（张海天）、“项忠义”（项青山），吉林、黑龙江的“宫傻子”（宫长海）、“双山”（姚秉乾）、“海青”（李忠义）、“天照应”（张希武）等，还成为义勇军的旅长、师长，或某某路军司令。
“老梯子”举旗抗战第一仗，就几乎全歼不破直治大尉率领的一个中队（连）日军，还生擒7人。
“老北风”的第一仗，是活捉了台安县大汉奸凌印青和他的13名日军顾问。
他们在黑土地上呼哨而来，呼哨而去，不大讲战略战术，却是枪准马快（大都为骑兵马队），熟悉地形，善于奔袭、偷袭，连奉天城也敢于攻击。第一次是1932年3月10日，化装成伪军混进城去，大白天把座东北最大的城市搅得沸反盈天。第二次是8月28日，利用雨夜摸进东塔机场，点燃汽油，十多架飞机在冲天大火中烧成铁骷髅。
东北素以多匪著称，张作霖、马占山都是绿林出身。“九一八”事变后，胡子又多打抗日旗号，难免鱼目混珠。但是，作为义勇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中的许多队伍是坚决抗战的，许多人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像堪称“胡子专业户”的“老北风”，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战死。台安县的“荣山”崔德志，被俘后拒不投降，日寇把他关在笼子里游街，押送刑场，一路大骂鬼子。曾任吉林救国军旅长的“老双胜”祁永全，弹尽粮绝，敌人上山喊话，封官许愿，他宁肯冻饿而死，也不下山投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平日里耀武扬威，能耐大得好像这个世界都盛装不下的、也最该与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一夜之间或者没了影儿，或者很快又人模狗样地陪着新主子登场了。而这些被他们逼得铤而走险，哪朝哪代都要被官府打灭的，在黑土地上被称为“胡子”的土匪，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向着侵略者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发出愤怒的最后的吼声。
1931年11月、12月，马占山将军率部进行江桥抗战，民族英雄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收复凤城县城凤凰城，揭开了东北爱国军民大规模抗战的序幕。随之，吉林的李杜、冯占海、王德林，辽宁的唐聚五、耿继周、郑桂林，黑龙江的苏炳文等部，义勇军抗战风起云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达四十多座次，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也多次受到袭击。
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现一千五百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都是日军官兵——而这时尚属义勇军抗战方兴未艾之际，大数还在后头呢。
据当时的巴黎《救国时报》披露，在日伪当局的报告中显然是被大大压缩了的日伪军战亡人数，实是6541人。
1932年夏，遍及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曾达40万以上，半年后主要部分就被消灭了，再半年后除本书后面将会写到的王凤阁等几支零星武装外，就不存在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200多架（或300架）飞机，完好无损地送给了敌人。江桥抗战中攻击马占山的部队，以及后来轰炸锦州、热河的飞机，有些就是原东北军的飞机。有老人说，那飞机上的太阳旗，有的红油漆抹得挺薄，低飞时还能看得出底下那蓝色的青天白日。还有仅奉天一地的10余万支步枪，近3000挺轻重机枪，近千门火炮，26辆坦克，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号称“东方克虏伯”的奉天兵工厂；当然还包括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机关、企业、学校的大量财富，价值达17亿以上。当义勇军为补给愁苦，因缴获一支“快枪”、一挺歪把子而欢欣鼓舞时，又如何当得了不抵抗政策“无私”资敌的财富、武器，更不用说敌人原本就十分强大了。
江桥抗战期间，一位外国记者采访马占山时，有如下问答：
——武器子弹何来？
——有库存。
——库存用完呢？
——民间有枪弹。
——民间枪弹用完呢？
——只有一腔热血！
敌人太强大了，义勇军又不懂游击战，袭用正规军的运动战、阵地战，一经敌人迂回抄袭，就陷于包围。没有统一指挥，各打各的，难得齐心协力，一些将领互不服气，互相掣肘，甚至火并，自相残杀。没有正常、可靠的后勤保障，而任何一支缺乏补给的队伍，都是不可能持久战斗下去的。补给困难，纪律也就不好，特别是一些胡子改编的队伍劣性不改，一边抗日，一边发财，那结局也就注定了。
事变当时，日军只有个多门师团，到1933年已经增至5个。开头敌人只能占据城市和铁路线，特别是江桥抗战，更使其穷于应付，各地义勇军即迅速兴起。待到日军兵力增多，腾出手来，义勇军就难以支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