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洹保恍┲匾莸慊棺ぴ毡疚渥耙泼瘢醇费购斓嘏毯�3军活动的空间。
7月21日，夏季“大讨伐”在道南展开，大批日军首先在游击区边缘地带迂回包围，再进占据点，组成若干“治安工作班”，搜索、追击、堵截抗日军和群众，驱赶群众搬到指定的“集团部落”，或铁路沿线的“铁路模范村”。接着又转向道北地区，依然如法炮制。所到之处，平原、山区零散房舍一律焚毁，对于躲避、逃走、拒不归屯并户的，就用刺刀、子弹说话——“赵尚志匪区禁止住民，违者杀无赦！”
8月11日，《中共珠河县委关于敌人活动及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
“现在路南游击区三分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仅离铁道线十余里地之地方未被焚烧，并申言发散布告毁灭赵尚志根据地，禁止住户，否则一律讨伐屠杀。”“群众纷纷搬逃上站，络绎不绝于途，游击区成为一空城。”
在夏初召开的军地联席会议上，对这次夏季“大讨伐”的认识，在县委和2团、3团给3军司令部的指示信、报告书中，虽然用词有所不同，但基本判断是一致的，即敌人是“部分的防守的进攻策略”。尚在率队东征牡丹江沿岸的赵尚志，认为这种认识“是执行目前任务上极有害的”，指示2团、3团“立即转变轮转游击区范围内的右倾行动，大胆的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术来冲破敌人的遮断线”，“围绕着我们的周围发展新的反日区域，并建立根据地”，并具体指明两个团各自的突击方向。
查阅有关史料，谈到珠河1934年冬季反“讨伐”，“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以及同样意思的文字，可谓屡见不鲜。珠河中心县委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后来不断被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因为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有这样的指示和批评：
人民革命军与赤色游击队必须坚决的为彻底拥护群众利益而斗争，为得执行这一任务，首先就要坚决反对敌人的“讨伐”，为保护游击区域，不让敌人侵占一步而奋斗，这样珠河游击队在脱离敌人包围圈外而离开游击区域的右的机会主义必须严重的打击。
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开创的游击区、根据地，从满洲省委到红地盘里的老百姓，谁愿意把它让给敌人？1军挺进东边道，磐石老区群众不理解，说俺们支持你们，是让你们保护地面的，日本子要来了，你们走了，把俺们扔下不管了。珠河也是一样。问题是你有“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的实力吗？死守只能招致无谓牺牲和敌人对根据地人民更加疯狂的报复。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导上，关于不死守游击区、根据地的指示，省委也是有的。1军独立师离开磐石老区，挺进东边道，就是如此。可轮到珠河，怎么就截然相反了呢？是认为哈东支队已强大到能使敌人不进入游击区一步了？还是受了这一年“‘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影响？抑或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笔者解不开这个问号。
赵尚志好像看不到，或是看不透上头的这种扑朔迷离，或者根本就不去理睬这类东西。他看到的是最简单的真理、事实，那就是游击队根本没有拒敌于游击区之外的实力。于是，就有了12月24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在现在主客观的力量和环境上，也不可能，我们不过是依根据地来解决休养疲劳，躲过敌人优势力量和藏蓄军事中要品，靠游击战术来补助根据地之不足，特和（原文如此——笔者）开展扩大游击战争罢了！
把省委和中心县委的指示、批评都否了。
而且，“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这个被东北抗战实践证明了的观点，“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应该是最早意识到并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的原因之一，是对建立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建立起像江西中央苏区那样的根据地。是这样子吗？试想一下，如果“围剿”中央苏区的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日本关东军，再大搞无人区、“集团部落”，那会怎样？
既然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又不行，那该怎么办？赵尚志主张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突击，到那里去开辟新区。
可能是和者盖寡，甚至没有和者（哈东支队内部应该有的），再加上赵尚志这时还未恢复党籍，在党内没有发言权，上级还是要求“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结果自然是不可能。虽然珠河中心县委认为赵尚志“政治右倾”，“又恢复他过去的精神，深深地障碍着党团正确路线的顺利执行”，但他的“右的机会主义”好像也未因此而受到打击。不是党员，党内不能打击，临阵换将也不合适，况且从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那队长和司令都是选举的。
1934年冬反“讨伐”是“死守”，之后的春季、夏季反“讨伐”没有这个口号，也还是老办法。敌来我走，敌走我回，烧几间房子算个啥，几天就盖好了。没想到这次会是这等规模，而且长期、反复“讨伐”，更没想到还有归屯并户，搞“集团部落”这一手。待到明白过来，觉出不对了，已经晚了。
赵尚志率东征部队回到珠河地区的时间，应在8月10日左右。哈东的伏天，本该绿荫遮天，禾浪涌地，如今却是狼烟冲天，遍地焦土。昔日的红地盘好多成了无人区，一间间房子烧得只剩下房框子，朝天张着焦黑的大口。而在日寇选定的那些地点上，被刺刀驱赶到那里的失去了家园的人们，正在刺刀下修建“集团部落”。
这是个血与火的夏季，太阳与地球一起燃烧，官兵眼里也在喷火冒烟。
留守部队有的已经突出游击区，有的还在区内与敌人兜圈子。赵尚志率直属队和2团由道北西进，迅速越过滨绥铁路，插至双城县东部，与3团和汪雅臣的“双龙队”会合，在敌人背后发动袭击，摧毁“集团部落”。
9月10日，正是秋季“大讨伐”枪炮轰鸣、烟火弥漫之际，珠河中心县委召开执委会议，决定3军主力东征延寿、方正，进而向牡丹江沿岸突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实际上认可了赵尚志的主张。
一年后的夏天，珠河中心县委也不得不东去汤原投奔3军、6军，这个近两年间“满洲国”无插足之地、曾被称为“最好的反日根据地”就彻底丧失了。
东征北进
提起黑龙江，人们就会想到北大荒。由于今天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当时属吉林省，就使今人对北大荒这个地理概念难免产生混乱。而在20世纪30年代，因其地理位置，还有“北大荒”、“东大荒”、“西大荒”之分，只是往往都把个“大”字省略了，而称之为“北荒”、“东荒”、“西荒”。
3军主力离开焦土狼烟的哈东根据地，踏上东征之路，那去处就是东大荒，即今天的佳木斯及其以东地区。
松花江沿岸本系北满最富饶之区。沃野千里，人烟稠密。俗称之为“东大荒”。两岸平川漫岗，依山漫江形势雄胜，系游击活动优良之地区。一九三二东北革命高潮时，松花江沿岸最为汹涌。尤其是松江下游，抗日部队曾与敌寇对抗甚久。一九三三年松江下游尤有一九三二年革命高潮之余波（如一九三三年土龙山民变）。抗日救国之思潮在人民脑海中酝酿已久。殆至一九三六年始形成火山爆发之势。但当时敌人在松江两岸，尤其是下游统治闲散，武装部队大部均系地方武装队伍。寇军力量亦较少。交通线除松江水道而外，宁佳路至一九三七年春始完成。客观形势完全有利于游击活动之发展。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在1936年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中，也能得到证实：“各地的自卫团员已成为匪贼的部下，当匪贼来时，团长亲自迎送，或亲手交付子弹，或调查报密人质等的财产状况，经常秘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现有的同情者通匪人中，有很多是当地有势力的人物。”“在活动地区衣食由自卫团、警察队、木材商等提供。”“日满军警的警备力量达不到的地区的自卫团莫如解散，其存在只能成为供给匪团武器子弹的来源。”
1935年3军的两次东征，第一次主要是为了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谢文东、李华堂等部联合。第二次就是一种战略转移，既是被动地又是主动地向日伪统治的薄弱地区，用侵略者的话讲是“日满军警的警备力量达不到的”地区突击。这是“打”字当头的赵尚志的一贯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种不断地突击中，3军不断地发展壮大。
为庆祝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决定攻打方正县城。这是一次突然袭击。3军少年连首先突破东门，联合军冲进城内，占领伪警察署，烧了日本参事官宿舍，县公署久攻不下。赵尚志知道不能恋战，城破10余小时后，下令撤出战斗。
接着，又指挥联合军攻进大罗勒密街，然后挥师东进牡丹江沿岸。一路歼灭、击溃伪军、伪警察和日寇雇佣军白俄队，仅半截街一战就缴获4挺轻机枪。3军英名播及牡丹江沿岸，谢、李两部也从委靡中开始振作起来。
牡丹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的敌情和东大荒的地理环境，给赵尚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无疑是一片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没想到第二次东征，出手就是一场误会。
10月，红叶满山，白霜遍地，赵尚志率3军直属队和4团、5团，经大罗勒密街东南二道河子附近，向依兰、勃利方向挺进。11月初，在勃利县青山里九龙沟，与4军3团不期而遇，将3团团长苏衍仁击伤，后死亡。
苏衍仁原是王德林救国军的一位连长，救国军溃败后继续率连抗日，队伍发展到500多人。此人不到三十岁，细高个，皮肤白，人称“小白龙”，队伍亦叫“小白龙”，后被4军收编。山区林场很多，他和这些林场很熟，部队给养、弹药补给来自林场的税收、捐助，不骚扰百姓。
说这是一场误会，一是所到之处，对于3军来说都是新区，地理、民情、敌情均不熟悉。二是由于敌人封锁，信息不畅，各军各自为战，难得往来。包括有的地方党组织，对4军的情况也不甚了解。6月20日，《第三军司令部关于延方一带政治形势的报告》中说：“李延禄自称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是否反动，根据省委文件上不详细知道，望详细示知）。”三是3团当时正在调动部队，而且是在夜间，并有消息说3团要投降，“归顺”日伪。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3团“政委邓化南在抗辩中拿出党的文件来才获释”。由此，读者不难想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误会场面。
在抗联那样的斗争环境中，两个、两个以上的军在一个地区活动，特别是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误解、误会是难免的。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之间，这种擦枪走火伤人的事倒很少，后面将会更多出现的是关于政策、路线上的擦枪走火。
而3军这次误杀“小白龙”苏衍仁，对于4军来说却是立竿见影的灾难性的——留待后叙。
其时，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正坐镇富锦，指挥、部署冬季“大讨伐”。以岩越师团为基本部队的大批日伪军，封锁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线，并在各地不断出扰。这里已不是大部队久留之地，赵尚志和李延禄决定，4军3师一部向桦川、集贤活动，以吸引敌人，3军4团、4军2团在方正、依兰游击，两军主力北渡松花江，向汤原进军。
过江后的第一次战斗，是攻袭通河县二道河子伪警备队。12月间还大都身着单衣的官兵，夜里由当地一位姓雷的保董引路，骗开大门，刘海涛即率队冲进大院。睡在南北大炕上的60多伪警备队员，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喊叫声中举起双手，两名企图反抗的日本指导官被击毙。除1挺轻机枪和一批长短枪外，最重要的是缴获了300多套新旧棉衣——带兵人从树叶飘零就悬吊着的那颗心，这回终于踏实了些。
12月下旬，在汤原县太平川东沟格节河，赵尚志、李延禄率领的3军、4军部队，与夏云杰为首的汤原游击队会师。
北上汤原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汤原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而扩大武装，就要夺取武器。亮子河金矿有个伪警备连，连长姓孟，跟汤原游击队约定谁也不打谁。游击队则规定他只许在矿区活动，不准抓捕地下抗日人员，有情况及时通报，协商解决。夏云杰觉得人家从未违犯规定，交情不错，下不了手。赵尚志说干革命还讲什么交情，这是颗钉子，得拔掉。李延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