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中说：
五军之建制，完全建制在周保中个人威信与信仰上面。只有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为完全。在政治理论和策略上的实行运用，都赖其一人。保中同志不但成为五军军长，同时二军军长，也就是他担任。每日在工作中，脑筋运用，劳苦得不得了。
同样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就有支现成的游击队，赵尚志是在经历了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后，重新拉起一支队伍，周保中又是另一种情形了。
民间有句粗话，“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周保中不但后边带“长”，后来前面还多个“总”字，听着看着够显赫的，其实也就是个能在吴义成面前参谋几句的角色而已。如今的参谋长，与上级带长的只差半级，那时差多少就难说了。连王德林这样绝对权威的救国军总司令，也是要亲自兼个1旅旅长的。这是旧中国军队的重要特色。职务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有没有兵权，能掌握、指挥多少枪杆子，这才是真的、实的。那种乱世，屁股后面不跟着一支随时听命的队伍，谁把你当盘菜？
吉东是自卫军、救国军的发祥地，李杜、王德林过界后，旧部大都报个字号成了山林队。比之东满、南满、北满，这些队伍中原东北军的成分就多些，装备也好些。对这种队伍的统战工作，难说难易，也不能说这些首领都有个皇帝梦，但那种山大王基因或多或少肯定是存在的。义勇军溃败后，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自然也需要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这些既抗日也拥兵自重的骄兵悍将，很快就少有听从救国军代理总司令吴义成调遣的了，那就听总参谋长周保中的吗？
从绥宁反日同盟军到抗联5军，基本如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塔站结义，只是其中一例。
点点星火遍地烧，
日日夜夜倭寇嚎。
倒悬不解三千万，
田横壮儿五百条。
这是周保中写于1935年春的一首诗《抗争与宁死不屈》。
这是个有着坚强个性的人，寡言少语，冷峻严厉，讲原则，说一不二，又会拿捏分寸，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妥协、怎样妥协。就是这样一个貌似难以接近的人，长期顶着“上层勾结”的压力，以其独具的品性、魅力，将吉东地区的各种反日力量聚拢起来。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什么难题，各抒己见没辙了，人们就会说：要是周总指挥在就好了。
当年就有“南杨北赵”之说，这“吉东周”纯是今天出自笔者之口，但这话是能立得住的。
第19章 “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于洪仁的鲜血
于洪仁，字博安，满族，1908年生于宁安县北岗子屯农家，1930年宁安省立四中高中毕业，年初入团，不久入党。1932年初义勇军蜂拥之际，他被宁安县委派到“平南洋队”中，致力于改造这支队伍，直至牺牲。
1932年9月，救国军总部率主力向东宁转移，准备伺机过界去苏联。在救国军中被编为一个连的“平南洋队”，连长李荆璞集合队伍讲话，说咱们是宁安人，咱们不能走，拉出队伍自己干，保卫家乡。
话音刚落，队伍里站出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高声道：说得对，咱们拉出队伍自己干，可不能这么就走了。营部这帮小子不是正经鸟，枪在他们手里是祸害，咱打日本子得扩大队伍需要枪，把他们的枪缴了再走。
李荆璞有些疑惑。营部附近有两个连，枪一响，别说缴人家械，怕是连自己都难脱身了。于洪仁说咱不弄出动静，不就行了吗？让李荆璞假装有紧急情况向营长报告，外面的两个排听到暗号就冲进去，他带个排在附近接应。结果一枪未放，就把枪全背了出来。
一支装备挺好的伪军，不即不离地总跟着“平南洋队”，伺机下手的样子。李荆璞忍不住，几次要回头去打。于洪仁说打没说的，关键是得找个好地场。这是咱拉队伍自己干的第一仗，必须万无一失。几天后一个伏击，把这支伪军打得屁滚尿流，大部歼灭。
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惯匪、地痞，思想意识混杂，山林队的劣性或多或少都有。比如封建迷信，认为“一生二死三兴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九久十无”，单数主吉，双数为凶，打仗要选日子。“平南洋”这字号，三个字笔画也都是单数。更要命的是一些人恶习不改，经常抢劫、绑票，敌人乘机大肆宣传，说“平南洋”是宁安最大的胡子头。李荆璞着急上火，于洪仁帮他研究制订纪律，同时以没收敌伪财产、征集反日捐和收累进税的办法，解决队伍的经济问题。
李荆璞很愿意跟这个年龄与自己相仿、又比自己老练、稳重的副队长唠嗑，特别长见识。可看到于洪仁和队员在一起，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唠得那么热乎，心头就犯嘀咕了。有些人也往他耳朵里吹风，说副队长背地里总和些人捅捅咕咕的，肯定是没安好心眼子。他嘴上说副队长不是那路人，心里也想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呀。倘若真的把“平南洋”的姓氏变了，或把一些人拉走了，那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就问：你背着俺捅咕些什么？
背着你？还捅咕？于洪仁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明人不做暗事，你好好访访，看看俺到底“捅咕”些啥。
李荆璞性情爽直，说话、办事从来当面锣、对面鼓，真就把一些人找来问是怎么回事儿，问了几个就不好意思再问了。
李荆璞知道宁安有共产党，后来知道于洪仁就是共产党。于洪仁也给他讲讲党的知识，有意引导他。李荆璞觉得这个党挺好，就想入党。于洪仁说：入党得有三个条件，一是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二要坚决反日到底，三要把队伍交给党，个人群众化。
李荆璞说：头两条行，这后一条俺不干。
于洪仁有些诧异，随即想到是没理解这一条的意思：这后一条并不是让你离开队伍，也不是让你当个士兵，你还是队长，领导这支队伍，但要听党的话，要官兵平等。每个党员都要听从党的指挥，共产党的队伍要官兵一致，这些话过去不是跟你讲过吗？
李荆璞不好意思地笑了，继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是贯彻执行“北方会议”路线时期，绥宁中心县委认为于洪仁在“平南洋队”搞“上层勾结”，不同意李荆璞入党。于洪仁据理力争，几经周折，1933年5月5日李荆璞入党。而于洪仁直至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的帽子。
笔者在宁安听过李荆璞回忆抗联的讲话录音，十多盘老式录音带，市党史办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录制的。老将军说没有于洪仁，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谈到下面的内容时，声音不时哽咽。
1933年冬，部队在后来改名为“平日坡”的天桥岭整顿两个月，主要是废除枪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制度，枪马弹药一律归公，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体罚等等。
李荆璞带头发言：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不姓“平南洋”了，不是谁的私家队了。咱们反日救国，流血牺牲，是尽咱中国人的本分、义务，不能一边反日，一边发财。俺李荆璞乐意起这个头，也希望大家伙儿实心实意走这条道。
从“平南洋队”到“工农义务队”，不是改换个名称，而是从山林队到比较纯粹的抗日武装的一种质的飞跃。这一步能够迈出去，首领即一把手的态度，还有权威，是举足轻重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洪仁一手操办的对“平南洋队”的这种改造，不光在吉东，就是在南北满也是较早的，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当晚就有人离队出走当胡子了，之后零星的也有。
1934年5月下旬，先是9队在队头带领下叛出，不久11队也拉走当了胡子。1、3、5、7、9、11共6个队，13叛走了，一些人还在暗中活动，酝酿更大的阴谋。
这是一次大手术，一刀下去，一些人的发财梦就破灭了。各地党对山林队的改造，几乎都是在这一步卡壳、失败的。派到队中的党员，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杀掉了。这种震荡在工农义务队也是空前的，而且叛乱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8月21日，部队在宁安县大唐头沟活动。大热的天，官兵在屋里、树荫下刚吃过午饭，正是比较闲散的时候，叛徒们一齐动手，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想对准的人。用当年的东北话讲，是把枪给这些人“支上了”，然后就开始缴械。
于洪仁和李荆璞在老乡家唠嗑，几个叛徒闯进来时，李荆璞坐在炕沿上，枪口对上，枪就被缴了。于洪仁坐在窗台上，一时间难以近前，于洪仁伸手去腰间掏枪，叛徒的枪响了。
叛徒们软硬兼施，逼着李荆璞跟他们走，重树“平南洋队”大旗，给他们当首领。李荆璞坚决不从。工农义务队中有不少当初和李荆璞一道滚打出来的生死弟兄，有的赞同叛走当胡子，但要杀掉李荆璞，这些人又会反了。于是，就把李荆璞放了。
李荆璞抱住血葫芦似的于洪仁，恸哭失声。
当时，正值被抗联老人称为“‘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高潮，省委代表坐镇宁安反“右倾”。周保中、李范五、于洪仁等都在“右倾”之列。周保中是“勾结”“反动军官”，李范五是“勾结”地主富农，于洪仁是“勾结”胡子头。被他们“勾结”入党的人，已经或正在面临被清除出党的命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同盟军的政治部主任胡仁对我说，工农义务队里的部分头头也是终日人心惶惶。因为他们有的是在‘平南洋’打起旗号之后，被李荆璞收编的杂牌武装，有的当过土匪，他们担心被打成‘上层勾结’的典型。”
出了这等乱子，反“右倾”不得不暂停、低落一阵子。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党内反“右倾”的进程。可待集中精力把工农义务队恢复得差不多了时，还得继续掀高潮呀。
而直到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帽子的于洪仁，甚至被视为“上层勾结”的牺牲品。
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傅显明，满族，1900年生于双城县，七岁丧母，十二岁亡父，跟着哥嫂种地。十六岁流落到宁安，在县城鞋铺打杂，又当兵，当巡警，“九一八”事变后拉队伍抗日，参加救国军，任连长。救国军失败后，报字“占中华”，率150余人活动在宁安东南山一带。吴义成、周保中重组救国军，被编为14旅1团，转战吉东、东满。之后，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为2师师长兼4团团长。
没文化，有头脑，又勇敢。据说第一次战斗，看到有人伤了亡了，不少人就蒙了。用那时的东北话讲，叫“麻爪了”。庄稼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呀？傅显明第一个冲了上去，一些人就跟着往上冲。很快地，那些“麻爪”的也“嗷嗷”叫着冲锋陷阵了。
在宁安、东宁和东满一些地区，提起“傅团”，人们都跷大拇指，有的两个字“能打”，有的3个字“不怕死”。
1934年春，在宁安风水山和团山子，“傅团”打死10多个鬼子。
1935年冬反“讨伐”中，在团山子，傅显明率50多人与百余鬼子激战，又打死10多个。
傅显明牺牲，前面说了，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不熟悉，被敌包围、追击。胸中数弹，血流不止，仍大呼“冲！冲出去！”
李文彬率森林警察大队起义后，被改编为5军警卫旅，下编两个团。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为政治部主任，原森警大队2小队长蒋继昌为参谋长，1小队长费广兆为1团团长，3小队长张成地为2团团长。
傅显明呱呱坠地就饥寒交迫，张成地来到这个世界就吃香的喝辣的。他家是刁翎有名的大粮户，同样出名的是他的豪爽，仗义疏财。他家总养些吃闲饭的人，要饭的，落难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像开着免费饭店、旅店似的，都知道张大财东家心善呀。
“九一八”事变后，张成地倾家荡产支援抗战，并参加李杜的自卫军，失败后回家隐居。成立伪森警大队，当局指定刁翎出多少壮丁，并要有一名绅士充任小队长。没人说张成地当这个队长，就是要抓枪杆子打鬼子，但他在哗变过程中表现得最突出，却是无疑的。
周保中亲自指挥这支新军向下江转移，日寇则恨不得一口吞了这支“叛军”。“日满协和始于军队”，这是“满洲国”的一个口号。六年了，不断整肃，加强“指导”，在一些侵略者的心目中，伪军应该“协和”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七七事变后，立即给个眼罩戴，一时间哗变成了个小高潮。倘能把这支“叛军”灭了，也算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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