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侯启刚，两名教员张德和张文廉，学员分3个月的士兵班和6个月的军官班，前者培养连排长，后者毕业后许多当了师团长。张德讲政治课和军事课，张文廉讲文化课。政治课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术，也搞射击、刺杀、投弹、爬山、游泳、利用地形地物等训练。教育长和教员每天轮流上课8小时，有时也请部队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素养较高的干部讲课，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讨论，队列、纪律教育则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如今新兵入伍第一课，就是立正、稍息、敬礼等军人基础知识、素质训练。这是条令规定的。那时没这个。那时拿起枪上战场，没工夫练这个，庄稼人也不习惯这一套。见到上级不敬礼，进连部不报告，上级也不在乎，觉得打鬼子用不着这一套。这回进了政军干校还这样，或者给予口头警告，或者罚你徒手立正。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打死多少鬼子，挂了多少彩，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一律从新兵学起。
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说1军士兵“百分之九十九文盲”。来自3军、6军、9军、11军的干校学员，文化程度要高些，也不能没有文盲。而《资本论》应该是大学的课程。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从文盲到大学，从士兵到连排长，从连排长到师团长，就这么速成着。从不会立正、稍息、敬礼，不懂向左转、向右转的庄稼人，到拿起枪就向侵略者冲击的军人，不也是这么速成的吗？
游击队、抗联的优势之一，是熟悉地形，那深山老林里的沟沟岔岔，参军上队前就嵌满了庄稼人的足迹。可离开家乡，游击到个陌生的地方，一时间就有点儿找不到北了。过去缴获地图，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扔了，或是揣兜里留着擦屁股了。在干校学习军事地形学，懂得识图用图了，有人就拍起大腿，后悔不迭。
与此同时，还在巴浪河沟里办起了电信学校。
校长兼教官于保合，1914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33年毕业于吉林市省立一中，同年参加抗日救亡，年底被派去苏联学习无线电。他聪明，又刻苦，仅半年即提前毕业回国。
学校学员只有九人，最大的十九岁，基本都是初小文化，这已经很难得了。除独立师的三人外，全是党员。主要学技术、电学、电工原理和使用无线电的常识，然后练习收发报，教学器材是缴获的无线电机器。三个月后，根据赵尚志指示，与政军干校合并，政治课、文化课与干校合上，仍以学习报务为主。
到1937年秋，合并后的政军干校培训一百多名军政干部。
办政军干校和电信学校，无疑是深谋远虑的。从命令张寿海Р幌б磺写勰孟吕锨瘢皆谔劳庸壤锇煅В破�4期的赵尚志，是不可能不想到南国的那所黄埔军校的。可是，由于与七星砬子兵工厂被毁的大体相同的原因，学校只存在一年多时间就不得不停办了。
“东方斯大林”
实际主持政军干校工作的，是教育长侯启刚。
据1939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分析，他1906年出生，好像是奉天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1919年到营口省立水产学校读书，1924年考入辽阳满铁商业学校，“五卅”运动中因鼓动罢课不成，退学回家，何时入党不详。曾任3军3团政治部主任、10军政治部主任、3军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侯启刚，大个子，细长脸，眼睛挺大挺有神，嗓音洪亮。提起他，老人都说这人聪明，爱读书，有理论水平，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满洲省委到11个军，谁是抗联理论家？侯启刚是不是应该算一个？算不算都没人承认，但他确实有一套理论。
关于游击战术，有以下几个原则问题——
一、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整零并用；
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进退并用；
三、敌动我静，敌静我动，静动并用；
四、敌暴我隐，敌隐我暴，隐暴并用；
五、敌聚我散，敌散我聚，散聚并用；
六、敌镇我警，敌警我镇，警镇并用；
七、声东击西，声西击东，东西并击；
八、投实以虚，投虚以实，虚实并投；
九、设卡子，绕圈子，袭击敌人，所谓乘其不意，攻其不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十、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这虽不是战术，可是成为运用战术的先决条件。
这是1938年12月8日，《侯启刚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策略路线并战略战术问题给张光迪的意见书》中的文字。
1939年（无月日），《×××（笔者将姓名隐去）等人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批评你写的是：游击战术的“大鼓词”和游击战术的“对联”，不是什么游击战术原则，我们的干部如果虚心研究上级给我们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是有把握克服东北游击运动的困难，就不用在中央指定的战略与战术的原则的上面，再压上你这一套“大鼓词”和“对联”。
同年4月1日，《侯启刚关于被撤销工作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又提出“脱离原区论”，即脱离敌人已完成“集团部落”建设的地区：
敌人光靠采用游击战术或者精锐武器并不能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它之所以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主要在于缩短防地、隔绝民众（毁灭小屯散户归大屯）、武装大屯和普遍封锁游击区附近山林各种办法总和采用的结果。使我依山林则缺乏给养，进大屯则不得一住，骑兵则缺乏草料，步队则往返过劳，因而物资供给不足，尤其山孤林稀，大屯少而有反动武装，散户多而离山太远（归屯区差不多都这样）之地带，不光是冬期，就在夏秋中，于敌寇“讨伐”期间亦呈绝大困难。当然有的大屯，有时还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资之补给，但当反动气势高涨，秘（密）探云集，恃以解决一时则可，恃以支持长久，则势所难能。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区域，除因了有特殊战略意义并给养有特殊取得方法之绝对保障时，都应脱离原区。
与此有关的，是“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
由理论和实际状况看来，敌人的反动办法是有规律性的。敌寇最厉害的办法，是毁灭游击区。一九三五年秋曾普遍的干过了一次，三四、三六也曾局部的干过，而去年冬在三江省又来了这么一回。“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我常提出的这种话，实是事实。这种毁灭，再加上归屯并户及照相居住证并严重军事进攻，结果反日队伍或早或晚，不是脱离原区，就是瓦解崩溃。
那怎么办呢？远征，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去开辟新区：
我认为在一九三八年度全满和三江省的环境下，远征绝不是逃跑而是“退守的进攻”之积极对策。
侯启刚留存的论著挺多，以上只是择其要点简略叙述。比如远征，所去方向、目的，沿途给养如何解决，原区是不是放弃不要了，等等，都有比较详细、具体的论述。
此外，还有“纵横不断游击论”、“小兴安岭大计划”、“中日大战（七七事变）不是大事变，日苏大战才是大事变”等等。而且，对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各种方针、政策，几乎都要评说、主张一番，少有不遭非议、批评的。特别是在前面引录的“游击战术十原则”的那篇《意见书》之后，有人说“他已经永远走进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同等的泥坑里”，“启刚路线，是这些危险的、腐败的、犯罪的倾向，永绝于党”。
1939年4月12日，侯启刚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侯启刚有病，已知的是风湿病和三叉神经痛，有人说还有别的什么病。而老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他有时精神不大好，瞅着疯疯癫癫的，自称“东方斯大林”。还说他到10军当政治部主任时，提出取消“挑枪片子”和勤务兵制度，遭到反对，不得不离开10军。
1938年（无月日），《侯启刚关于经费、北满吉东党路线的统一及干部任免等问题的意见给金主任的信》中，说：“我病状光怪离奇，什么都说，说过都知道，工作热情较前增加十倍，身体不觉坏，每日睡两三个钟头，但精神并不坏。”
赵尚志曾想让他到6军任政治部主任，他说不行，我军事上没把握。他从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行。在那篇被批为“启刚路线”的《意见书》中，他说：“此信我自己负整个责任，最近必交北（满）省（委）和军政治部核阅，我相信最低是近于绝对正确的。”
几年来我以不应有的态度小看过谁？我逢迎过谁？我除了性生活不能都告诉人也不必都告诉人外，其他我都可以道出，而且都道出过。
我所希望的只要能实现了我的政治意见就行。
我认为我正确时，我从来就未让步过一次。
我目前宁肯受省委处分而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不然，不光是对思想变节，也是对组织欺骗。
侯启刚是进关找党组织途中受到诬陷自缢而死的，时年三十三岁，或者三十四岁。
后面将要写到，北满曾有几个人对所受处分不服气，有的想进关去延安找党中央，有的过界去苏联找“中共中央”，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侯启刚的结局是最悲惨的。
清高，自负，狂放，狂傲，口无遮拦，笔锋犀利，瞅着难以接近，感觉拒人千里。有老人说这人就是个书生，就是嘴损，嘴损也是因为书呆子气，其实这人挺透明、挺好相处的。
在哈东支队时，侯启刚是反对枪支无条件归公的，可到10军又反其道而行之。“知道是一个事，作去又是一个事，我是向同志你提出意见，其实我自己正在学习。”这是他的《意见书》中的一个自然段，无论所指为何，“东方斯大林”也是不无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军干校，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教授、学者、校长，可他没有那样的时空，侵略者也不会干瞅着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华。好在干校的办学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位实际的当家人也就功不可没。可在开批“启刚路线”后，他讲课的一些讲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议、指责、否认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战打鬼子的。
在北满那漫长的冬季，行军、打仗、露营，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子都落下残疾，他这个辽南的病秧子是怎么挺熬过来的？当光怪离奇的病发作时，每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工作热情反倒倍增，那心头熊熊燃烧的又是什么？
有老人说，侯启刚的一些理论是有道理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时也有人挺欣赏。像“纵横不断游击论”，因敌人统治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区，错了吗？所谓统治薄弱地区，就是还未归屯的地区。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导意义的。可这个人太狂，讲话绝对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时不按组织程序来，还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线”叫板，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侯启刚说他在军事上没把握。自“北方会议”后，多少路线、政策上的反复、争论，政治、政策上谁有把握？其中又掺杂着多少别样的东西，蕴涵着什么样的凶险？这个爱思考问题的病人、狂人，“东方斯大林”，一介书生，却那么自信，对错误也固执己见，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腚不服”，那命运也就注定了。
没人说得清在用根绳子结束生命前，侯启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无论他怎样清高、自负、撅腚不服，拿起笔来又如何激昂、雄放，这个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书生，其实原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却也彰显了他的血性、刚烈和高洁。
后面将会写到，在此前后，多少人投敌叛变，这时给他戴顶什么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
当于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学习收发报，“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时，携带书信、文件的地方党和抗联的交通员，正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山水间跋涉。
电话、电报作为科技文明的结晶，人类早就开始享用这种便捷的通讯工具了。别说土八路，江西红军反“围剿”，战地指挥，前后方联系，就是这样。东北不行，从满洲省委到抗联各军，上级指示，下级报告，全靠人力送达。就是1940年春以后有了电台，各军、路军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仍是这种古老原始的手段，凭一双双脚板在乡镇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编织起一条条交通线。当年写到纸上叫“交通员”，落到嘴里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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