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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7月，是庄稼人挣几个活钱的时候，也是反日、不反日的各色武装收大烟税的时候。
在救国军、山林队都集中于大烟地的时候，我的意见：最近把队伍代到北部去，主要的是进行农村运动及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收大烟税，征收的办法不是去队保护，而是向保护烟地的队伍提出，随便他们给多少，向大烟地主提出百分之以几，以不妨碍我们的重要任务及活动为原则。
这是1935年7月10日《老胡给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及五军党委的信》中的文字，也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文字。
至于其他捐税，就不像大烟税的季节性这么强。而在大烟种植地区，捐税也常是大烟。“满洲国”的特色之一，大烟就是钱，在一些地区甚至比钱还好使。在1938年以前，有了大烟，就意味着有了粮食、衣物，乃至弹药。
谈到1937年下江的抗联部队，当时各军的文件几乎都用了“猬集”两个字。
后来抗联的11个军，除了1军、2军和10军，这时基本都在下江地区。
1935年9月初，李学忠率2军2团西进南满，在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时，场面热烈感人。当地民众杀牛送面，倾其所能弄“好嚼裹儿”，款待远道而来的2军。举行两次军民联欢会，之后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游击战争经验，制定两军共同作战计划，订立“抗日救国竞赛公约”。还互赠礼品，1军送给2军两支匣子枪，2军送给1军几颗手榴弹。
尽管史料中没有记载，采访中也无人提及，类似情景在北满、吉东也是应该有的。特别是敌我搏杀得难分难解，或者力不能支时，一支联军赶到，那种胜利后的战地会师，心情不言自明。
但是，1937年松花江下游10余县，猬集了8个军的两万左右联军后，不时听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声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军三师党委关于木营税款分配问题给军特委的信》中说：
关于五军三师与七军三师对独木河木营问题之初步讨论，我们认为非常的不满意。查该木营并非小规模之木营而外大批所预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万五至两万多之圆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钱税款，圆棍子每根二元钱的税款，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们根据了“联军洼峰会议草案”，有权利提出分得该项收入之一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山林出产，并不是哪一个军单独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个军自己单独工作的结果。
一年前的2月，在洼峰河9军行营召开的联军会议，关于“经济军需筹划措置及征发”、当年“春季服装费实行地亩捐”、“地亩捐各军分担征收区域”、“给养征发区域”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划分。参加会议的为3军代表和5军、8军、9军的军长，虽无4军、6军、7军和独立师人员，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操作的“联军哈东办事总处”，总处长由联总任命，“总处长以下按哈东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现实情形，各军选派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或军参谋长为代表参加总处”。
1938年5月17日，《冯治刚关于六军征收地亩捐问题给宋一夫的信》中说，原以为6军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接到宋同志来信，这从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军本身上错误了，我接见这封信，决（绝）对照宋同志提议及联军决议施行才使办事处工作顺利”。
只是有多少个冯治刚？
庄稼人散漫，长期的游击战又养成了独行其是的游击习气。山林队改编的队伍，地盘观念重，不许别人染指。就是正儿八经的基干队，或多或少也难得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俺的地盘，凭什么划给他了？有人则有意无意地越界，特别是邻近自己的捐税大户，都想去捞一把，吃一口。一个屯子，今天这个收捐，明天那个征税，联军内部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远远超出这种行为本身。
下江10余县，地域辽远，办事总处鞭长莫及，又先后设立了依东、牡丹江、下江、罗勒密等分处。还有未经总处同意，擅自组建的。
谈起这段历史，一些老人说，下江地区富足，10多个县养活两万多联军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捐税征收混乱、无序。几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到一块儿，矛盾、纠纷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抗联这种非常规的队伍。那时到哪儿都有“办事处”，有问题就说“找办事处”。应该说，这些办事处大都是尽职尽责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级军事机关。几个军抽人凑起来的临时单位，你说能有多大权威？在一些人眼里，那办事处负责人是哪个军的，那胳膊肘就向哪个军拐了，更不用说有人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了。有的办事处不断改组，那事照样难办。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联军各高级干部的秘密通信》中说：
从来下江各部队缺乏一致精神，“见利则不相让，遇战事则各不相顾”，这是革命游击斗争中极端可耻的事，而且也是极危险的事，希望同志必须根本铲出这类倾向。
“三五军是共产党派，八军是民族派”
1937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北满总政治部主任给三军四师军政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中，有不少的上层领袖，经过吾党的坚苦教育，及实际克服他们本身许多疑念的结果，他马上就放弃了他原有的一切复杂观点，忠心于抗日救国事业，入党后即刻就表现初步忠实于党。如五军副军长柴世荣、谢文东、祁明山、于九江等等，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中最英勇指挥员。
表面上看，对与3军的联合，谢文东好像不如李华堂热心、积极。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此前还要将队伍编入3军。笔者曾说“谢文东可不是‘瞎胡闹’”，其一这时他是抗战的，其二他在精心拨拉自己的算盘，用东北话讲是这人挺“故懂”（心眼儿多、狡猾、阴险等等）。
南京那国民党政府指望不上，寻求苏联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苏联人不帮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么同为共产党，那边的共产党也不帮这边的共产党呀？但是，谁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败后都往那边跑，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共产党在东北已经形成气候，要抗战就不能不依附共产党，特别是他眼下这种处境、模样。而共产党的强大，还在于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这边的共产党，也就等于靠上了那边的共产党。
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应该说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谢文东得到的无疑是最多的。不久又与李延禄联合，成立“东路指挥部”，推举李延禄为总指挥，乘机大发委任状，收编队伍。之后仍是使出浑身解数，在联军间纵横捭阖，寻求利益最大化。
倘是在南满，谢文东要依附共产党这棵大树求生存、发展，除了1军，别无选择。可在北满、吉东就不同了，无论他主观上怎么想的，客观上已经成了搅局的角色。
首先与谢文东闹得不可开交的，是后来为11军的独立师。8军成立前后，凡是投奔8军的义勇军、山林队，祁致中见了就缴械，还请5军宋一夫帮助缴械。赵尚志知道后，以联总名义给祁致中、谢文东写信，为他们划分活动区域，以免事态扩大。
1937年7月17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中拧分兴担ゴ蚍秸爻呛螅颉懊魃蕉印薄胺腹保üゴ虼舐蘩彰苷颍袒峋苣煽谷仗鼐瑁懊魃蕉印苯袒岱孔拥阕牛栈侔胩踅帧收撸晃亩⒗罨弥髡沤浣尚担�3军不同意。之后，祁致中又造谣，告诉李华堂，说3军要缴你的械。祁致中弄得孤立无援，多方敌视，才计划利用共产党。
同年2月13日，周保中在《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案》中说：“独立师齐明山部队，民众军之别系，胡匪化。”
4月初，张寿海гザ懒⑹Γ肫钪轮薪新砝墒礁霰鹛富埃ご�10天。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谈话记录，为了化解矛盾，团结抗战，共产党人的苦口婆心足见一斑了。
对于8军、9军、10军、11军，3军在服装、给养和武器、弹药上，都曾给予帮助。其中对8军的优待，甚至使李华堂颇觉不公。正如侯启刚在政军学校讲课时所言：“谢文东目下之所以未绺子化和未塌台到底，纯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底受了三军的实际帮助和影响。”但是，人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特别是在见识了3军帮助汤原游击队改编为6军后，谢文东的心理肯定是更加不平衡了。
对此，同年8月1日《赵尚志张寿海Ц晃亩男拧分校敛换溲裕骸安患伲亩鞠虮鹑怂倒颐窍颍ㄍ┨涝位鞫釉跹茫颐峭木旁跹茫谷樟褂辛窖穑渴侨肥挡煌蛭鞘枪膊车幕径游椋匀皇歉浊懈匦哪模 �
“三五军是共产党派，八军是民族派”，又“打日本没必要，打出日本以后，共产派又起来打民族派，所以我们（民族派）先打共产派”。
这话这年秋天出自8军，无论版权具体属于何人，显然会受到赵尚志、张寿海欠按碳さ男晃亩哉饩浠暗那鞍刖溆Ω檬侨峡傻摹�
1936年底，因为征收捐税引发纠纷，3军1师将8军2师4团缴械。2师师长关文吉报复，将1师5旅12团的3支队伍收编。1师师长常有钧不准8军在大罗勒密征收木税，关文吉就要缴常有钧械。双方调动部队，剑拔弩张，周保中赶到了。
这时，赵尚志正率3军主力远征，即将收获冰趟子大捷。不知道这个暴脾气在场会怎样处理，周保中首先使双方压住火气，别动起手来，然后去见关文吉。关文吉不承认他收编了3军的队伍，说他们是自愿跟着8军活动的。周保中给李福林写信，说明12团的人一时难以强逼，能否让其暂时随8军活动，并准许8军征收木税？李福林、李熙山、常有钧等人不干，再三劝说，同意8军收税，但其份额得由稽查处保存，待问题解决后再发还。关文吉坚决不同意，周保中提出可用5军的份额为8军担保，关文吉仍是不干。1月7日，周保中给他写信，说明二者必选其一，否则5军将把派到8军的政工人员撤走，待问题解决后再回来。并让他将信转呈谢文东。同时指示在8军的5军人员，避免卷入3军与8军的纠纷。
结果，8军对5军也动起手来。
1937年7月23日，《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给谢文东等人的信》，正文如下：
贵军第二师关师长文吉，以前在大罗勒密有破坏联军纪律行为，调解未久，近复变本加厉，横行无忌，将联军依东办事处征收工作全部擅收。不但联军纪律破坏无遗，且有碍及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前途。以前李团长（荒子）擅收六区亦其一例。又贵军第一师赵团长金山擅杀五军二师王副官长并将武装部队缴械，至今并未处理。四军六团亦被该部收缴，延搁交还。似此种种极应处理清楚，不能再事延长，究竟如何办理之处，特请贵军军部书面立予答复为荷。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联军纠纷、冲突的文件中，几乎阵阵少不了8军，更少不了关文吉这个急先锋。采访中提起这个人，老人都说这小子不是个物，可他是谢文东的干儿子，怎么回事不是明摆着的吗？
同年（无月日）《宋××给周××的信》中说：
依东敌情仍像先，仅学兵百余名时常出扰，无大批日寇，因我队各自为战，不取联系，特叫他巧得胜利，真恨真恼！
而关文吉等人，是不是正乐得瞅着你吃败仗呢？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如果中间的“傻老赵”不动，那么把两头的“老奤”和“谢文东”调换一下，似乎更合适。
比之李华堂，对于共产党的疑心和芥蒂，谢文东显然要更大些。他那么积极要求入党，也能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一点。
童长荣曾经说过：“幻想把救国军官长介绍入党就能把救国军变为红军。”
除了研究抗联的学者专家，今人不知道、也从未把谢文东当成一个党员，笔者也未见到当年曾有拿党员标准要求他的文字，他自己当然也不会这样做。当年完成这一切的，除了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外，还有心照不宣的两个字：利用。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无不是一方水土中的精英级人物。土龙山暴动，景振卿非请谢文东出山不可，因为他是不可或缺的。在谢文东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恨有钱人的，像他这种人早晚是个事，打完日本子就该收拾他了，当然现在就要有所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