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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并不因为××同志机会斗争方式，而抛弃重要意义的××同志意见书是正确的。
执扩会议××以及其他同志如果不采取调和主义立场，那么也许执扩会的结果不会如此。执扩会议以后，××同志较之其他同志更有过无不及，而是与“左”倾分子更加调和、沆瀣一气、同污合流。如当时××同志和尚志同志共同署名给谢文东、李华堂信。给李华堂信还是××起草的，给吉东省委和五军党委信是××同志热烈同意的。巩固党的统一一致通告之不发是××同志同意的。三军军部不向西远征，而要在下江捡些便宜，是××同志等说的。熙山同志到九军去为了捡炮及要回四军二团机枪，是××同志同声附和。小于事件是××同志支持的，一切的一切不胜枚举。
××同志认为斗争只有自下而上才能完成。那么××同志到六军司令部后，尚志同志与省常委出山讨论共同“过界”之前，为什么不开展斗争，而又决定了使北满党工作蒙受极大损失的过界？！
我们要教育干部，我们以后党内斗争要采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式，我们希望××同志及全党肃清机会斗争的残余精神。××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
——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这是1938年5月1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引用过的临时省委发表的“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开篇即罗列出金策到省委后，“耐心的研究了”省委提供的许多文件的篇目，其中并无上述报告。
不能由此结论有人不想让金策看到这篇至关紧要的报告，如果金策看到了却不置一词，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也就自然使人疑窦丛生。金策想保护赵尚志及其他同志的意图，也应该是显然的。而与共和国的年龄差不多的一代人，以及如今已经不多的他们的父辈，显然也能明白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况且像冯仲云一样，他也不可能同意赵尚志那样公然地反对“中央路线”。
好人冯仲云
省执委扩大会期间，冯仲云哭了。
记得是个傍晚，李敏看见冯仲云坐在院子前面河边的一棵倒木上，那副缺条腿的眼镜拿在手里。冯仲云来帽儿山6军被服厂开会，李敏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副眼镜，一边用根麻绳绑在耳朵上，一会儿就得往上推一推，看文件时还得用只手擎着。李敏很感激他同意自己上队，就选了根眼镜腿样的水曲柳树条子，想找个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李敏喊着“冯省委”，蹦蹦跳跳跑到近前，想给冯仲云个惊喜，却发现那张脸上好多泪水。
李敏觉得在帽儿山的这些人中，要讲哭鼻子、抹眼泪，那应该是只有她才有的权利，起码第一个应该是她。可自上队后，无论怎样想爸爸、哥哥，她都忍住了，再未掉一滴眼泪。她实在搞不懂，像冯省委这样大的干部，怎么也会哭呀？不过，这两天里外忙活，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她不明白这些大人、大干部争论的那些东西，直觉告诉她，有人好像是在欺负冯仲云。这是欺负老实人，心头就有些不忿。
冯仲云赶紧抹着脸上的泪水，掩饰道：刚才是迷了眼睛。
李敏直通通地道：冯省委，谁欺负你了，俺去告诉裴大姐，让她帮你。
在十三岁的女兵心目中，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裴大姐，是无所不能的。
冯仲云拍拍她的肩膀：小丫头，别瞎说，没人欺负俺，是只小虫子飞进俺眼睛里了。
李在德对冯仲云最熟悉了。1932年秋，冯仲云到汤原巡视，就住在李在德家，管李在德的奶奶叫“阿妈妮”。50年代初，他们又都调到北京工作。
一天，突然闯进来一帮胡子，要钱没有，就到处翻值钱的东西。见到冯仲云，说他是“日本探子”，要拉出去崩了。李在德的母亲上前去拦被打倒了，李在德的奶奶扑上去，说他是俺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俺的。李在德和母亲也扑上去，死死抓住冯仲云不放。邻居都跑来了，作证，说冯仲云是这老太太的哑巴儿子。
李在德老人说，冯叔叔那眼镜1000多度，打游击钻林子挂掉了，满地去摸，摸不着就喊快来帮俺找眼镜呀。他是南方人，俺家来个生人，他就装哑巴，还得赶紧把眼镜藏起来，哑巴哪有戴眼镜的呀？
老人管冯仲云叫“冯叔叔”，说在东北抗联，论文化、学历，冯叔叔应该是最高的了。
冯仲云，1908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写于1941年1月11日的《冯仲云履历书》中，这样写道：“我在中国国立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专攻数学物理。”“我的家族共有：父、母、哥、嫂、弟、妹、妻、子、女各一。父亲冯德选，母均已六十余岁，现与弟冯以衡一起在江苏武进原籍。抗战军兴，消息暌隔，未知尚在人世否。父亲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十年前曾是富商，早已破产。”“我妻薛雯在1931—1934年曾在满省秘书处做工作。1934年12月被中共中央调赴上海中央工作。1935年曾在上海被捕后出狱。七七抗战以前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去了。现在不知在何处。”
1927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11月被派到哈尔滨，在东北商船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做秘密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之后为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哈东支队政治部主任，3军政治部主任，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1939年2月为北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6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任3路军政委。
1000多度的近视，1。70米出头的个头，一副挺大的骨架，战争年代瘦，没多少肉，长脸，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胖了，就变成圆脸了。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见他有发脾气的时候。即便是破衣烂衫，那人那模样跟野人差不多，饿得走路都打晃的时日，他也是那么文雅、温和。那种学者气质是渗入了骨髓的。而他在那战斗间隙经常憧憬着的，就是抗战胜利了，能够重新回到校园去，重温那些久违了的数学公式，“最好能成为一名红色博士”。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尚志、保中以及祖国同志曾向北满党提出要我担任三路军总政委，当时我未曾同意的。但当我回北满党后，总指挥寿海尽⑹∥鸩咄径纪庹庖灰饧虼宋蚁衷谑堑Ｈ瘟丝沽肪５腋鋈瞬攀柩常狈Ω锩亩土叮椅腋鋈烁鲂晕潞腿砣酰７傅骱椭饕宓拇砦蟆�
1932年夏，正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罗登贤受批判、省委书记被撤职之际，一些人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冯仲云为襁褓中的女儿取名“忆罗”——怀念罗登贤。
冯仲云是个“老好人”，这在当时好像已成共识，就没说出是个“泥瓦匠”罢了。在那样一种斗争环境中，学者的温文尔雅被视为软弱，是太普通平常的事了，连他自己都这么觉得。其实，他从来都是讲原则、有主见的，而且坚忍执著，光明磊落。只是在革命队伍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永远也不会那样粗犷、咄咄逼人，无形中好像就把自己置于了弱者的地位。
冯仲云对赵尚志也有意见，并提出批评，但他始终钦佩赵尚志，认为他是抗战英雄。1946年珠河县改名“尚志县”，据说就是时任松江省省长的冯仲云的极力主张。须知，当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赵尚志早已十恶不赦，谈及抗联，对“赵尚志”三个字唯恐避之不及了——后面将会具体写到。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冯仲云赞同赵尚志的意见，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劝群众归大屯、等待大事变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于珠汤联席会议时的情况了，起码在组织路线上不用猜谜了。作为一名党员，他不能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于是，在赵尚志咄咄逼人的目光中，他就成了脚踏两只船的尴尬角色。
他也说过违心话，和过稀泥，不和怎么办？斗？大敌当前，自己人斗来斗去，得利的只能是谁？像金策一样，他担心党内分裂。
同年3月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的指示信》中说：
当然启刚同志在观念、方法、立场、工作方式上有严重的错误倾向，然而我们认为他的头脑中，不是没有“好的因素”。他还是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求他自觉的转变，我们要帮助他的转变。启刚同志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勿管他某些时期曾有缺陷和动摇，然而总的方面说还是有光荣的战斗历史的成绩的。长期是我们的同伴！现在还是我们同伴！因此，我们要爱护他，帮助他。还须要如王康信中所说的，要爱护我们的干部！
而在此前的元宵节，冯仲云在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无论观点、方法、立场、倾向、情绪、生活等等，希望你能研究，提出意见、批评，站在爱护和帮助我个人，站在同志间的热爱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欢迎你给我来信。我非常惦记着你的病，近来病情如何？希望善为保养。
如果多一些像冯仲云这样的同志，侯启刚后来会自杀吗？而在给困境中的侯启刚送去暖暖的爱意的同时，他的坚忍的原则性和刚烈情格，也在无形中跃然纸上。
侯启刚头脑中有“好的因素”，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中，则没有不说冯仲云是好人的。他坚决抗战，忠于党，并且忠于妻子。像他这种职务的人，有的再婚了，有的留下这样那样的“浪漫”。战争和大烟泡，把皮肤、性情磨砺得粗糙、冷硬，而他对同志和亲人，依然一如既往的宽和、纯净。有人也劝他，妻子久无音信，八成是不在了，重建个家庭吧。他说“宁可一辈子打光棍儿，也绝不再娶别的女子”。
密营暴露，人员撤离，冯仲云念念不忘那些老弱病残，想方设法安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一些老人则讲“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个不知父母“尚在人世否”，也不知妻子儿女在何处的人，怎样寻找那些流落民间的抗联后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前几天，他还在为一位当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写证实材料。
无论从哪方面说，冯仲云都是个好党员。而后面将陆续写到的那些被降职的、撤职的、开除党籍的人，无论自珠汤联席会议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一时间无论认识到、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他们都是坚决抗战的，都是打鬼子的好人。
“吾党之不幸”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给祥兄的信》中说：
北满党与吉东党过去的，直到现在的政治意见的争论，如反日抗“满”并提与不并提的问题，及归屯的策略，“满”兵的策略，及各种比较复杂问题等，曾有激烈争论。但最近在北满党省委执委扩大会上，吉东代表周保中同志，是同意了北满党的一贯意见，但吉东党是否还有意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们还疑心吉东党内部有奸细的存在，如刘曙华同志等，在××同志关于吉东党内可疑事件时（有文件——关于吉东党内部可疑的三个事件），北满党就很多意见，及参看救国时报，内载的史平论奸细问题，我们更认为我们这种怀疑，不是神经过敏，乃是革命者应有的警惕精神。根据目前北满党与吉东党关系，一天比一天接近，你们应当详细的考察以后，给我们答复，以免我们彼此工作中不断发生隔阂，而且是不得不隔阂，我们最近除了加紧党的警惕外，已经开始封锁对于吉东党之间的重要消息，特别是北满重要计划，注意，请详细检查一切送去的材料。
北满与吉东间的分歧、争论，始终免不了误会。
前面说过，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及领导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军不同的特点和战斗作风，有时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比如对金沟木业的捐税征收，吉东有的部队不论日伪，还是民族企业，基本是同样对待。赵尚志认为收了日伪的捐税，就允许它采金伐木，这是让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满也曾认为“这是作了‘满洲国’走狗军队的任务，帮助敌人资本的发展”。
被有的作品称做的“吉东方式”，以及可以同样类推的“北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