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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罢，春秋战国时代，卿大夫的墓葬中经常陪葬金石乐器，秦国的卿大夫的随葬品却和普通百姓的几乎没什么区别，见不到什么金石乐器。这说明秦国国君在商鞅变法之前，就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东方六国分权的贵族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各国的变法，之所以能在秦国取得最大的成功，和秦国的国情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秦国具有培育极端专制的优良土壤。在具有绝对权力的秦王面前，万民都是他的臣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分庭抗礼，一人为主，万人为奴，这种政治架构，在秦统一后被施加到全国，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的常态。
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总会想去看看骊山，也都悬想秦始皇陵墓里究竟蕴藏有多少宝物。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陵，但修建这种巨大陵墓，并非从秦始皇才开始的，不过是遵循了秦国国君的丧葬传统而已。今天的陕西凤翔，那时候是秦国的故都雍城，城内已经发掘出了春秋时期的秦国国君王陵，整个陵区占地面积达21平方公里，在当时，一个大城也不过如此规模。而其中挖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墓主被认为是秦景公，公元前577年即位，在位四十年，他的陵园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比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国王陵大10倍，殉葬的活人就达184个，声势之大，远远超过东方六国诸侯王的墓葬。在春秋时期，花巨大的人力财力去修筑这么大的陵墓，说明秦国的专制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现在某些愤青能够坐时光机器去那个时代，看到这么大的墓葬正在蓬勃地修筑，可能会非常自豪地吟诗道：
啊！伟大的秦国！伟大的秦王！
只有您才能统治这么强盛的国家。
您的陵墓何等宏伟，已经被评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您呕心沥血，天天为统一天下而焦虑，
作为您的子民，我们有义务为您分忧
我要为您的统一战争捐一年的工资。
虽然诗写得狗屁不通，但他的“爱国热忱”是如此让人落泪，只是这热忱得不到回报，秦国的官吏绝不会容许他吃饱了没事站在那里咏叹，因为这属于韩非子说的“五蠹”之一。官吏们会利索地给他兜头罩上一个颈钳，像赶猪一样，赶到骊山去筑陵。由于这种工作是无偿的，愤青们只好被剥夺了“光荣纳税”“光荣捐款”的权利，这可能是他们此生的唯一遗憾。
所以，秦国最后能够统一天下，并不说明它有多先进，只能证明它有多野蛮。胡亥现在成了皇帝，按照秦国的传统，一旦坐在这个位置，就算是一头猪，也无人敢于违抗他。
第6章 屠戮宗族（下）
首先拿来开刀的是二世祖的亲哥哥和亲姐姐。杀亲哥哥，是怕他们夺权，中国自古以来让人津津热道的“权谋术”就是这样的，虽然恶心，还能理解。我一直没搞明白的是，胡亥为什么连姐姐们也杀，而且采用虐杀，《史记》中记载“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磔死于杜”，可谓变态到家，“戮死”，侮辱而死也，死之前肯定吃了不少苦头；“磔”这种刑罚，就是凌迟处死，贵为公主，却要脱光衣服，将一块块肉割下来，残酷得连一点体面都不存。简直难以想象这是人类的行为。
有一个叫将闾的公子，三兄弟被关押在内宫，躲过了第一波严打的浪潮，但第二波严打可别想漏网了，胡亥派去的使者说：“公子啊，大家都觉得你有不臣之心，应当判处死刑，警察马上就要到了，你看着办罢。”将闾见了胡亥的使者，还以为看到检察官或者巡回法庭的大法官，有了申冤的机会，嚎哭道：“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
应该说，这几句话说得过于文雅，我们要翻译一下。他的意思是：朝廷上的礼节，我从来没有不听服务员安排的；祭祀祖庙时，我从来没有嘻嘻哈哈的不庄重；受上司接见询问时，我从来没有结结巴巴，词不达意。我做得这么尽善尽美，怎么能有不臣之心呢？希望您指出我具体的罪状，我死也不冤。
哪知使者笑笑：“我呀，只负责传达命令，您老人家有冤屈，我也不敢放您，您最好尸解后去跟阎王爷说。”
将闾一听傻眼了，仰天大呼：“苍天啊，我没有罪啊。”一连说了三遍，兄弟三人抱在一块嚎啕大哭，使者不耐烦了：“我说公子啊，这都几点了？您哭也哭了，闹了闹了，该办正事了罢？”
将闾兄弟三人只好分开怀抱，拔出剑来大叫：“二世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三三抹了脖子，使者带着他们的脑袋，满意地回去交差了。
另外还有位公子叫足的，也躲过了第一波严打，看见将闾兄弟死了，吓得“欲奔”，但又瞻前顾后，“恐收族”。所谓“欲奔”，实质上就是想逃跑，这是春秋时代常用的一个词汇，那时候因为国家林立，大臣得罪了国王，可以“奔”到他国，父母妻子可以带走，也可以留在国内，除了特殊情况，国君一般不能杀他的宗族。贵族如果在国内犯了罪，自杀后可以保全家族地位。到了战国，逃奔他国的贵族就没这么幸福了，他的家产田地也会被其他贵族分掉，但他自身好歹有个逃跑避难的地方。这样就保证了大臣们有一定限度的人格，不需要对君主唯唯诺诺，曲意逢迎。现在秦国一统天下，公子友还想奔，奔到哪去？天下之大，已经无路可逃了。
话说专制制度总能逼出人变态的智慧，这位公子爷想了半天，竟然想出了一个奇异的点子，连夜写了一封奏书给胡亥，书上说：“父皇在的时候，臣进宫就有酒食招待，出门马车就等在那里。皇宫里藏的好衣服，养的好骏马，我被赏赐过不计其数。父皇下葬时，我其实很想给他殉葬，但因为怕疼，没有痛下决心，现在想来，还是意志不够坚定啊。作为人子，这是不孝；作为人臣，这是不忠。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劲呢？臣想，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现在补过还来得及，臣决定立刻自杀，埋葬到骊山脚下，永远侍奉父皇。希望陛下哀怜。”
要是平民人家的兄弟，即使是同父异母，接到这样的信估计也会凄怆难过，可是二世不同，他反而“大悦”，把老师叫来商量，假惺惺地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会不会逼得他们造反啊？”看来他还仅存良知，觉着这样做有点不对，诚心诚意把老师请来，想接受点人文主义教育。
谁知赵高这个老师却是极品人渣，他笑笑：“造反？他们也配？也不掂量自己有多少斤两。您放心，不怕他们上窜下跳，军队在我们手上呢！”
二世开心拍拍后脑勺，笑着说：“对啊，我怎么忘了，军队在我们手上呢。天下是我老爸花数百万人头打下来的，老爸传给了我，他们想要，也得拿人头来换。”于是下诏：“同意。到财务那里领十万块，当做丧葬费。”
杀完了兄弟，接着开始清理郎官，因为郎官是由近臣贵戚的亲属子弟选拔的，近臣贵戚很多被打倒了，他们的亲属子弟自然成了黑五类，还能留在禁卫军中吗？胡亥虽然有点傻，但不敢冒这个险。
严打的时候，咸阳血雨腥风，二世又到外面继续游山玩水，四月份回到咸阳，琢磨着要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点土木工程拉动内需。他召开了军级以上干部大会，作报告说：“先帝觉得咸阳城太小，所以营造阿房宫，但是还没竣工就驾崩了，因为要把建筑队拉到骊山搞丧葬工程，阿房宫工程只好暂时下马。现在丧葬工程已经完毕，如果阿房宫还不上马，黔首们就会议论，你看，阿房宫工程停了，政府也觉得这样劳民伤财不对。这样行吗？不行，这是给先帝脸上抹黑，是搞修正主义，这种路线错误，我们不能犯。我们应当继承先帝遗志，坚定不移地走军国主义道路。先帝说过，马屁股上面出政权，我要说，马屁股上面还可以巩固政权。”
下面一片掌声，二世满足地笑笑，继续道：“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立刻上马阿房宫工程。你们可能会说，修骊山墓，耗费的资金太多了，国家承担不起。其实不然，我算了一笔账，这些工程看似浩大，花费并不多，首先，工人们都是劳改犯，不需要支付工资；第二，不需要给他们买五险三金；第三，土地是我的，不存在土地购置费；第四，这些劳改犯，死了就死了，挖个坑埋了就行，不需要发放抚恤金和丧葬费用。劳动密集型，无工资，无安全设施，劳方无权益，这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下去，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完全可以多快好省地把工程继续下去，大家说是不是啊。”
当然没人敢说不是。于是阿房宫工程重新上马了，渭河南面恢复了以往的热闹，每天都是攒动的人头，像蛆一样在那里开山凿石，运石，夯筑之类。首都的劳改犯这么多，让胡亥也有些不放心，又下令征发特种兵五万，驻扎到咸阳，天天练习打仗射箭，吃香喝辣，严密监视劳改犯，防他们犯上作乱。这样一来，粮食缺乏的问题产生了。劳改犯们好办，每人给点粝米就行。军队可不能这样对待，秦朝实行的是先军政策，跟北朝鲜一样，只要让军队吃饱吃肥了，保持镇压能力，老百姓饿死也不打紧。于是二世下诏，要全国都运粮到咸阳来，运粮队必须自带干粮，不许吃咸阳周边三百里地的粮食。
虽然劳改犯们被逼天天修建阿房宫，二世也天天关注工程进展，他希望能赶在秦始皇逝世五周年的时候竣工，以便向死去的老爸献礼。但他万万没想到，在今天的安徽省大泽乡有两个准劳改犯，比他还着急，终于在阿房宫只修了个前殿，也就是会议大厅，类似今天故宫太和殿的时候，掀起了造反的旗帜。
这两个准劳改犯，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为什么这么急不可耐呢？难道真是因为阿房宫工程进展太慢，让他们急二世之所急，乃至怒不可遏吗？请看下集——大泽乡起义。
第7章 大泽乡起义（上）
说到陈胜、吴广，我一直觉得奇怪，这两个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据《史记》记载，陈胜字叫涉，吴广字叫叔，名字俱备，全须全尾，看来他们都还活得挺讲究的。我们知道，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普通百姓是没有姓氏的，名字也不过是叫阿猫阿狗，便于使唤。之后日本先贤们发现，只有学习西方伸张民权，整个民族才能崛起，所以下令下等人也要取名。中国古代也一样，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姓氏，那是贵族的事。名，虽然为了户口本的需要，必须有，但黑老大刘邦发迹之前也似乎只是被叫做“刘老三”，没有正儿八经的名。至于字，按照《仪礼》上说，人到了二十岁加冠礼（成人礼）时才取，而冠礼是贵族的排场，老百姓哪会有空搞这种仪式？所以，像陈胜、吴广这样讲究的泥腿子是很罕见的。另外说一句，秦国的王侯将相，史书上记载的也都只有名，没有字，这可能是史书阙载，也可能秦国人不爱儒家那套礼制，根本就懒得取字。
这么看来，也许陈胜、吴广这两个人早先也有点钱，在秦军灭了他们的祖国之后，沦落成了贫民，甚至不得不靠帮人佣耕过活了。他们对秦国早就怀有怨恨，只是一直找不到发泄的机会。而现在机会终于到来了。
秦二世刚即位的第一年，七月，征发了各地住在闾左的穷鬼们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当边防兵，其中一支九百人的队伍向北行进到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大泽乡（今宿县东南）这个地方的时候，碰上了罕见的大雨。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只要一下雨，泥巴路就几乎让人寸步难行。如今城市里水泥路柏油路普遍，电子设备齐全，但由于下雨误了火车和班机的也不鲜见，何况那时的基础设施几乎等于零。反正这帮穷鬼们走到大泽乡的时候，身上淋得透湿，一身的泥巴，再也走不动了，只能停下来歇息，个个唉声叹气。
这帮穷鬼们万万没想到，就像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上天对他们非常厚爱，已经决定把历史的大任托付到他们肩上，他们即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举起大旗造反的起义军。然而在那个雨夜，这帮穷鬼们自己还个个蒙在鼓里。
他们需要两个人来为他们发蒙，这两个人就是一直想翻变天账的陈胜、吴广。
陈胜、吴广当时就沦落在这群穷鬼当中，不过他们都有个职位：屯长。根据《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