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报应遭够了，她要和我认真谈谈时，我已经改不过口了——“是，管教！”假如你有个丈夫是这样的，也会觉得离婚较好。另外一方面，虽然我前妻的身体很美丽，但是和她干的感觉还没有和老左好，所以我也想离婚。这件事总的来说是命中注定。有一件事也是命里注定：我这一辈子谁也不佩服，包括毕加索（艺术家都不肯佩服别人），只佩服我们部长（工程师必须佩服比自己强的人）。这家伙简直什么都会，声光电热、有机无机高分子，加上全部数学，虽然他是个混蛋。等我砸碱归来时，他的样子很悲惨，得了溃疡病，只有九十多斤。这是因为他的事业全都失败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厂成品率为零，化工厂天天爆炸，电厂一送电就会电死人。一切和我预料的一样，他的高技术路线不符合国情。所以他找我谈话：老剞，以前是我的错，咱们合作吧——重新来过！但是我却向他报告说，要大便。当然，我也可以报告说，可以，咱们合作。以他的能力，加我的经验，事情会有改观，但我觉得不到火候。结果是他顶不住，傻掉了，现在胃病好了，变成了个大胖子。我却成了技术部的实际负责人，顶他的差事，这种事就叫命里定。刚出碱场时，我是一条黑大汉（窝窝头养人），现在瘦得很，也得了溃疡病，一天到晚盼着傻掉。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我前妻的指导，想傻也傻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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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妻说过，想要有前途，就得表现好。“表现好”这句话我是懂的，就是要坦白交待。头上的伤刚刚不疼，我就把她约到家里来，开始坦白。从写条子的事开始，蓝毛衣比我写的条子是中文，内容挺下流，用了一个“玩”字，还用在了自己身上。然后又交待在小黑屋里的事：那孩子才是真有恋父情结，她说她喜欢老一点的，有胡子更好。口臭都不反对，只是要用胶纸把嘴粘上。但是绝不能是数盲。老、嘴臭的人有的是，但全是数盲。所以就不好找。我一时色迷心窍，说了些挑逗的话，什么自己比数盲强点有限，等等。她说她是想做爱，又不是想解数学题，只是要点气氛。我就说等出去好好聊聊，我搞过舞美，会做气氛等等。其实她要是真找上门，我还得躲出去，当时无非是胡扯八道，以度长夜罢了。
我坦白了之后，我前妻冷笑一声说：我以前说你浑身最坏的部分是嘴，现在知道错了。你最坏的部分是良心。我说：是管教！她说，是什么呀你，是。人家小姑娘的话，你怎么能告诉我？我听了直发愣，觉得自己是坏了良心。她又说，你自己想想吧，为什么和我说这个。我说，是想让你帮助我。她瞪起眼来说，你真浑！我什么时候不帮你？一边骂一边哭。我赶紧找块干净手绢给她。等哭够了，她才说，可怜的家伙，你是真急了——要不然也不这样。你不是这样的。
我到底是怎样的，她根本就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除了不能发数盲症，我什么卑鄙的事都能干出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我讨厌爱，讨厌关怀，讨厌女人的幽默感。假如生活里还有别的，这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只有这些，就真让人受不了。我不是工程师，我是艺术家。难道我生出来就是为了当一辈子的老大哥吗？
我现在在日记里坦白我的卑鄙思想，而这本日记除非我死了，她绝看不到。在表面上，我是个善良、坦白、责任心强的人。其实不是的，我很卑鄙。昨天晚上我前妻在我这里睡，等她睡了之后，我爬志来看她的裸体。她的裸体绝美，作为一个学美术的人，对女人的身体不会大惊小怪，我再说一遍，她的裸体绝美。她真正具有危险性。只要她睡着，我看到她的裸体，就会勃起，欲念丛生，但她永远看不到。我不相信有什么男人可以抵挡她的魅力，哪怕他是数盲。所以她一定能把我送出国去。我一定要让她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自己还不肯得数盲症。这是因为我恨透了她——她把我撇下，去嫁了个数盲——但是恨透了首先是因为我爱她爱得要死。这一点她也永远休想知道。
四、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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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早上我在图板上画一台柴油机，画着画着把笔一摔，吼道：不干了！开party！于是惹出一场大祸来。这件事告诉我，每个人都可以从正反两面来看。从正面来理解，我是个小人物，连柴油机都画不好，简直屁都不是；从反面来理解，我可以惹出一场大祸，把北戴河的本山变成剥落坑（出自《浮士德》），招来好几万人在上面又唱又舞并且乱搞——顺便说一句，“乱搞”使不止一位数盲得了心脏病死掉，我把火葬厂的老大哥害惨了——这说明我是摩非斯特菲里斯，在世界七大魔鬼中名列第四。我倒想知道一下，其余六位藏在哪里。这个两面性使这篇日记相当难写，我还是像数盲做报告，先正面后反面，然后回到正面上去。顺便说一句，数盲做报告时，眼前有个提示器，上面有两盏灯，一会闪绿，这就是说不能我讲正面的，也要谈点反面的；一会闪红，这就是说要以正面为主，负面不要说得太多。提示器还显示讲稿，但是数盲决不照念——嫌它太短。我没有这种东西，反面很可能会谈得过多。先说我没画完的柴油机，这是个大家伙，是矿山抽水用的；既不能画成狮子，也不能画成鲤鱼，而是要正经八百地画，因为这东西坏了就会把井下的矿工都淹死。我把它画成方头方脑的样子，十二缸V形，马力够了，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假如我把它画完了，世界上就会再多一个嘣嘣乱响的蠢东西。假如给它纯粹的烷烃，就能发出八百匹马力，虽然它是球墨铸铁做的，也能长久地工作。但是给它的是水面上捞起来的废油，所以连二百马力都不会有，而且肯定老坏。所以它还有一桩奇异之处，配有一个锅炉，假如柴油机坏了，烧起火来，就是台蒸汽机，能够发出一百匹马力，并且往四面八方漏蒸汽。一百马力能使矿工有机会逃生，但是矿井还是要被淹掉。至于它的外形，完全是一堆屎。对我来说，正面的东西就是一堆屎，连我自己在内。
虽然我能把柴油机画好，但是我根本就不想画它。我情愿画点别的，哪怕去画大粪。在一泡大粪面前，我能表现得像个画家，而在柴油机的图板面前，我永远是一泡大粪。假如我想变成个人，就得做自己能做好的事，否则就是大粪。为此我要出国，或者得数盲症。这件事别人能做成，但就是我做不成。
在那个星期四早上，因为工作让我很头疼，所以我就把铅笔一摔，吼道：不干了！开party！去把你们的傍肩都证来！大厅里哄的一声，大家都往外屋拥，去抢电话，通知他们的人。这以后的事就是反面的了。只有我和小徐坐着不动。他是考勤员，问我：今天怎么算？我说：所有的人都病了。他说：那得派人去医院搞假条。我说：你去。这个混蛋斗胆要借我的车，我一时糊涂就借给他了。结果他骑着到处兜风，不光耗尽了油，连挡泥板也撞瘪了。最糟的是被保安逮了去，挨了两一之后，就信口胡招，把我们在医院里的关系出卖了，口袋里的一沓病假条就是罪证。他这个人干出了这种事，我倒是不意外。只可惜我们的大夫去砸碱了。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小徐一去就没回来，他死掉了。在这件事上，数盲肯定经我要悲痛。进了局子我才发现，我们的一举一动上面都知道：知道我们拿柴油换白薯，拿铸铁换雪花梨。这些事都是我领头干的，因为工资不够花；当然更知道谁在和谁乱搞，不过数盲表示这些事不必深究，他们教育家属的工作也没做好。我个人认为这些事双方不提最好，省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但是不提不等于不重要。
我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有人管我要储藏室钥匙，我连问都不问就给了他。储藏室里就是些铸铁、柴油，捣腾没了可以找别人借。过一会又有人管我要地下室钥匙，说要动用战略储备，去开动部里那辆旧北京吉普。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去把小孙接回来。为此还要开介绍信，说咱们这里提审他。我批准了——我是常务副部长，手里有介绍信。然后大胖子进屋来，高声唱道：有螃蟹——要两桶柴油换。我也批准了。但是要他少带几个人去——搞得那么沸沸扬扬不好。他答应了，但是他们把那辆柴油车开走时，车上至少有十个人。过一会又走了一辆车，说是去拉雪花梨，去的人也不少，拉走了不少铸铁，拿去换梨；但是又有好几辆车开进来，上面是外单位的人。我跑出去要把他们撵走，party是晚上的事，白天来干什么？我不想有人来帮我们折腾。但是我发现是玻璃公司的人，前几天人家刚帮我们打了一架，交情非比寻常。更何况人家也不是空手，带来了几箱鲅鱼，还有好多铁棍。鲅鱼是吃的，铁棍干什么用，我都没敢打听。然后会计部的人也来了，都是女孩子，撵人家就更不恰当了。有个小姑妨撞到我屋里来，管我要铁筷子，要烫头发——我没理她。她就跑出去说，屋里坐了个人，一声不吭，好可怕！别人告诉她说，这是我们老大哥，他总这样。其实我不是总这样，人来得太多，我心情坏。
有关战略储备，也是个严重问题。我存了两桶八十升汽油，这是违法的。汽油是危险品，可以造燃烧弹，威胁到数盲的安全。但是可以造燃烧弹的东西多着哪，比方说，苯，自来水里有的是，只是领导要它没有用。搜我家时又发现了一把钢制的水果刀，这也是危险品，钢刀可以杀人。假如哪位数盲乐意试试，我能用铸铁刀把他杀死。根据以上事实，我认为汽油和钢的危险性并不表现在它可以伤人。主要的问题是它们对数盲有用。凡对他们有用之物，则危险。我还存了一件最大的危险品——吉普车。这东本开得很快，当然有危险。我存它的目的是万一有人得了重病，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把他送进天津或北京的医院，救他一命。然而我们谁都不是高速车辆驾驶员（政审通不过），开车上高速公路当然要威胁到数盲的安全。
以前开party没来过这么多人。我前妻打个电话来，说你那里好像来了很多人，是怎么回事，我说到了年终，和关系单位联欢。她说你小心点，我们这里有反应。这使我想到了小徐借了我的车去医院，肯定是先到了她们那里。没想到的是再过一会他就要死掉了。我想证她来，但在市府的电话上不敢乱讲，就没有说。中午时分我就开始和大家打招呼，让他们少招人，但是不管用。到了午后，不知哪来这么多人，连保安的人都吓跑了，怕我们找他们报仇——我们的人太多了。然后我就豁出去不想后果了——要玩就让大家玩高兴。
2
那天早上我还想到这样一些事：其实我过去是有数盲症的，上小学时连四则运算都算不好——当时我就画得很好了，所以觉得算不好没有关系。上中学时物理化学全是一塌糊涂。几何学得还可以，代数不及格。高考之前觉得数学吃零蛋太难看，找我哥哥恶补了一下，在一百五十分里得到了三十来分，就把老师和同学吓了一大跳。假如他们知道我现在是工程师，一定要吓死了。
那天早上我想到国十年前，我们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冬天我哥哥从乡下回来，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那房子中间有一个蜂窝煤炉子，我把全部身心投入了炉子——这时因为我怕冷，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摆弄炉子。我哥哥歪在靠窗户的床上看书。那个窗户下面是玻璃，上面糊着纸。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我哥哥正在插队，每年冬天都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来——比方说，当时的年轻人只有少数能上大学，按理说应该选最聪明的人上学才对，但实际情况是选了一些连字都不大识的傻瓜。另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在田里出苦力时，要选几个聪明人去县里开会，住舒适的招待所吃很好的伙食；但实际情况又是选了一些不可却药的傻子，到那里讲些老母猪听了也要狂笑起来的傻话。顺便说一句，那种傻话叫做“讲用”，我当时只有八岁，已经觉得它愚不可及。他老在唠叨说，这世道也不知是怎么了。考虑到我当时的年龄，当然回答不出来。
我哥哥年轻时经历的事，现在也存在。当然，现在男孩子不用去插队了，在高中毕业时，大家都要去兵营里军训。然后根据教官的意见，把最聪明的孩子送到技工学校受训，比较傻的却送到各种管理、外交、艺术院校里去。后者假如没有数盲症的话，在那里念上几年，肯定就不识数了。当然，这两类孩子将来的待遇会有天渊之别。教官在鉴别孩子的智能方面比任何心理学家都在行——众所周知，聪明的男孩子会调皮捣蛋，而说什么信什么的，肯定是笨蛋。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