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话题。在现代社会，不搞性别歧视，在解放与平等的两性关系中，为自我提供更加充分的创造空间，应作为自我的内在价值标准加以确认。我以为在青春期内培养女性具有健全的女性人格，培养男性具有健全的女性意识，将对社会发展产生良性互动。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女性反抗社会的合理诉求，但这间屋子不是封闭的，它四面洞开，可迎八方来风。“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这样的主张，很能反映性别生态的自然内涵及发展趋势。在性别合作上，不奉行性别单边主义，会使世界更美好。青春之自我不只有飞扬，它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对未来的承担，对创造事业的预备，但只要青春自我是建立在爱的而非恨的、美的而非丑的、理想的而非庸俗的、热情的而非偏执的、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优良心性之上，青春自我就将人生意义铸入了它的内涵，为走向社会、走向博大，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目标之三，沉思苦难自我。
人，是无法避免苦难的。即使对于年轻的大学生而言，苦难也会不期而遇，它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步中，等着你，与你厮拼。所以，挑战苦难，几乎成了面对苦难的惟一选择。早早地思考诸如挫折、病痛、失意、死亡的威胁、无情的打击、身处逆境等人生苦难，是自我心智的一次次极限运动。伟大的前行者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光辉身影。先哲孟子也留下铮铮誓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于青年而言，通过体验苦难与想像苦难，可对自我生命进行某种预演与预防。像沈从文，被迫辍笔几十年，却没有倒下，用文弱的双肩，撑起了另一片艺术空间。他入故宫讲解文物，一讲就是十年，但能静下心来，用其智慧写成《中国服饰研究》，这是第一部中国服饰史著作！这表明，战胜苦难，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它就在日常的坚守中，只要你的心态健全，眼望远空，你就能穿透黑暗，找到光明。即使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你还可点起心中的灯，照亮自己的道路。如顾准，不怕坐牢，不怕妻离子散，不怕亲朋规避，在绝境中追求真理，真理也会为他显身。
苦难对人生有三种意义：一、让你多了一种体验，使你的生命更丰富；二、为你战胜更多苦难积累了经验，使你能够坚定地走完一生；三、战胜苦难，就是战胜了恐惧，这从根本上具备了战胜一切苦难的本体性力量。对于没有恐惧的自我来说，还有什么苦难不能被战胜？因此，苦难感、幸福感、成就感与人生意义，在人的生命中是融为一体而交感互动的。
为什么要对青春来谈死亡这个颇为遥远的难题呢？这是否显得太残酷？我不这样看。早在30年前，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无助的我就曾向苍穹发出我的呼喊：你为什么不用雷电将我劈了，免我在人生的艰难？死亡离生命并不远，它是生命的伴娘。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死亡。在生活中，白血病的肆虐，大自然的无情，恐怖主义的进攻，都使个体生命显得软弱无力。思考死亡，不是老者的专利，它也是青春的旋律。我们应当理解法国思想家蒙田说的那句话：学会死亡。这其实就是解除死亡对心灵的束缚，不要在死亡面前缩手缩脚，而是放心大胆地去生活，去享受，去创造。人的生命不应只完成它的物质运动，在机体衰老时不得不离开人世，而要活出生命的尊严，在生活中完成精神的创造，活得情趣盎然，日新月异。以此作人生的基点，也就有了高质量的人生。向死而生，向苦难而欢乐，这既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也把创造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何去何从，将由我们自己决定。
总之，意义自我叫人超越世俗的拘束而达精神自由的高度，青春自我叫人守住生命的热情，苦难自我叫人伸展情志的深度与广度，如此，人的生命既光彩夺目，又平淡温柔，它才达到了最佳状态的超常发挥。而将这三个维度有机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人文自我，此时的自我具有人文情怀、人文视野、人文目标，不被极端的情感所制约，不为简单的功利主义所遮蔽，它就能将入世与出世、灵与肉、个体与群体、享受与创造、生与死等统一起来，在一种仁爱而非滥爱、博大而非庞大中去守护生命、创造生命、去守护文化、创造文化。
一个当代的大学生，难道会不以此自期、自律与自尊？
第一章 大学：人文精神的旗帜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解读“巴黎高师”
莫伟民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试刊第二号，2001年10月。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对位于巴黎拉丁区中心于尔默街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精辟概括。大师云集，精英荟萃。当笔者有幸在这座心仪已久的举世闻名的巍巍学府从事哲学访问学者工作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由于培养高水平教师和从事科学研究并重，巴黎高师建校两百多年来（成立于1794年），真可谓桃李芬芳。其中不仅有像免疫学之父——路易？巴斯德这样里程碑式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有来自物理、化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的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7位数学最高奖——费尔斯奖的获得者。不仅有“法国地理学派之父”保罗，；维达尔，“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夫尔，语言学家杜梅泽尔，而且：还有社会学大师杜尔凯姆、布尔迪厄、莱维？布留尔、马塞尔？莫斯，法国总统蓬皮杜等社会政要。
雷蒙？阿隆、柏格森、卡瓦耶斯、伊波利特、康吉莱姆、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西蒙娜？韦伊、让凯莱维奇、福柯、德里达、米歇尔？塞尔等，个个都饱享了灵光熠熠的法兰西文化的恩惠，以其震古烁今的哲学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的培育之恩。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其中不乏哲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这些名声显赫的巴黎高师哲学系系友大都属于或介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一是有关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概念哲学”，一是有关经验、含义和主体性的“意识哲学”。卡瓦耶斯、康吉莱姆、阿尔都塞、福柯属于前者，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属于后者，而德里达、米歇尔？塞尔则试图在这两者进行调和，但张力依然存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不就是在这两者的冲突之中发展的吗？张力双方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不就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缩影吗？
巴黎高师哲学系之所以“群星灿烂”，固然有优秀生源（在校生约100人，经几轮严格筛选，录取率近为1／20）和铁的作息纪律（规定每天近14小时的学习时间）作保障，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师生无不受“自由求索创新”这一倡导个性张扬的“高师”精神的泽溉。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曾坦陈，他们以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倾听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和巴尔特等大师的课程。大师的言传身教引导着年轻学子去解悟无尽的堂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母校执教达32年（19481980），曾任哲学系主任。拉康从1964年起就在高师开设精神分析研讨班。福柯、德里达也曾在母校执教。福柯推翻了近代以来西方两百多年人类学主体主义及其大写的主体和大写的历史；德里达则解构了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影响早已逸出了哲学圈，渗入史学、法学、文学、医学、心理学等领域。
巴黎高师并非与世隔绝。罗曼？罗兰称其为“隐修院”，主要是为了强调“高师人”可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自由思考。但在他们眼里，自由思考就是为了采取现实行动，甚至认为理论就是实践。每逢关键时刻，“高师人”都能挺身而出，把自己自由的思想付诸行动。当我站在那道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殉道者、自由斗士名字的高墙前，才真正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崇敬。如在纳粹占领时期，物理学家、抵抗战土乔治？布吕阿死于集中营，哲学家、“北方解放运动联络网”创始人卡瓦耶斯惨遭纳粹枪杀等。萨特曾亲历战争的体验，亲手创建《现代》、《解放报》，支持1968年“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在1972年11月27日走上街头参加支持入境移民的示威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其“介入现实”态度的实际体现。而福柯更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1971年创立“监狱报道小组”；1972年与萨特一起为人境移民的权益奔走呼号；1975年转赴西班牙为遭受不公正判决的死囚进行请愿活动；1978年关注伊朗革命；1979年声援越南船民；1981年心系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等。作为社会底层的发掘者，福柯在癫狂、犯人、精神病人、性倒错者等边缘问题上，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无疑，只有把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方显示出“高师人”的大师风采和无尽的人格魅力！
《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
尚传道
本文选自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梅贻琦老师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从1898年戊戌政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在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做出卓越贡献、而为知识界和人民群众敬仰不忘的伟大人物，只有蔡元培、张伯苓、马相伯、胡适、黄炎培等可以和梅老师的名字相提并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
综观梅老师的一生，他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终身献给高等教育事业。
梅师自1914年由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到清华担任教授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梅师作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常委之一，长期独立在昆明主持西南联大的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复员时期，梅师又将清华发展到比“七七”以前更大的规模。1949年离开大陆，后去台湾，直到1962年逝世，他妥善地保管了清华的庚款基金和用此基金息款购置的图书资料。去台后，他先筹建了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今天的与北京清华并驾齐驱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师于1962年病逝。
半个世纪，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奉献给我们清华。现在清华大学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这与梅贻琦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献给一个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人，古今中外是少有的，而梅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粹然儒者”的典型。因而，我们大家从心底深处“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在政治上，梅老师生活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两次分离的时代他于1949年后虽然离开大陆并后又去了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总理在京津各大学负责人的集会上公开表示：“梅贻琦先生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第二，梅老师一生办大学，成绩卓越。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带规律性的精华，上升为理论和方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大师论”他在1931年出任校长的当天，就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根据这个论点，他长校期间，千方百计地罗致当代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为教授，始终荟聚着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为推动清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教授治校”从“大师论”出发，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方针，他把校长摆在“公仆”的位置上，以身作则地贯彻为教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国家的教育长远利益服务。
（三）“通才教育”、“全人格”教育 他主张大学阶段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面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实际有用的人才。
（四）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主张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允许百家争鸣，才能得到百花齐放。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梅老师的教育主张是否合于真理，我们从他实践的结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从1931年梅师长校到1950年的20年中，清华出的人才特别多，它产生了一大批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具有世界权威的大师、学者、专家，真正是繁星灿烂，光照宇宙。即以我毕业的1933年级（大学第五级）为例，就产生了钱钟书、曹禺这样的文学、戏剧大师；张明觉，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试管婴儿之父”；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