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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22日早上11点，林语堂小心翼翼地把“明快打字机”从工厂抱回了家，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架打字机高9英寸，宽14英寸，深18英寸，64个键取代了庞大的字盘，每字只需打三个键，一分钟可打50个字。
林语堂上下摩挲着这个可爱的玩意，就像他新出生的孩子，怎么也看不够。这个孩子，花了他12万美元，半生的积蓄，外债累累，可这是他的梦，一个美丽的梦，现在实现了，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玉如，你来试试！”
林太乙紧张得手心发汗，任意挑了几个字，就像英文打字机广告所谓的“寻到键钮就打”。“嗒”、“嗒”、“嗒”，字清楚准确地在那一头显示出来，一个，两个，真正是不用学就人人可用的中文打字机！
“阿爸，你终于成功了！”太乙兴奋地一把抱住父亲。
廖翠凤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又欠下许多债，她焦虑得晚晚偷着哭，恨丈夫孩子气的固执，可眼见语堂这般的高兴，她又恨不起来。
林语堂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专利书长达8万多字，蓝图39幅，林语堂戴着老花镜，每个字都仔细斟酌。历时六年半，这项专利才被批准。
不久之后，雷明顿公司来信说对打字机有兴趣。林语堂心花怒放，赶紧叫二女儿当帮手去示范表演。当天下着倾盆大雨，他把宝贝打字机放在木箱里，再用油纸仔细包好，一路紧紧抱在怀里。
长方形的会客厅里坐了十几个高级职员，角落里有个小桌子，太乙把打字机放好，立在一旁。林语堂先简单说明了汉字打字机的广阔市场及其优点，然后指示女儿开始打字。
明快打字机（2）
会议室里安静无比，十几个美国人张大了眼睛，想看看以文才著称的林博士有怎样奇妙的发明。
太乙拧开电钮，按了一键，打字机没有反应。她再按了一键，还是没有反应。太乙慌乱地看了父亲一眼，接连按了几个键，打字机半点动静都没有。
林语堂几步并作一步赶到太乙身边试打，还是同样的情况。他心里翻江倒海，紧张得略微颤栗，噼里啪啦地试按不同的键。办公室里一片肃穆，只听见打字机键盘“嗒嗒”的声音，美国人开始不耐烦，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试了几分钟，林语堂毅然停下来，半鞠躬地致歉。他默默地抱起打字机，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办公室。太乙小跑着跟上父亲。外面还下着雨，汽车驶过，溅起大片的污水。太乙想帮年迈的父亲抱那不争气的笨东西，林语堂不肯，执意地往前走。太乙分明看到，父亲的腿在发抖。
好不容易打到出租车回了家。卸下湿漉漉的油纸，林语堂点了一袋烟，吸得很凶。“怎么回事？昨天在家里还好好的！”太乙没话找话。她知道父亲的落寞和受伤。她本来想问明天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
林语堂吸完烟，长嘘了一口气，镇定地拨电话给工厂的机械工程师。那人来了以后，用螺丝刀动了几下子，打字机就运作如常了。林语堂阴沉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翌日，记者会正常举行。林语堂骄傲地说：“这是我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纽约各大报章以显著标题刊登了林语堂发明打字机的消息。林家对外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试验了中文打字机后，致函林语堂说：“明快打字机是第一部无需记得字位或字码，甚至无需看键盘即可打字的打字机。这特色仅仅是该打字机许多明显的特色之一，但只凭这个键盘，明快打字机已经比其他所有中文打字机高明。本人诚挚向所有汉字书写的人推荐。”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则来信说：“语堂兄，日前在府上得用你的打字机打字，我非常兴奋。只要打两键便看见同类上下形的8个字在窗格出现，再选打所要打的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还有个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
正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我对这部打字机的简易打法非常惊奇。这不但是中文打字机的改良，而且是极具价值的发明。”
很多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商人、唐人街的华侨等纷纷赶到林府，拿着字片对着林太乙喊：“林小姐，林小姐，打这个！”
鲜花、贺电纷至沓来，把个林府装点得热闹非凡。林语堂心满意足，得意洋洋。
那位意大利籍的工程师看见“明快打字机”轰动纽约，以为有利可图，来了一封加急挂号信，说打字机是他发明的，要是林语堂不承认，就法庭上见！林语堂哭笑不得，这位工程师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还要来争夺发明权，真是荒谬！林语堂只得请律师来对付他。
“明快打字机”虽然赞誉连连，其实只是叫好不叫座。国内战乱频仍，美国的公司没有一个肯投产。林语堂那12万美元等于是打了水漂。
一天，语堂和太乙坐在计程车里，他把玩着一个纸型键盘，得意地说：“我这个打字机的发明，主要在利用上下形法的键盘，其他机械上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那么，你假使只把汉字照上下形检字法分类，弄个纸型键盘，像你手里拿的一样，不就可以向人推销了吗？”太乙大惊，战战兢兢地接着问，“当时有没有制造模型的必要？”
林语堂看了太乙一眼，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轻声说：“也许不造模型也可以推销。但是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造一部打字机，使我可以真正的打字。”他顿了顿，“我当然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
“明快打字机”成功的消息传到国内，又有人编造谣言，说林语堂大发横财。这回是胡适出面辟谣，他说：“你们不要胡说八道，林语堂为了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了。”
4年后，林语堂把打字机的发明权连同艰难诞生的“明快打字机”卖给了默根索拉公司，仅得25000美元。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说，“我的发明有用了！有用了！”由于造价太高，默根索拉公司最终还是放弃了。后来，林太乙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有一次到美国旅行，想把“明快打字机”的原型找回来。几经波折，她联系到当时参与研究的一个工程师。
“啊呀，你来迟了3个月！”工程师叫起来，遗憾地说，“那部打字机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放了19年。3个月前，我们公司从布克林区搬到长岛，我的办公室堆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把许多东西，连你父亲发明的打字机在内，丢出去了。”
“丢到哪里去了？”太乙急切地问到。
“丢到垃圾站。”
“会不会有人捡去了呢？会不会有人看中那漂亮的木箱，捡去了？”
“可能性不大。”
“我可否在贵公司的告示板贴个广告，悬赏若干元，以求追回那部打字机？”
工程师觉得好笑，“我想是没有用的。垃圾车早也把它收去了。”
1985年，林太乙姊妹授权台湾神通电脑应用“上下形检字法”于中文电脑产品。神通电脑称之为“简易输入法”，并打出“两个钟头学不会，请吃一碗牛肉面！”的广告语，证明是简单便捷。
明快打字机（3）
这一年，林语堂谢世已经9年有余。
秋天的况味（1）
为了尽快还清“明快打字机”欠下的债，不愿受约束的林语堂居然接受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之职。
离美赴法前，林语堂吩咐廖翠凤卖掉了大部分家私，先还部分欠款。启程前两天，他突然收到美国税务局的来信，说他必须缴清3万多美元的个人所得税才能离开美国。“我的天啦！”林语堂颓然地坐下，双手直拍额头。他领了《苏东坡传》的部分版税，又向卢芹斋借了钱，才得以启程前往巴黎。
科教文组织的工作薪水高，可实在是累人。忙不完的会议、写备忘录、应付人事问题、准时上下班，林语堂已经50出头，精力、体力上都吃不消，每日回家，靴子一脱躺在沙发椅子上，动也不肯动。短短两年，心力交瘁的林语堂慢慢显出老相来，头发脱落、秃顶，身体干瘦得像缩了水的皱皮桔子。
1949年，林语堂不堪忍受，便辞去了科教文的工作，搬到法国南部坎城的一幢小别墅“养心阁”里修养。那是卢芹斋的私产，本是设计给4个女儿住的，但是女儿女婿各自忙事业，谁也不来，房子空闲着，由一对园丁夫妇料理。
“养心阁”坐落在小山坡上，不远处便是碧波粼粼的地中海，院子里种满了高大挺括的棕榈树和色彩艳丽的九葛丹，有胭脂红、砖红色、铜橙色等，蜜蜂在其间嗡嗡作响。“久在樊笼里，难得返自然”，林语堂喜欢上这里的环境，恢复了写作生涯。
傍晚时分，他到露天的咖啡馆喝一壶浓郁的咖啡，或是在岸边看渔人满载而归的喜悦，仿佛回到了年幼时的坂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生活花费低，又有新鲜的鱼类、瓜果蔬菜，林语堂忘却了巨额的欠款和外界的喧嚣，很安静，很闲适。
翠凤经过这几年的奔波，心灰意冷，躲进了自己的小世界，每天只是重复地念叨：“我们没有钱了，我们欠人家钱。我们从这里搬走之前，一定要把椅套洗干净还人家。”林语堂心疼地抓住她的手说，“凤啊，我们从头来过。你别担心，我这枝邋遢讲的笔还可以赚两个钱。”
林太乙陪着父母在坎城住了一些日子。一天午后，两人在花园里晒太阳，林太乙突然问：“阿爸，人死后还有没有生命？”
“没有。”林语堂看看四周，坚决地说，“你看这花园里处处都是生命，大自然是大量生产的。有生必有死，那是自然的循环。人与蜂有什么分别？”
他又引用了苏东坡的一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林太乙望着父亲鬓白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心里一阵凄凉，她想起父亲写过：“我爱春天，但它太嫩了。我爱夏天，但它太傲了。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叶泛黄，气度醇美，色彩富丽，还带着一点悲哀的色调，以及死亡的预感。它金黄的艳色不道出春天的无邪，不道出夏天的权威，却道出了晚年的成熟和温霭智慧。”成熟是时光的消逝，过去了，就永不会再回来。
“人生既然这么短暂，那么，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太乙无可奈何地问。
“我向来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真正享受人生，”林语堂说，“我们知道终必一死，终于会像烛光一样熄灭，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使我们冷静，而又有点忧郁；不少人并因之使生命富于诗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知道生命有限，仍能决心明智地、诚实地生活。”
他默然半晌，接着说：“苏东坡逢到悲哀挫折，他总是微笑面对。”
林太乙不期然地对上父亲的眼，她知道父亲的所指，外在的困顿都不能叫这位老人低头，微笑乐观，一切终会雨过天晴。
在坎城，林语堂一连写了《唐人街》、《老子的智慧》、《美国的智慧》等书。虽然销量不太理想，但毕竟是赚了钱，慢慢把欠银行和卢芹斋的钱还清了。
随后，全家人又迁回了纽约。林语堂常常要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资料，不方便用自己的名字，太乙帮他办了张借阅证，化名林语珠女士。
20世纪50年代初，林太乙和丈夫黎明从毛里求斯回美国，工作难找，就和林语堂商量办本和《西风》类似的文艺类刊物，取名《天风》。纽约生活不易，林语堂的生活压力也很大，欣然同意了。他们借了《中央日报》在唐人街办公室的一张写字台作营业点，办公基本上在林太乙的家里。
林太乙的女儿还小，常常伤风，她忙完工作忙家里，累得够呛。林语堂不忍心女儿吃苦，从编辑、校对到包装、开车送到邮局去寄等粗重体力活都一手包办。
195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朱门》，写“回汉冲突、腐败政治，爱人的智慧”，因为和早前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都表现了相同的人生理想和文化理想，所以被誉为“林语堂三部曲”。这本书的销量很好。
同年，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绝交了。
20年前，是赛珍珠发现了林语堂，并帮助他走向了国际文坛。林语堂对这份人情常怀感恩，拒绝了其他出版商的高薪诱惑，把历年来的著作一本不落地交给庄台公司出版，成了公司的台柱子。发明“明快打字机”那会儿，赛珍珠拒绝帮忙，林语堂虽然觉得自尊心极受打击，但是转念一想可能是美国人的思维在起作用，郁结了一段时间也就忘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赛珍珠夫妇在版税上耍了很大的花招。按照当时的惯例，书的海外版和翻译版，原出版公司抽10％，而庄台公司竟然抽达50％，有5倍之多。他的书被译为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