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得”，他这样沉痛地在信中向一位好友倾诉。最后反思自己的失败人生，得出的一个著名结论是：“一身骑两头马，此其所以益苦也！”
十三
在经历了中举、做官、退隐、浪游、官场冷热和良友零落以后，这个有关一位明代著名才子的故事将不可避免地要在他的家乡公安县临近尾声。在那里，从一六O一年到一六0六年，袁的生活基本上是以旅行者的身份匆匆度过的。如果他有三弟袁小修写《游居柿录》那样良好的心态与习性，那么像南京、仪征、武当、桃源、庐山、襄阳这些地方的山水和人情将占据他日记的绝大部分版面。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期望而已。事实上当袁自京师心灰意懒回来以后，创作上一直处于沉寂与低潮，甚至连他的拿手好戏代表公安派艺术主要成就的书信也不大见得到了。惟一值得庆幸的也许只是他人生履历上的日渐练达与成熟。往日的疏狂与矫饰似乎已逐渐在额头的皱纹里诮失，代之以一种秋天湖泊般——尽管偶有波动——的平静与清癯。这在他其时偶然兴致来临时的一两通书札中尤其有着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年轻时代对佛学的痴迷还带有某种表演色彩和标新立异的话，那么此刻他终于开始学会用心灵去感受与领悟了。他告诉京中的旧友，自己这几年在日常生活中除坚持素斋外，连“生平浓习，无过粉黛，亦稍轻减，即有时对清歌艳舞，亦如花鸟之寓目”。而当礼部主事吴本如来信问他是否因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做官时，袁当即写一长信相当认真诚恳地
告诉对方：“弟此时实当出，所以迟回者，实迂懒之故，非真不爱富贵也。孔子日：‘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又曰：‘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将知爱富贵如此之急，而辞爵禄如此之难，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
兄谓弟饥寒所迫，一渐不忍，以此鞭（策）弟，使乐就升斗（混口饭吃）则可，若云趁此色力，勉就勋业，俟功成之后，渐谋绿野（裴度）香山（自居易）故事，须先与阎罗讲明始得，弟不作此痴想也。古人进退，多是水到渠成，愿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朝市而念山林，与居山林而念朝市者，两等心肠，一般牵缠，一般俗气也，愿兄勿作分别想也。弟明春将从水程北来；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拍浮（饮酒），六安茶佳者，贮一二十瓶，供清谈中用，如何？”
十四
柳浪馆位于湖北公安县城南著名的柳浪湖边，是袁晚年尽一生所蓄为自己营造的一座类似王维辋川别业那样的精神居所。这里虽然地属楚界，水阔天长，但所有来此作过客的朋友；都有幸发现其地景色相当难得地带有几分江南风味。尤其是在乳燕穿柳，南风熏人的春末夏初，“长杨万枝，柏千本，湖百余亩，荷叶田田，与荇藻相乱。树下为团瓢，茶瓜莲藕，取给有余。”（《致萧允升庶子》）自几年前兄长伯修谢世以后，袁一直以守柩为名赖在这里修身养性，著述自娱。其间虽有几次因“登山临水，终是我辈行径，红尘真不堪也”（《致小修》）出外浪游解闷吊古访友什么的，大多时间都呆在家里内省与冥思。一六0七至一六0九年间他迫于父命不得已又去北京做了两年闲官，但出于本人主动要求加上背后有朝中相好大佬出力，基本上都是以放外差相当于现在打着检查团之类招牌的公费旅游的方式消磨掉的。在河南辉县他旅行途中兴致勃勃考证地名，告诉一个相好朋友“近辉有黄花山，为太行异境。元人诗云‘黄花山上知名寺，荆浩关仝得意山’，即此地也，也即所谓林虑山也”。（《与王给事》）而那次奉命典试陕西等于又为他免费提供了畅游华山的绝好机会。“宿华山绝顶两夕，天无纤翳，地绝万窍，一木一石，无不饱观，可谓生平之奇
遭。”“坡公日：‘河豚拚得一死’，若落雁峰，可值百死也”。在分别寄给陕西按察使汪可受和陕西提学副使段徽之的信中，他这样豪情万丈地写道。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正当一个相对真实，大气，心境澄澈的袁中郎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由于多年来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加上文学上的呕心沥血，他物质世界里的生命却只剩下了不到一年时间。有关这位明代中期最杰出的才子整个染病经过以及临终前身体上承受的巨大痛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他三弟袁中道的日记里读到详尽的记载。此书还以相当笔墨提到他临终前不久曾在沙市临长江边买地筑楼，楼名砚边（一名卷雪），打算作为自己的静心颐养之所一事，可见其事先对自身即将降临的生命灾难一无所知。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与他公元一六一0年九月六日以四十三岁的英年黯然辞世的几乎同时（只相隔两天），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了。我们以下读到的这封信是袁写给一位京中故交时任荆州税务局长的沈伯函向他通报自己离京后的近况的：“居长安两年，无他乐，独司功（沈昔时官职）聚首，日夜剧谈为佳耳。弟归来便杜门，如逃学小儿，见人便缩。所居去江无百步，新构一小楼，当其胜处。江水日夜鸣，云奔海立，雪色天际，松滋诸山，如在几案。老杜诗云：‘窗含西
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此语似为弟设也。许时不见邸报，不能作朝事一语……署中兄弟烦为致声。暑中耽凉太过，一臂遂痛，不能一二具裁。南鸿倘便，时惠好音”。根据内中“暑中耽凉”云云，加上对《游居柿录》卷五中有关章节的研读，可以基本断定作于当年的七、八月间，也即距他患病逝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然，对于袁，这是他的绝笔。而对于这篇文章的读者，这也是他在这里所能读到的最后一封明朝来信了。
二00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二章
金圣叹的面目（1）
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密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由于害怕和某种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此信私下开拆并与一个关系相当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连同他的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奏销案等其它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
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产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是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自当天中午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向奉行怀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发生在半年前的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学生运动——苏州哭庙案的一干人犯，将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公然处以极刑。发布此次死刑执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刚登基不过数月的少年皇帝康熙。从现今仍然得以保存下来的当时在场目击者的口述来看，整个执行过程应该说相当简洁、利索，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
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接下来的事情是家属认尸收尸，相比把头从脖子上砍下来，现在要将它们装上去则无疑显得困难得多，同时也复杂得多。首先要在当时血肉模糊、一百余颗人头犹如西瓜乱滚的刑场仔细辨认出自己亲人的首级就远非一件易事，而且还需将它准确连接在相应的尸身上。何况当初被斩首的除哭庙案的十八名书生外，尚有无为教案、镇江附逆等其它要案的大批人犯。向刽子手行贿以求得指点于是就成了当时唯一可行的手段。几天以后，当这乱糟糟的一切好不容易料理完毕，巡抚衙门催解八名首犯家属的令牌早已火速递至。由于在清朝一人犯法，全家同罪是写在国家宪法里的煌煌大律，除怀中婴儿可依例幸免外，其余者当天下午即被押解上路。“至五、六、七岁皆手杻，其长大者皆械系，哀号痛哭，声闻数里，行道之人无不寒心，泣下数行，而唾骂抚之惨刻者……驱出阊关，远涉宁古塔。”我们故事中主角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自然也不例外。在冰天雪地、寒冷不堪的辽阳，他们大约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后，才在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朋友的奔走与救赎下得以侥幸还乡。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就是这样飘忽、无助、身不由已。“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作为犯属亲家的吴江诗人沈永令这两句诗尽管艺术上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在某种程度
上却对他们一生的不幸与坎坷遭际作了凝炼的概括。
关于金圣叹——前述遗书作者在刑场上的出众表现一向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搜集。不过有一点看来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临终前的谈笑自若与慷慨赴死。我怀疑瞿秋白当年在江西狱中所发出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那一声感叹，很有可能就是从他遗书中得到灵感、借鉴与效仿后的产物。然而让人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位当时政府眼里的所谓政治动乱分子，在一生的几乎所有时间内却一直是相当本份的职业作家兼书商。尽管不幸生于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尴尬年代，又身处满街都是爱国志士的三吴中枢苏州，但他对新的历史与政治格局所持的态度却相当暧昧，并非如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始终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敌意。我们既无法在复社党员光荣的花名册上找到他的名字，更不可能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或当地郡志中弄到什么证据，足以证明他确实象陈子龙、顾炎武那样直接参加过与清廷的抗争。如果有谁正好于顺治年间去他位于苏州憩桥巷一带的家中拜访，相信他的街坊和朋友会很乐于向你描绘他们眼中金的形象。首先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乐善好施者和类似评弹艺人那样言谈诙谐、行止夸张的潦倒书生，然后是星象家、诗人、孝子、预言大师、文艺批
评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满脑子弄钱妙法的炮制畅销书的坊间书贾。甚至这些还不代表他生活和政治面目的全部，对于某些有着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并沮丧的事情，那就是现在仍然完好保留在金文集里的那篇让人眼界大开的《感春八首》诗前的自序。尽管很多人出于各种动机多年来对此伪为不见，倒也不见得有人敢公然否认它的存在。这篇序言的全文是这样的：“顺治庚子八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我们忍辱负重的前朝遗民生平的唯一知已竟然是作为异族最高统治者的当今皇上，这确实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些不大敢相信。因此作者乍闻之余“感而泪下”“北向叩首敬赋”云云，想来也就应该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宽容与理解。
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