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了我的不少联想。
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与随园园主袁枚的遭遇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常识渊博的张大复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才勉强考了个秀才。尽管诗礼人家争相延聘，但是，近于盲人的张大复晚年还是相当凄苦：“盲杖。笔砚。清谈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相形之下，袁枚的日子风光无限：“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随园的“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袁枚“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镜子。……”《随园食事及其他》揭示了袁枚庞大开销的来源：《随园诗话》入选者的孝敬，书籍本身的销售，替人写作序言、碑、传墓志挣下的一大把润笔，另外，袁枚在吟风弄月之余还拿出一大笔巨款放贷或者投资实业。很大程度上，袁枚类
似于现今当红的文化明星。袁枚不仅拥有罕见的才赋，更为罕见的是，他从容不迫地将这种才赋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且完全兑现为经济利益。这意味着，袁枚成功地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这种配置之中，仕途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首要的出路。无论是赞许袁枚的通达还是痛诋他的投机、道德沦丧，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袁枚的身世意味深长地逸出了传统文人的模式。他既寄生于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同时又开拓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李渔是与袁枚是一丘之貉。李渔对于仕途无所用心。除了戏剧之外，李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享乐主义者。他告别了仕途功名，转身返回自己的家中。李渔远不如袁枚富有，这肯定他乐意亲自动手重要理由。他将文学之外过剩的才智用于追求生活质量，家是他施展身手的唯一场所。无论是马桶、蚊帐、箱笼箧笥还是窗户、暖椅、凉杌、厨艺，李渔的革新都极富创意，令人拍案叫绝。他的确没有为自己胸无大志而羞愧，李渔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才情投入世俗生活的情趣，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相对于那些古板僵硬的封建士大夫，李渔堪称另一种人生楷模。他以享乐主义的姿态隐然地解构了圣贤的古训。就《书生论剑》而言，袁枚和李渔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的历史动向，尽管他们远不是作家最为崇敬的人物。
令人感叹的是，袁枚或者李渔所代表的历史动向并没有机会大规模的扩张。市场、消费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封建社会并不是以渐进的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惊天动地的革命和战争更为有力地截断了古老的历史，并且划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五四新文化运动扯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胡适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成为崭新的文化风景。相形之下，岁寒三友之类的象征空洞陈腐，泛舟江湖的出世之姿软弱无力。即使那些传统文人天份高绝，他们也只能在一个陈旧的框架之中踯躅，找不到真正的突破口。质疑皇权，倡扬民主，唤醒民众推翻黑暗的铁屋子，这只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仅是因为良知或者个人观感而关心民瘼，他们也不仅因为儒家、佛家或者道家的学说节欲自重，修炼人格。个人、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一系列问题都在现代知识――例如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总之，《书生论剑》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什么叫作历史散文？漫漫的历史风尘和感喟、启迪、思索――这就是了。
关于本书
《阴阳脸》书评
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
谢有顺《研讨会发言纪录》
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统一体。
吴俊《研讨会发言纪录》
柯平的《阴阳脸》，于古代近代的文人文事间写出历史的苍茫，博学、智慧、从容、飘逸。
周维强《沙漏的舞蹈》
我仅读过一篇《随园食事及其他》；作者柯平，描写袁枚其人，好看。
王安忆《我读我看》
从《西湖》读你以散文形式写西塞山，不禁心向往之……我欣喜于有些散文中的诗，比诗中的诗还多，还浓郁。
邵燕祥《与作者书》
《阴阳脸》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作者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当时的历史脉胳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
南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一章
《客杭日记》始末（1）
文柯 平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满天，寒气逼人，候北关门，接待寺钟响，换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个早晨，一位前来谋取升职的镇江文人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刚刚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胧的石狮，他已来到这权欲横流的元廷江南行政中枢，在礼部、照磨所、儒学提举司等办事衙门作穿梭般的拜访谒造，包括会见亲戚、同乡、旧友、上司，分赠土产，递交推荐信和个人求职申请，并尽可能争取打听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位时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男人身体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双女人般的小手和一部美髯。当天晚些时候他下榻于城中位于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与一位同样来杭谋职的金坛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于内心为即将实现的职业理想所激动，加上考虑到在杭期间官场应酬所必不可少，当房主人具酒为之洗尘时，他轻易甚至不无欣然地破除了禁绝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后，前来看望的朋友们陆续散去，他在床前一只内置便桶的矮柜上秉烛写日记。由于一天应酬下来实在太累，只勉强记了一百来字就草草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余天他一直在为这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行程作准备──从经济学和关系学两个方面。其间又有一半时间用于旅途，一半时间在家乡镇江精心谋划。“为甘露寺本无传长老钞经，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书小楷数千而不伐，可爱可爱”。“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观壁上画，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立视久之，若汹涌生动之意，奇笔也”。没有人相信出现在日记开头部分的这种羽扇纶巾式的风雅，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浓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为点缀与过渡。事实上正是这位甘露寺里赠笔的客人为他带来了约定中的有关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后者白无咎的父亲白珽曾任位高权重的江浙儒学副提举一职，对白拜访的本意说穿了不过为求得一通荐书。所恨事有不偕，“值出江阴未回，乃子无咎、无华留饮”。因此无锡太平寺观壁上画云云，同样也是迫于无奈──将下一班夜航船到来之前的时间胡乱打发掉。
接下来他急急赶去苏州平望，那里居住着另一位刚下职的江浙儒学副提举诗人龚璛。当晚他在龚家“留宿具晚饭，饭已，留灯夜话，是夕多蚊。”这样的悠闲与惬意是否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随后几天的日记中，我们将看到这封荐书已经顺利到达了主管部门的官员手里：“省西见张菊存下龚子敬书”。随便提一句，像白珽、龚子敬这样的名字，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名头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比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码不亚于苦茶庵里的周二先生和半隐于浙江石门镇的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杭州施水坊桥开小旅馆的剃头匠沈六郎应该为自己无意中接待了这样一位客人感到荣幸。这位谈吐风雅的旅客名叫郭畀，字天锡，号云山，是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位诗人兼书画家。他选择这里下榻仅仅因为地理上的便利──就在他前来干事的江浙行省官署附近。在公元一三○八年的这个多雨的秋季，他的全部梦想就是为了把自己从一个镇江儒学学录的现职弄成学正。（相当于从现在的市教育局教育科科长升为副局长）而手头的荐书以及众多朋友的精心谋划使他觉得有足够的理由对此充满信心。至于偶然的雪泥鸿爪，使得这里日后竟成为杭州的一处名胜，遑论祖上可能为皇帝剃过头的房主人沈六郎，甚至连郭本人也从未想到过。
而事实上他安心呆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除了干事所需，其余时间全被他用在了凭吊故国山水和会见朋友。他差不多访遍了杭州的寺院与道观。有时独行，有时由一位父辈朋友、六十八岁的诗人汤北村陪同。将日间诸事如实记于当晚的日记，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良好习惯。因此，为后世杭州人所大大看重的“金钟白搭”一事，在当天的日记中也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个人文字功课。
“晚登临吴山，下视杭城，烟瓦鳞鳞，莫辨处所。左顾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宫苍莽，独见白塔屹立耳”。
“……次游万寿尊胜塔寺，亦杨其姓名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体侍立，虽用金装，无自然意。门立四青石柱，镌凿盘龙甚精致，上犹有前朝铜钟一口，上铸淳熙改元，曾觌篆字铭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记得壁间一诗云‘玉辇成尘事已空，惟余草木对春风。凭高□□□□□，目断苍梧夕照中。’寺门俗称‘望江亭’，俯视钱唐江水，大略与扬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苍翠差胜尔。远见西兴渡口，烟树如荠”。
信手拈来的片羽只鳞，却成为后来的文物学家拱若至宝并愿意为之感激涕零的充足理由。因为其中有关金钟白塔的那些描述，在同时或后代涉及杭州的文献中一向未见记载，其珍贵程度当可想像。由此也可见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敏锐地保持自己的观察并将它如实记录下来，无论对于历史还是个人，都是多么的重要。
一次午睡醒来他还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寓楼颇洁，便于坐卧，大抵杭城楼居相连，自有一种风韵耳”。另外一次是雨中访友归寓，“储叔仪隔河楼上见呼，出纸索书，具酒晚饭”。同样，这种带有美学意义的评价与描述，也引起了后代的杭州人对此所生发的源源不断的感激。到了清代中期，显然出于爱屋及鸟之意，甚至连当年沈六郎位于施水坊桥的小旅馆也仰彼余泽，成为杭地胜迹之一。在道光年间杭州著名诗社清尊吟社的一次例行诗会上，青年诗人黄芗泉分得的诗题就是《施水坊桥郭京山寓楼》：
“东岸桥寻施水坊，楼居风韵说吾杭。便于坐卧偏宜客，况有亲邻累举觞。旧友重来叹寥落，一官本分费商量。羡他待诏能为主，至今名传沈六郎。”
郭畀日记的全称为四卷本的《郭天锡日记》，历来知者几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雍正初年。这里需要感谢的一个人物是杭州名士厉樊榭。当时他偕一位朋友江砚南在扬州旅行讲学──作为富甲海内的淮上巨贾程松门的座上宾。在一次例行的豪宴临近尾声时，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在后来为日记出版所作的序言中，这位浙西诗派的领袖人物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情经过：“酒半，松门兄子岷东出观所藏元京口郭天锡先生日记真迹，共四册，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册。时酒边醉眼观之，不甚记忆。后十余日，耿耿于胸……即往言之岷东，岷东殊不秘也。携至予寓舍，呼灯捉笔，写成草本，略汰其无系武林典要者……。先生去今三百余年，偶然攒笔，完好无恙，而适遇予两人皆杭人，钞而传之，似乎有待者”。
然而厉鹗在干下一件好事的同时也干下了一件坏事，那就是他出于某种自以为是的好意，将日记中被认为有损郭形象的那些文字和细节大都删去。那些文字和细节真实记录了元代一个外省低级官员为谋取升职如何在省城四处活动，包括请讬，求荐，修改履历，打通关节，甚至还包括索贿和行贿──当然是在时尚和官场风气的压力之下。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生动、触目惊心的所谓“无系武林典要者”，才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特色和文学意义上的真正价值。这个删节本后来被出版家鲍廷博刻入了他那著名的《知不足斋丛书》，书名《客杭日记》大约也为厉鹗所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后来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