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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出来，朱怀镜靠在座椅里半天不说话。宋达清也说不出什么安慰话，只是让他想开些。朱怀镜在宋达清的膝头上拍了几下：“达清，能不能把车借我用一会儿？”宋达清望了一眼朱怀镜，说：“你这状态，开车行吗？”朱怀镜说：“没问题，我只要静一静。”宋达清便说：“那好，你小心点。我就在这里下车。你别管我，我有办法回去。”
宋达清下了车，朱怀镜掉过车头开到荆水河边，然后沿河溯水而上。车开得很慢，就像散步。这些日子，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年多的郁闷总算到了头，可他的心情仍然复杂得像这个纷乱的世界。有时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他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灵魂其实早就沉沦了，可在世人眼里，他依然体体面面、风风光光。香妹提出离婚，他烦恼了几日，也就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只是担心闹起来影响不好。今天见玉琴成了这番模样，他内心感到了真正的痛楚。在最倒霉的日子里，他甚至想过自己落到这步田地，是不是老天对他的报应？
这时，远远的看见一个人，长发披肩，穿着宽大得不合身的羽绒中褛，背着画夹，低着头，一偏一偏，踽踽而行。朱怀镜身子不由得沉了一下。是李明溪！朱怀镜加快车速，开到李明溪身边停下，上前重重地拍了他一板。回过头的是一张陌生的脸，白了他一眼。等这人绷着脸甩开他，低头走了，他又依稀觉得这张脸真在哪里见过。朱怀镜抬起头，望着炫目的太阳，恍恍惚惚，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长沙韭菜园
拒绝游戏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但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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