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行逆天，国人耻笑，客卿能坐视乎？”
李斯闭上眼睛，沉默着。吕不韦看来是铁了心要救太后。李斯知道吕不韦和太后有过一段绵绵旧情，但算来也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为了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至于吗？
吕不韦见李斯不说话，已猜到他大致的心思，于是作出推心置腹之态，道：“不瞒客卿，不韦当年与太后确曾相好。然今日不韦欲救太后，非关旧情，关乎社稷大计也，名为救太后，实为救大王于不孝不仁之地。大王素信客卿，客卿所言，大王能听。不韦生平未尝求人，今日开口相求，客卿万勿推辞。”
李斯道：“大王正在震怒之际，非能纳谏之时。况令出未久，无朝布夕改之理。容缓图之。”
吕不韦见李斯不甚热心，于是改变策略。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救出赵姬，李斯并落不到什么好处。就算有好处，和所冒风险相比，也实在不值一提。诱之以利不可，只有动之以害了。吕不韦道：“客卿可知，不韦与客卿虽有千般相异，却有一点相同。”
李斯抬头看着吕不韦，吕不韦又道：“不韦与客卿，皆以异国之人，据秦国之高位。”
“愿闻其详。”
“不韦，韩人也。据相国之位，主秦国之权，虽忠心赤诚，屡建功勋，而秦人终不能信。既不能信，又复妒之，再复恨之。客卿，楚人也，当年西入咸阳，人莫能知。惟不韦留客卿，推而重之。何故也？一则知客卿有惊世之才，二则同为客在咸阳，有相怜相惜之情。”
李斯默然。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毕竟是吕不韦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个仕途起步的机会，这份恩情是他无法否认的。
吕不韦见李斯色变，知其心乱，于是又道：“不韦欲救太后，其中另有玄机，不知客卿思量过没有？”
“望相国赐教。”
“太后何国之人？”
“赵人。”
“不错。太后与你我一样，也非秦人。不韦来秦日久，知秦亦深。百数年来，秦国大政，皆操于外客之手，如商鞅、张仪、范雎之辈，役使秦人，号令叱咤。秦国为天下最强，权柄却无法自有，秦人莫不耻之恨之。此耻此恨，深藏于心，待机而发，一发则必不可收拾。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试观今日之秦国，宗室日重，昌平君、昌文君二人，大权在握。压抑多年之恨意怨气，今宣泄之时也。你我以外客据高位，首当其冲，只在早晚，轻则见逐，重则遭诛。多年功业经营，付诸东流之水。你我有今日，得来皆非轻易，可不预为绸缪乎？太后如能重返咸阳，必可震慑宗室。太后，非秦人也。宗室纵有心报复外客，碍于太后，亦必不敢妄动。”
李斯不能信，以为吕不韦为了激将自己，特意危言耸听而已。李斯道：“相国知秦人，而李斯知秦王。秦王素有天下之志，心中定无内臣外客之分。且秦之能称霸百年，多赖外客之力，秦王雄略远视，不会不知。”
吕不韦长叹道：“客卿虽才高当世，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客卿今日不信，只恐他日悔之已晚也。”
4、李斯教子
在李斯看来，吕不韦的失势已成定局，属于吕不韦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吕不韦，已经被打落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而他并不甘心就此沉没，于是慌乱伸手，希望能抓住些许攀附之物。如果此时贸然施以援手，非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被他拽入旋涡当中，成为他的殉葬品。李斯于是说道：“非李斯胆敢拒绝相国，实乃大王不可谏。强谏则徒增其怒，于事不独无补，反而有害。相国必欲救太后，则李斯有一言，愿相国能听。”
吕不韦见李斯心意已决，也不生气，况且生气也没有用，李斯翅膀已经硬了，非他所能予取予求。吕不韦道：“客卿请讲。”
李斯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斯乃局外之人，有八字相送相国：不谏为谏，不谏胜谏。望相国跳出棋局，头脑清醒深思之。”
吕不韦心中不悦。不谏为谏，不谏胜谏，这算什么话！敢情被关起来的不是你的老相好。人生能有几回失而复得的机会，你李斯又怎会知道？
吕不韦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吕不韦走后，李斯的长子李由问李斯道：“阿父，何谓不谏为谏，不谏胜谏？”
李斯满意地一笑。这个问题问得好，孺子可教也。他爱怜地望着李由，李由已是一个十六岁的俊秀少年，咱李家未来的荣耀和希望，就背负在他肩上了，可要好好地言传身教才行。李斯于是反问道：“居，吾语汝。以汝之见，秦王欲囚太后到何时？”
“大概会一直囚禁下去吧。”
李斯摇摇头，又问道：“秦王为何囚太后？”
“秦王既恨太后，又惧太后。”
李斯再摇摇头，道：“秦王于太后，恨固有之，惧则未必。嫪毐车裂，三族诛尽，党羽剪除。如此一来，太后深处孤独，何足为患？秦王虽恨太后，然母子连心，恨不可久。今秦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囚禁母后，招笑天下，已历半岁，初衷未改，岂徒恨哉！”
“然则秦王囚太后之用意何在？”
李斯赞许一笑，道：“此问方中要害。问对问题，已是知道了一半答案。吕不韦与太后有旧情，是以关心则乱，只欲救人，却不能作此一问。吕不韦如能作此一问，必能明晓吾之所谓不谏为谏，不谏胜谏，决非虚言。秦王初囚太后，乃是出于盛怒之下。今怒气渐消，犹不肯放归，何故也？太后执掌国政将近十年，根基深厚，朝中诸多大臣，此前是只知有太后，不知有秦王。嫪毐之党在明，易灭；太后之党在暗，难索。秦王又知，太后必求救于吕不韦，吕不韦也必唆使党羽，为太后游说。今太后罹难，凡为太后谏者，非太后之党，则吕不韦之党。秦王因而诛之，其中纵有秉公而言者，也宁错杀，勿枉纵。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则必废太后与吕不韦。废太后与吕不韦，则必先除其党。此乃秦王囚太后之用意所在也。吾语吕不韦所云不谏为谏，不谏胜谏，亦盖谓此也。即便不谏，秦王迟早终释太后，是谏也。强谏则自伤羽翼，去势招祸，是不如不谏也。”
李由感叹道：“秦王仅长我六岁而已，心思之深，竟如此不可测？”
李斯道：“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此天授之术也，非人力所能及。终有一日，你我父子将同朝为官。汝须谨记，秦王断非寻常之王，汝当时刻心怀敬畏。人畏火，知避之，则能保全。人轻水，常戏之，则溺。惟敬畏秦王，方可与之持久周旋，切记切记。”
李由又道：“吕不韦年老昏庸，看来已是来日无多。继其位者，阿父乎？”
李斯怒斥道：“小子无状，口气竟如此狂妄！吕不韦已是名垂史册之人，当不朽也，非此刻你我所能訾议。等你异日作到相国之位，再臧否吕不韦不迟。吕不韦能有今日，岂妄得哉！适才其于外客一说，洞见深远，非常人所能道也。虽未必成真，亦堪足警醒。况且人不可忘本，若无吕不韦，为父不能至今日。吕不韦倘有它事相求，为父必倾力相助。至于太后一事，只因爱莫能助，故而婉拒，心实有愧。此中利害，汝不可不知。”
李由肃然道：“阿父教训的是。”
5、敢以太后事来谏者，死！
虽说李斯不肯做出头鸟，但肯做出头鸟的还是大有人在。先有大夫陈忠以太后之事进谏嬴政。可想而知，为了这次进谏，陈忠定然精心准备了一大篇讲稿，义正辞严，雄辩滔滔，可谓志在必得。不料嬴政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直接命人剥去他的衣裳，置其身于蒺藜之上，捶而杀之，陈其尸于阙下。嬴政下令曰：“复有欲以太后事来谏者，视此！”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有陈忠的例子摆在眼前，试问还有谁人胆敢以身试法？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一个陈忠倒下了，N个陈忠却站了起来。朝中大臣，有如飞蛾扑火，纷纷冒死来谏。嬴政也毫不含糊，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手软。
这一杀，从嬴政九年九月直杀到嬴政十年三月，前后死者二十七人，尸积成堆，天下震怖。这二十七人中，虽以吕不韦和太后的拥趸居多，但也不乏有确系忧国忧君、秉公直谏者。二十七人，数目非小，前赴而后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必死而竟死之，不可谓不悲壮，不可谓不惨烈。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叹息久长。而居于幕后的吕不韦和太后，感受更为深切，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官员们，一个个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也不禁悲从心来，彷徨无策。
所谓的死谏、尸谏，于此前的历史中也偶有出现，然而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死谏，直到此时才算是开了先河。
礼云：“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显然，在礼记中，死谏是既不鼓励，也不提倡的。死谏，作为人臣的最后选择，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关于这一行为的评价，却可以公者见公，私者见私。
自其公者言之，为人臣者，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所看到的是坚持信念的光辉形象，是虽死不辞的凛然气节。但自其私者言之，却又是在要挟人主，置其于进退两难，杀则有不仁不义之谤，不杀则等于自承错误，威风扫地。而死谏者这边，谏成则天下耸动、人人敬叹，失败也不妨落得个诤臣烈士、磊落英名。
拥有这么一大批不惜以性命为赌注，也要匡正人主之失的大臣，嬴政是觉得欣慰还是愤怒呢？他是从公的角度还是私的角度来审视评判这次死谏事件的呢？关于这些，史书上不曾记载，今天更加无法得知。但随着时间推移，对为臣之道的要求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南宋朝，岳飞对宋高宗赵构说道：“使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自平。”（值得注意的是，岳飞这话不宜从字面上去理解，其中使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此为不可不察。）换而言之，事出重大紧急，为人臣之礼，虽死谏可以。
姑且不论为太后赵姬而死谏是否值得。令人困惑的是，陈忠等人不是没想过进谏的后果，却依然义无返顾，勇往直前。为什么？从数学的角度来解释，进谏之后，死或不死，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当然，死的概率相当之高，但不死的概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们知道，在掷骰子时，连续开大的次数越多，则下一把开小的几率越高。同理，嬴政杀的进谏者越多，则下一个进谏者被杀的几率越低，生还的几率越高。后来的进谏者或许便有着类似赌徒的心态，绝不放弃，继续下注，说不定下一把就全赢回来了呢？于是越输越多。是故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当然，以概率来解释这次轰动天下的死谏事件，无疑是荒谬和不厚道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忠等人视死如归，前赴后继？
6、真有不怕死的？
要考察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暂时先将眼光投射到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之后，即公元一五二四年。这一年，朝代为明，年号为嘉靖，皇帝姓朱，名厚熜。工龄：四年。这一年，爆发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伴随这场争论而至的，同样是一次大规模的群臣死谏事件。
事情起因很简单：朱厚熜是前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前前任皇帝朱祐樘的侄子。大臣们以为，朱厚熜既然登上了皇位，就算是过继给前前任皇帝朱祐樘当儿子了，因此应该称朱祐樘为皇考，生父朱祐杬则只能称为皇叔父。
即位之初，根基未稳的朱厚熜面对大臣们的理论强势和道德压力，屈服了。这一年，羽翼渐丰的朱厚熜终于开始了他的反抗，他悍然下令：称其生父朱祐杬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朱祐樘则只被称为皇伯考。诏书即下，立即招致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弹，满朝大哗，群情汹汹。以吏部左侍朗何孟春与翰林杨慎（宰相杨廷和之子）为首，朝中大小官员共二百余人，自辰至午，跪于左顺门前，吁请朱厚熜收回成命。
朱厚熜大怒，派锦衣卫逮捕了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杨慎等人不仅不散，反而撼门大哭，声震阙廷。杨慎疾呼曰：“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大臣王元正也慷慨言道：“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也就是说，为了让皇帝朱厚熜改变两个称呼，以维护他们眼中的伦理朝纲和国家命脉，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十八岁的朱厚熜，正是逆反心理的年龄，闻言愈怒。这哪里是请愿，更像是造反嘛。汝等不畏死，朕偏要以死惧汝等。朱厚熜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令其余八十四人姑且待罪。次日，一百八十余人受杖，编修王相等十八人被杖死。大礼仪之争就此划上了句号。
虽说在大礼仪之争中死亡的人数要少上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