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好。”
于是老人家就会颤颤巍巍地把红包塞到孩子怀里：“好好读书，将来考状元啊~”
新年的喜庆让人一时忘了医院人满为患而带来的隐隐不安，每家都会热情泡茶招待，喝几杯茶，说几句吉利话，互相寒暄问候，再捧着一肚子水出来，去下一家。
亲戚太多，我这个做小辈的实在认不齐，走到后面我实在撑不住了，头晕得都犯恶心了，中途就带着池迁回了家。
后来池迁由爸妈带去祠堂磕头我也没陪着去，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了个天昏地暗。
醒了果然好了一些，头重脚轻的感觉不那么厉害了。
初一在父母家住了一晚，初二老妈和大嫂都要带上自家老公回娘家，我这个没有老婆的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儿子回狭小的小公寓煮面条吃。
池迁倒是随遇则安，吃得了大鱼大肉也吃得了清汤挂面。
开了电视，上面还没有什么关于**的报道，只说春季气温落差大，是流感高发季节，要注意保暖。
过了元宵节，到三月初，疫情终于大面积爆发。
电视上开始铺天盖地报道**。
云市猝然封城。
所有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人们开始抢购食物，二哥带着爸妈气势汹汹地杀向商场，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才好，好不容易得了一个缝隙就钻进去，最后扛了一箱榨菜回家。
过了两天，学校发现疑似**病人宣布停课，消息传来时，大嫂正在洗头发，头上全是泡沫，手里还拿着舀水的塑料勺子，整个人都慌了手脚：“哎呀，怎么办，哎呀，哎呀。。。。。。”
大哥劈手夺过她手中的勺子，给她浇了一头水：“别慌，快去学校把孩子找回来。”
大嫂才恍然，拿水随便冲了一下，顶着湿漉漉滴着水的头发就往学校赶，而那时一小和一中的校门口已经挤满了要带孩子回家避祸的家长。
春季开学，我曾劝说他们不要把甜甜和鹏鹏送去学校，可因为说不出合理的原因，大哥像听笑话一样听过就忘了。
早料到会是这种结果，我也不再多劝，幸好那时疫情并不严重，学校应该还算安全。但我自己是不敢的，池迁一直在家里自学，我也没有去教书，又向教务处提交了请假单。
两个人像鼹鼠一样躲在地下的洞穴里不敢出来。
最让我忧心的是，大年初一时身体不畅快的感觉越来越重了。
头痛，大腿的肌肉酸酸涨涨却使不上力。
我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
摸出体温计一量，已经将近38度。
我连忙冲了板蓝根吃，并且嘱咐池迁离我远一点。
他端着水杯冲过来的脚步一顿，我看出他的表情有点受伤。
“爸爸生病了，你自己照顾自己，乖一点，好不好？”我尽力把咳嗽憋回去，用最轻描淡写的语气对他说。
他点点头，将水杯远远放在桌子上。
情况越来越糟，胸闷，像个孕妇一样干呕。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已经不敢让池迁和我在一个屋子里睡。
一连几天，我裹着毯子睡在客厅，池迁睡在屋里，他知道我不舒服，也知道外面一片混乱，所以他这段时间特别乖顺。
有一次半夜醒来，恰好看到为我掖好被子，蹑手蹑脚走回房间的池迁。
被子表面上甚至还残留他手上的余温。
十岁的孩子，又什么都不知道，他只会比我更不安。
可我已经没空去顾虑他的心情了。
原本应该是草长莺飞的四月天，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找到，正式将其命名为sara。
这时，南川已有两名护士一名医生殉职。
我身上的状况没有减弱，反而开始出现胸痛和腹泻的状况，高热不退。
和池迁上次发烧的症状完全不同，有时，我会感到胸口像堵了一块硬物，压在上头，令人难以呼吸。
事到如今，说是感冒都骗不了自己了。
我。。。是不是感染上了？
也许守夜时只是着了凉，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拜年时用别人的杯子喝到了不干净的茶水。
心里越想越慌，越慌越想。
想得头都快要破了，脑袋里两个自己打架，一个说不会那么衰吧？一个说天灾**说不准的，悲观和乐观在拔河拉锯，但我内心其实已向悲观的那一面倾斜。
夜深了，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
我想我不能再这么留在家里，我不能让自己变成传播源。
更加不能让池迁因我而传染。
我偷偷起身去看池迁，他在屋里睡得正香。
掩上门，我套上衣服和拿上钱包，扶着墙走出去。
脚下虚浮，根本使不上力气，走下几阶楼梯已觉得十分困难。
浓浓的夜色披在我肩上，凉风吹得人头脑隐隐作痛，在被头痛折磨得失去理智之前，我还是赶紧场外求援吧，凭我一己之力想爬到南川医院简直比打着赤膊爬珠峰还不靠谱。
本想到路上拦车，谁知平日里扎堆出现的出租车、人力三轮的影子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很久很久之后终于驶过来一辆，看我一脸病态，吓得停都不停油门狠命一踩就绝尘而去。
我只好喘着气坐在马路牙子上给卫衡打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我直截了当地说：“我可能被感染了。
“。。。。。。”卫衡被我这句话震得一时没回答。
“我得去医院。”我接着说。
“你现在在哪？”他沉声问，平日里散漫的语调一下消失无踪。
“我家楼下。”我说，“我走不动了。”
“等我十分钟。”
他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安稳了些，使劲敲了敲发昏的头，疼痛起了点作用，仿佛让我不争气的神智从一片烂泥里挣扎出来一点。
我接着按下一串号码。
虽然那么晚把父母从床上吵醒很愧疚，可我得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好。
因为进了医院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出来，我记得以前每天都要量体温，还要填表，稍微有点症状都要隔离。
更别说我这样的。
人生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分叉口，在和上辈子相同的分叉点上，这辈子的我选择了另一条路，因此人生也呈现出了另一种风貌。曾经自信满满地认为，如果当年我没有这样那样就好了，可选择了另一个答案的我突然发现，现实不是是非题，不是你不再选择a，选择b就会一帆风顺的。
人生是长河，但途中迎接你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险滩。
重获生命就会被老天眷顾的吗？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有的狂妄都在这一刻终结，或许这次额外的人生，就已将我所有好运都花光。
嘟嘟的忙音中断，电话终于被接起。
在老妈发出可怕的咆哮前，我连忙出声：“妈，是我，我需要你们帮我照顾池迁一阵子。”
“老三啊。。。。。。”听见是我，老妈的气势顿时弱下来，“怎么了，你要干什么去？”
“妈，我得去医院。”我咽了咽口水，抑制住发痒的喉咙，“我可能有点感冒。”
我觉得我说得够轻松了，但我的耳朵还是差点被老妈的尖叫和被老妈吓醒的老爸的惊叫震聋。
赶紧把手机拿开，这个点空荡荡的长街上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听起来声音特别大还有荡漾的回音，感觉地面都因此而微微震动了。
等到老妈换气，我才小心地凑近手机：“妈。。。。。。”
“你怎么会，你怎么会，你你你——”老妈已经完全语无伦次。我听见老爸在帮她顺气，低声说：“你别那么激动，听孩子好好说，小心血压。”
我哪儿知道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自个也纳闷呢，无言以对，我只有再次强调说：“我现在去医院，池迁拜托给你们照顾了。”
正说着，我看见远处有车驶来，车前灯照得我眼睛眯了起来，是卫衡吗？但车子很快从我身边开了过去，我这才回神，电话里一直没声音。
“妈？”
悉悉索索一阵响，然后我听见老爸浑厚的声音：“喂，能听见吗？”
“妈怎么了？”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老爸说：“你妈哭了。”
我顿时觉得热气直冲眼眶。
“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我感觉我现在情况也不严重，说不定只是虚惊一场。”我努力笑了笑，“小孩子免疫力弱，我就是怕传染给池迁，你们明天早点来接他好吗？我还没跟他说这件事，这孩子心思重，你们帮我瞒着点，不过也不用骗他，就别说严重了，免得让他跟着担心，他要是问我去哪儿了，你们就说我去医院看病，很快会回来。”
“你现在怎么样？一个人能不能行？”老爸担忧地说，“不如我现在过来带你去医院吧。”
“别啊，爸，千万别。”我连忙制止，“现在医院里挤满了病人，这个病传染得又那么厉害，我们家。。。。。。我们家有我一个染病的就够呛了，您千万别来，这么一大家子，还有池迁，都还要靠你们撑着呢。”
老爸沉默了好久，也许是身边啜泣的老妈让他改变了主意，他艰涩地说：“行，那你。。。。。。那你。。。。。。唉，你也那么大人了，好好照顾自己。。。。。。”又停了一会儿，一向寡言的父亲只剩下叹息，“别怕花钱，咱该检查检查，该打针打针。。。。。。但也别都听医生的，到底是怎样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啊！”
“爸你放心。”我答应了。
这时卫衡终于来了，黑色的轿车在我面前停下，卫衡把窗子摇上来，一句话不说，只挥手让我上车。
我一面绕过去看车门，一面和老爸告别：“爸，那就这样。。。。。。”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电话那头又响了一声，老妈夺过电话大声地喊：“老三，你可得给我全须全尾的回来啊，我们都在家里等你，你可得早点回来啊。”
“好。”我抬头看了看池迁的房间，没有亮灯的窗户一片漆黑，不由哑了声音，“池迁拜托你们了。”
老妈曾不止一次的说，她真怀疑我是不是她亲生的，老陈家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两个哥哥在南川横着走的时候，我还会因为打破一个盘子而心惊胆战。
而面临生与死的时刻，我骨子里不知道有没有存在过的勇敢更是逃得一干二净。
曾经将池迁孤零零丢下的我，现在连当面和他告别的勇气都没有。
其实，与其说我不知该如何面对池迁，不如说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贪生怕死的自己。
想活下去。
如果能够重逢，也就无需道别。
如果无法重逢。。。。。。
我最终还是没有继续想下去，和父亲道了别，我挂了电话，钻进车里。
第18章 元旦快乐
卫衡把车开得像火箭，在空荡荡的云川大街上飚到一百二十码。
就这样他还不时回头看我的情况，脸色凝重。
他是学医的，大概这么看几眼也能瞧出我情况不对吧。
深夜，南川医院灯火通明。
卫衡一个急刹车在医院门口停下，从另一个方向驶来的救护车也刚好停下，里头呼啦啦涌出一群穿着防护服的人，架着一具从头到脚都盖着白布的担架。
卫衡将我扶出来，急诊室本来奔出来一个小护士，一见我们这架势，立马掉头又往里跑，嘴里直嚷嚷：“天哪，又来一个，又来了一个！”
往医院里走的时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抱着烧得满脸透红的男孩蹲在路边痛哭，声嘶力竭：“政府去哪儿了？政府怎么不管我们了？”
一团乱。
各种气味混淆在一起，让我本来就混沌不堪的头脑又重了几分。
到后来我几乎分辨不清卫衡在和谁说话，传入耳中都变做嗡嗡直响的嘈杂，看人也像晃得厉害的摄像镜头，一个个影子重叠在一起，晃得厉害。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排队等待，这还是请托了在医院工作的卫衡的大学同学帮忙，才拿到比较靠前的号码。验完血和尿，又去交钱照了胸部的x线检查，我已经头晕目眩到只能摊在走廊上的椅子上喘气的地步。
“大概。。。。。。胸部的阴影并不明显。。。。。。仅凭这个还不能下定论。。。。。。还要等到明天检验科那边的结果出来。。。。。。但看他发热的症状。。。。。。可能不会太乐观。。。。。。”这是卫衡那位医生同学的声音。
“他很可能是感染者。”那位医生冷静的声音听起来让人害怕，“按规定，必须让他转移到隔离区。”
我把脚缩起来，抱紧了自己。
“只是可能，那就还有可能不是，如果现在就送到污染区，要是被别的病人感染怎么办？”卫衡反驳，“还没确诊之前不能那么轻率地隔离吧？”
“他现在的情况不隔离怎么办？放他回家？万一是呢？整栋楼的人都要倒霉，到时候谁来担责任？”医生和他争执起来，“你能担责任吗？”
卫衡的声音变轻了，我像兔子一样竖起耳朵也听不见，但一直高悬的心已经落入谷底，我长长吁出一口气。其实在结果出来之前，每个人都会抱有微茫的侥幸心理，怀疑其实是最难受的一种心情。
现在被敲上疑似感染者的印章后，我反而生出一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