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地带动手臂，叫人觉得他的手腕一定是柔柔的，很有韧性的那种。
杨红无缘无故地想到，这样一双手，如果搂着他心爱的女人，也一定是柔和的，带着怜惜，好像怕把她揉碎了一样。但是他的搂抱，又肯定是有韧性的，不论谁都不可能把那个女人从他怀里抢走。他肯定不会像周宁一样，平时都不记得碰你，但疯狂起来就不管是挤着你哪一块，压着你哪一方，拼命地挤，拼命地压，好像不挤扁不压碎就不甘心一样。有时腮骨勒在你脸上，差不多可以把你的脸挤碎，真怕哪天就被他破了相。
杨红见他沉醉于演奏，就偷偷看他的脸，发现他因为垂着眼，有点半闭着的样子，睫毛好像能遮住眼睛。他拉琴的时候比较安静，不像电视上那些演奏家，挤眉弄眼，摇头晃脑，捶胸顿足。他常常是垂着眼睛，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波动，好像沉醉于音乐之中。如果叫他一声，肯定能把他吓一跳。
陈大龄拉完了，问杨红：“听没听出这首讲什么？”
杨红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心虚地说：“没注意听，可不可以再拉一遍？”
陈大龄笑着说：“我说了的，要闭着眼听的，你不信。再来。”
杨红心想，为什么要我闭上眼，难道他知道我睁开眼会在那里看他？这个人好像能看透别人心思一样，可怕可怕，在他面前说话做事要小心。杨红闭上眼，认真地听了一遍，说：“反正我不是真想学琴，乱说一通吧。这首没听出什么，只觉得有水有树，仙境一样。”
陈大龄说：“你这回不跟我学琴不行了，因为这首是圣桑的《天鹅》。”
杨红使劲摆手，笑着说：“不算，不算，这个不算，我没听出天鹅。”
陈大龄也笑着说：“但是你听出了里面的水啊，这只天鹅是在湖上游着的。”然后停了笑，说，“真的，我教琴也教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多少能听出曲子的意境的。你小时没学琴，真是浪费了。现在的家长不得了，个个都逼着小孩学琴，有的小孩根本不想学，被逼得无奈，勉强学，终归是很难学好的。家长问起来，我还不好说他的小孩没天赋。”
杨红笑着说：“你知道被逼着学是学不好的，你还逼着我学？”
陈大龄说：“我还不是跟别的家长一样，望女成凤嘛。”
杨红叫起来说：“你才多少岁呀，就想当我的家长？”
两人问了一下彼此的年龄，发现陈大龄比杨红正好大出一轮。
7
杨红从陈大龄那边回来后，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点音乐天赋，心里头很高兴。不过自己真的没心思学琴，只想听人拉琴。一到晚上，陈大龄拉琴的时候，杨红就把电视关了，连灯也关了，闭着眼睛，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陈大龄好像也特别喜欢优美哀婉的曲子，拉的大多数是这一类的。
杨红想，我不能再到陈大龄家去了，免得他起误会，以为我喜欢他。不过如果陈大龄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跟他说说话，而不会感到心虚。早上在这么想，中午陈大龄就来敲她的门，问她：“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杨红心里一惊，他怎么好像能听得见我心里说的话？不过她想起，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事，别人借了你的东西，好久没还，你正在家里念叨，说怎么这么久还没还来，别人马上就还来了，搞得你以为别人在门口偷听了你的话，其实只是巧合。
杨红说：“别这么客气，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陈大龄犹豫了一下，说：“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要来，女的，她主要是想证实一下我究竟有没有女朋友。你能不能在我那边坐一会儿，就在那里织毛衣，什么也不用说。”
杨红笑起来：“你要我冒充你的女朋友啊？你如果不喜欢她，怎么不直接跟她说明了呢？”
“女孩子都是又敏感又爱自责的嘛，何必要搞得她在那里追根究底，硬要在自己身上找几个毛病出来呢？”
杨红有点担心：“这样撒谎不太好吧？”
陈大龄笑笑，露出又白又整齐的牙：“你怕撒了谎遭雷打呀？你不是我的朋友吗？你不是女的吗？不算撒谎的。”
杨红答应了，又问：“那我要不要打扮一下，免得丢了你的人 ？http：//。”
“打扮什么，越居家越好。别说什么丢我的人的话，我只怕委屈了你，让她说你这么年轻漂亮，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老家伙。先打个招呼，别到时候你一赌气，就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快四点的时候，陈大龄就把杨红叫过去，让她坐在那里织毛衣。四点钟的时候，一个挺漂亮的女孩来了，杨红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太水货了，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冒充的，不过那个女孩倒没看出破绽。等陈大龄含混地介绍说“这是杨红，这是李晶晶”，李晶晶冲她点个头，就不再理她，只跟陈大龄说话。
刚好这时门卫刘伯上来叫陈大龄下去听电话，陈大龄客气地对李晶晶说：“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就跟刘伯下楼去了。
李晶晶问杨红：“你们家怎么不安电话？”
杨红没想到自己还有说话的任务，根本没准备，而且一听“你们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跟周宁的家去了，就说：“刚参加工作，手头也不宽裕，再说集体宿舍也不让安电话。”
李晶晶听了，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又问：“陈师母刚参加工作？陈师母跟陈老师不是同学吗？”
杨红也不知对这个问题陈大龄的版本是什么，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也算是吧。”李晶晶好像并不真的在乎他们俩是不是同学，只要这一声“陈师母”被杨红应了，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很快便站起来告辞，说：“我还有点事，陈老师回来你跟他说我先走了。”
陈大龄回来，杨红对他说：“你说不用讲话的，现在我应了她那声陈师母，那不是我在骗她吗？真的替她难过。”
陈大龄安慰她说：“当断不断，必为其乱。这种事情只能是快刀斩乱麻。她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再说她会觉得这只是个先来后到的问题，比较容易接受。不是她条件不好，只是迟到了嘛。”
“她到底哪点不好呢？我觉得她跟你挺般配的。”
陈大龄忍不住笑起来，说：“你现在的口气听上去跟毛姐一样，看别人都一对一对挺般配的。只要是好人你就会爱上他？不一定的嘛。像你跟周宁，一个班那么多男生，别的肯定也不错，为什么偏偏爱上他？爱情这种事，总要讲点心动的感觉吧？”
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无意当中，就说：“其实我小时候立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说了这句，杨红突然觉得脸发烧，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赶快声明说：“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
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听说是二胡，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一拉就恨不得哭，所以还是学了提琴。
陈大龄说：“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而提琴呢，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主要是爱的哀伤，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没有那番经历，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
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非打即骂。女人想的也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小女孩，连小学都不能去上。
杨红听着，就想起周宁的故乡周家冲，心想，跟他家乡那些打骂妻子的男人相比，周宁大概已经算是非常疼爱女人的了。杨红说：“有时真的很想为那些地方的人做点什么，特别是为那里的女人做点什么。”
陈大龄说：“那你可以参加讲师团啊。现在每个系都要抽出人来，组成讲师团，到乡下去宣讲党中央的精神，我也报了名。我倒不太懂党中央的精神，只想去那里教教书，教教琴，也算帮助那里的小孩子。不过H大很滑稽的，走的那天还要披红戴花，让全校师生在学府大道上夹道欢送，搞得我几乎不敢报名了。更滑稽的是，学校还分给我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分给我，我下乡去了，反而分给我。其实我这个人，住什么房子无所谓。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待过，我现在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觉得很幸福。物质生活上我是典型的不求上进，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杨红吃惊地问：“你分了一室一厅了？那你要搬走了？怎么你早没说？”连她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惊讶，赶快住了口。
陈大龄微笑着，看了她一会儿，才轻声说：“我又不是搬出地球去，我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就在五区，从这里的校门出去，沿着滨湖路，骑车不过十多分钟就到了。”
“那你要去讲师团多久？”
“去一年，如果愿意，待长点也不会有问题。”
杨红觉得心乱如麻，又怕他看出了她心里的不舍，慌忙告辞回家去了。
8
那天晚上周宁回来，杨红把陈大龄参加讲师团的事告诉了他，说：“我也想报名参加讲师团，我可以到你老家去教书。”
周宁说：“你别说起风就是雨了，你到那种地方去，过不了几天就会哭着要回来的。陈大龄也是吃饱了饭无事干，肯定是想分学校一室一厅的房子。”
杨红觉得周宁无缘无故地就不喜欢陈大龄，就说：“人家陈大龄才不是你说的那种小人，住什么房子他根本不在乎。”
周宁就呲地一笑：“他不在乎，那就别搬过去，怎么还装修得热火朝天的？总之他那人不太正常的。楼下小龚为了不去讲师团，专门出钱请医生给他开骨结核的证明。大刘呢，就赶快让他老婆怀孕了。只有陈大龄这样的人，癫癫狂狂的，才会想起跑那种地方去。像你这样没受过那种苦的人，说想去还可以理解。像我这种尝过那番苦的人，一旦逃离了那个地方，就再也不想回去了。陈大龄下过乡，那个罪还没有受够？真的搞不懂这种人。”
杨红说：“可是我总是要去的，听说年轻的，没下过乡的，都要轮着去的。”
周宁睁大了眼：“你也要去的？什么时候？你去了，那我怎么办？过一个星期就坐汽车去看你？乡下的路，颠颠簸簸的，只怕是颠到了骨头都散架了，想做都做不动了。”
杨红觉得他想来想去，最后都落脚到“做”上去了，也就不再在周宁面前提讲师团的事了，今年自己是去不成了的，系里把课都排好了，以后再说吧。
杨红就在那里扳着指头，算陈大龄还能在H市待多久，一算就吓了一跳。如果九月初就走，那就只有十天左右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觉得心里很难受，又很惶惑，我这是怎么啦？爱上陈大龄了？我是结了婚的女人，怎么可以爱上丈夫以外的男人呢？真的不能再跟陈大龄来往了，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但她又忍不住想跟陈大龄来往，就在心里说，只是一般同事，一般朋友。他要下乡去了，我送点东西总是可以的吧？杨红就挖空心思，想送一件又实用又贴身的东西给陈大龄。最后就想到做一个被套给他，这样他洗了被子就不用缝，一装进去就可以用，而且又是天天要用的，还贴身。想到贴身，杨红又觉得脸红了，为什么我要送他贴身的东西？真是不可救药了。
鬼使神差地，杨红就跑到街上去买了布，回到家就裁好了，用缝纫机缝好，怕拉链会夹了陈大龄，还专门用了暗拉链，从里面拉上，这样就不会划破陈大龄的皮肤了。还剩了一些布，杨红就做成两个枕头套，又用另一个颜色的布剪成提琴和蝴蝶的图案，绣在枕头上。一切都做好了，就拿到陈大龄房间去，看他喜欢不喜欢。
陈大龄自然是赞不绝口，说杨红太费心了，又说提琴的颜色、蝴蝶的颜色与枕头的颜色深浅相配，绝了。说完就掏出钱来，一定要杨红收下。杨红把钱扔在桌上，说：“这是对你参加讲师团的鼓励，不收钱，连学校都要鼓励你的嘛。”
陈大龄就一再坚持，说：“学校鼓励是学校鼓励，你刚参加工作，钱也不多，我工作时间长了，比你宽裕，心意我领了，钱是一定要给的。”说着，就抓住杨红的手，把钱硬塞在她手里，又把她的手握拢，不让她把钱丢桌上。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