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字条扎在缎带中：请即交淳于抱朴先生收。
没有写落款。
他诧异地打开一看，是两颗鸡血石的印章。
一颗是他的名章，另一颗是闲章。名章和闲章都一目了然：因为，细心的送章人替他印出了样张。名章是方章，刻着小篆，“淳于抱朴”四字笔力遒劲，非常精致；闲章是一块不规则的乃字形石头，同样温润且血彩斑烂，也用小篆，刻的是这样一句话：
“让建筑赞美生命”。
淳于抱朴吃了一惊。这句话是他说的，在一些场合几次说过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的主张，他的宣言。
他知道一些媒体，很早就将这句话，作为“淳于氏宣言”报导过了。尽管事后他对这种过于渲染的偶像式报导很不以为然，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当一个人成为公众形象或被偶像化时，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自己当自己的家。
淳于抱朴看了看印章的侧面，刻章者的名字和落款都看清了，毫无疑问是一位当地的篆刻名家。
那么，这赠章者又是谁呢？是谁如此有心地捕捉了他的爱好，动了这样的大心思？
他又一次感觉了无以名状愧不敢受的惶感。
这种无以名状愧不敢受的惶感，总是那样教他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他想，过两天他给他的助手柏森打电话，请他好好挑选一个贵重的礼物，以备回赠给赠章人。
他真想对那个人说：无功不受禄。要是真欢迎我，就不要给我这样承受不起的负担啊！
那天晚上，他突然被请去欣赏那场主人特地为他个人举行的专场音乐会，教他又一次感到难拂诚意，这样的消受，真是太过份太过份了。他手足无措，坐进那个小而精美的小剧场的第三排座位时，才发觉他的左右都是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两侧的“观众”，则都是穿了便衣的警卫；而前两排正中的那些个位置是空着的——这是为了第三排能够舒适观看。
当无法推辞的他不得不满心惶惑地坐下时，他为自己竟然没有穿礼服戴领带而来观看音乐会而更加羞愧难当。因为，这时，他才得知今晚的这位钢琴演奏家，还有指挥和属下的那个乐团，都是国内第一流的，也是因为他的光临才被主人特地从北京请来的。虽然，他为自己不曾料到的随便着装羞愧，但是，他知道，既然已经到这里了，不能说二话，对衣装，他也只有半痴傻地含糊了事，否则，他若是一开口，说不定就会有一套价格高昂的西服飞快送到他面前。
说实在，自打踏上故乡的土地，他就无时不感觉到这种过度的礼仪和扑面而来的热情。很多时候，他往往因为这种厚仪隆情的过于浓重而惧怕，很多时候他也会用他认为适当的方式，婉转地谢绝这种过浓过重的隆情厚谊。可是，往往是难以奏效的。你愈是婉言谢却，对方就会以为自己做得不够周到：你是在嫌弃，是在以谦示拒，是没将这些小小的东西看在眼里。因而，对方就会立刻绞尽脑汁变换方式和内容，这一来，就会弄得双方都更累。
于是，淳于抱朴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不能不深感中国的这种官方礼仪实在特殊，是一门学问太深的文化，更是一种需要改革的文化。每每当此，他就深切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确很笨拙，既不能扭转尴尬的状态，又总是事与愿违。他感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耐，简直幼稚无知如白痴。
他知道，这两颗章，鸡血石本身价值就相当可观，再加上名家的刻工。可是你要谢却试试？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去搜寻另一种更昂贵的，比如说昂贵得令人咋舌的、有如稀有物种的田黄。那他的罪过就更大了。
所以，他明白，这又是一件不能谢绝的礼物。但他起码得知道，这赠章者是谁？是谁察知了他的爱好，动这样的大心思？
起码，他让柏森准备好后，可以在临走前，用他的方式方法表示礼尚往来的答谢。
淳于托着这个锦盒在这张小枱子旁，苦思冥想般伫立了好大一会，直到服务员小琴请他去用早餐。
他终于恍然大悟：可以问小琴呀！于是就指着锦盒问：“小琴，您知道这是谁送来的吗？”
小琴见他一脸严肃的样子，看了看那个盒子，嫣然一笑：“哎，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是警卫班的小郝一早替人送过来的，首长，这么个小东西，您收着就是了。”
淳于说“小琴，不是说过么，不要叫首长，叫……”
小琴机伶地纠正：好好，那，我叫您伯伯，淳于伯伯，行吗？
淳于点头说：好，好！
正说着，客厅的电话响起，小琴过去一接，说：“首长……嗯，伯伯还没吃饭呢，哎，侯秘书长，您就让人家吃了饭再……”说着，又朝淳于眨了眨眼，对着话机说：“侯秘书长，我倒忘了，万秘书刚才说过，市办邱主任他们今天要陪淳于先生出去，吃完早饭后，淳于先生他们不会回到这儿的，可能直接就走了……去哪儿？对不起，不知道，我不知道……”虽然对方明明不会看见，小琴还是把头摇得跟货郎鼓一样。
淳于一听，有点明白来电话的大概是谁了，他也明白小琴不得不以撒谎帮他摆脱那么多来访者的苦心，虽然这都是他不太情愿的，包括突然换了这住地。
他摇摇头，朝小琴无奈地苦笑一下。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对小琴说：“请稍等，小琴，我还是要打个电话……”说着，他走向屋角的电话机，便想拨宁可的电话——他觉得，在H市，他最失礼于人的，就是宁可。自己曾经明明白白约请了她，却被这无数的不由自主而爽约，无论如何，他要给她打个电话说明，如果有可能，他想重新再约她一下以弥补过错。
小琴立马跟了过来，说：伯伯，您要给谁打电话，我帮您拨……
淳于立刻说了宁可的电话号码，在这方面，他的记忆好得惊人。
小琴却说：“伯伯，这是工作单位的号码吧？这么早，人家肯定没上班。回头再打吧？”
“那么，请您务必帮我记住，伯伯人老了，记性不好。哎，小琴，这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或者等会我可以请对方打过来……”
“哎，对不起，伯伯，我们这里的电话属于保密专线，只能打出去，外边一般打不进来的……”
“新闻单位的也不行吗？”
“不行。”小琴见他愣着，就又笑了笑说：“伯伯，这都是为你安全考虑，也为了使你减少被打扰的麻烦。中央领导同志住这儿，也是这样的。”
“那……”那什么呢？淳于想说，我又不是中央领导啊，可是，这样说，显然是不合适和不得体的。
这一来，他又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得再次朝小琴苦笑一下。
这下，他明白了：这小琴可不是一般的服务员。
五辆不同型号的小车，在通往小蓬莱的海湾，平稳快捷地直驰。
小蓬莱是H城通往郊县的一个必经之地，也是陆海皆通的小半岛。岛中高耸的那个灯塔，曾是H城的标志之一。作为地势平缓、坡丘起伏、有山景可借、有泉水可引、海潮又最美的临海半岛，避开闹市喧嚣的小蓬莱，当然是择地筑房的首选。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从前，它名字虽好，却是个不为人注意的所在。早年间，一些附近岛上的渔民因零星的捕捞偶而在此地停靠上岸，渔民的那些用作晾晒的小棚，也都是十分低矮而简陋的，简直就像原始村落的住民。因此，无论是作为别墅还是派作别的用项，这个地场，多年都没有引起注意。
六十年代末，自然捕捞难见收获的渔民，先后放弃了这片海域，也包括这片仅仅用作暂居的地场。小蓬莱泉水淙淙，涛声年年，除了那个高高耸立的灯塔，仍似一只孤独的企鹅，一直保持着那个仰天长啸的姿势外，似乎再也没有人想及这里原来是多么美丽而又可供游人休憩渡假的宝地。
小蓬莱突然被人青睐且在短时间内身价百倍，当然是近年的事。岛是H城的岛，地是国家的地，划入开发区且进入政府规划视野的小蓬莱，不要说一下子被当地的开发商人人垂青而不可得，就连海内外极有实力的大企业家，就开发这个名符其实的蓬莱仙岛想作进一步的洽谈时，均被告知：这个意向，绝对属于“免谈”的范围。
知内情者当然知内情，不知内情的永远不会关心与己无关的事情。对于小蓬莱的关注，当然是H城的一些爱管闲事或闲事的市民，他们多少懂得点官方、民间、军队、百姓、国家和私有财产的区分；懂得现在有关土地资源的政策什么的，于是，就纷纷猜测小蓬莱突然不同一般，可能是国家出于军事或国防方面的需要，在中央的什么红头文件下派了大用场。
于是，这几年，在小蓬莱中虽然间或也有一些隐蔽或半隐蔽的房子悄悄升起在山花烂漫的树丛中，但是，远离它的人，都不知道而且也不想打听这些房子属于谁，又是干什么的。
淳于抱朴已是第三次与他的陪同者到这儿查勘了。
虽然这一带海湾的许多地面构筑，早已物是人非，但这里毕竟是他曾经熟悉的地方，特别是面对小蓬莱的海岬，那片绿森森的松林中，曾经有过一片别墅群，都是二三十年代的建筑，那幢棕竭色木柱门廊与灰褐墙石构筑的哥特式建筑，就是他童年的家园。似水岁月几近百年，只有那块刻着“绿苑”两个大字的墙石，并没有因为风雨剥蚀而苍老，反而因为台阶下特别浓重的苍苔而显出了它的厚重。
父亲的祖辈在闽南，淳于那做造船和航运生意的父亲，在京沪浙广等地四处流连，不断迁居，但他对这座房子记忆最深，是因为这里毕竟是他落生之地，也是他童年及少年时期的戏嬉之地，是他与生身母亲一起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早逝的母亲的坟茔，就在离此不远的海边。
淳于的父亲因为从事航运生意，毕生四海奔波。他在晚年特别钟情H城，是因为自己的爱妻、一胎生育了抱朴和妹妹见素的母亲，便是H城的名门闺秀，父亲买了这幢名为“绿苑”的房子，本来打算永远安家在此。可是，产后积弱多病的母亲，在淳于兄妹六岁时撒手长逝，妻子一去世，这里就成了记忆中的伤心之地。续弦的妻子是广州人，陪父亲到了香港南洋后，这位固执的继母再也不肯回到北方来。与淳于同胞一胎降生的妹妹见素，也因在三四岁时就被一直没有生育的姨母接到南方去作为亲女儿抚养，而早早离开了“绿苑”。家境同样富有的南方姨母，也是深宅大院，并不需要外姓连襟们的任何房产。
于是，随着兄妹后来的离散，本来留给子翤们的“绿苑”，在解放后很长时间成为“无主”的私宅而被政府“公用”。说实在，淳于对这幢庭园阔大、房间小巧、窗户狭长的古堡式建筑留有深长的记忆，全是因为母亲。面色苍白、挽一个横S发髻、夏天总穿一身香云纱衫裤的母亲，倚在狭长的窗口，微笑地看着在庭园的松荫下玩耍的兄妹俩的情景，就像伦勃朗的一幅油画，永远嵌在了淳于的心中。这当然也是淳于对“绿苑”永不能忘怀的原因。要论居住，他却几乎想不起来它的什么好处——特别是每到四五月间的阴雨季节，海边城市的特有潮气，更使得这座花木蓊荪的房子永远有一股散不掉的咸潮气，地板和卫生间的瓷砖湿得能打滑，壁橱几乎能渗出水珠来。
淳于自打离家后，就没有回过这里，关于这个家园的后来情况，都是靠重新联系的妹妹在信中、电话中告诉他的，可妹妹又在外地，从小又是“过继”了的，遇到事了，还是要他这个正儿八经的“儿子”拍板。也就在九年前那次妹妹到美国与他聚首前夕，兄妹俩被再次告知：经多方查证，“绿苑”仍属淳于氏的合法私产，共产党办事就是只要查有实据，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物归原主的政策。故而，作为合法继承者的他们兄妹，政府将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各种处置方案。
尽管是“双胞”兄妹，淳于还是被当作淳于氏的长子作为遗产的继承者和主要发言人，何况他自小在此的生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尽管现在入了美国籍。但他一再说，还是请妹妹来定夺吧！他尊重妹妹的所有决定。兄妹俩讨论一番，几乎没费周折，一致意见是仍然由政府处置或赠予某个公共单位。予取予求当然无可厚非，现实的情况也是，无论作为私产保存还是居住，兄妹俩认为自己几乎不需要了——这在淳于当然如此，而处在“第二次解放”和政治上翻身的极度欢乐中，妹妹见素的态度几乎与他同样坚决。
现实的原因也是如此：淳于的两个子女都在海外有家有舍生活富裕；妹妹见素没有子嗣，拿她的话来说：我在南方，现在住的百十平米公寓房，不就是政府给的么？死了后照样要捐出去，我要这先人的老房子做什么？还是政府拿去派大用场吧！
妹妹这么豁达。他更没有“要”的概念。
当时的“绿苑”，在历经住宅主人的多次变更后，后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