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日光里，在晨曦与暮霭中，都能与这洋洋大观的红瓦房与黑瓦房相映成辉，都能成为这偌大校园中的一个景观。
乔桉在人群里问：“是谁将那母女俩请回来的？”
有很多目光转过来，朝我，朝马水清、谢百三等人看。
上课的钟声敲响之后，大家都回头看了一眼那房子，便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我没有进，马水清靠在廊柱上，也没有进。我走向他，小声说：“别上课了。”他没说话，走在我前面，朝那房子走去。
我们看到了汪奇涵。他正弯腰在地上捡瓦。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往远处的地头搬瓦，满手满脸沾满灰尘，最小的—个孩子，像个小鬼。汪奇涵听见了脚步声，站了起来，“林冰，马水清……”我们看到他黑糊糊的脸上，有一道不知被什么东西划下的伤痕。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对我们说：“灰大，别站在这儿！”
我们没有动。
他用两只黑手指推了—下眼镜，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们没吭声，就过去搬瓦他说：“你们有课呢！”
我们不吭声，搬了瓦就随他的孩子一起往地头走。
课正上着，谢百三又带了五六个人来。
汪奇涵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你们都有课呢！”
大家都不吭声。于是，田野的小路上，就有了—个长长的搬瓦队伍。大家间隔着站开，把瓦一片一片传送到地头。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将那些瓦全部无损地保全，它们在各个环节上受损，运到地头的好瓦，也就只有—半的光景。
汪奇涵走到—边去，用几块砖头架起一只铁锅，然后就用屋上拆下来的芦席烧水。火熄灭了，他就低下头去用嘴吹风；当火突然呼地—下腾起时，他就会向后一仰，将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脸膛染得红红的，很健康的样子。水烧开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摆下十几只白碗，往里面倒上开水，然后让大家都停下来喝。大家不停手，他就不停地说：“水凉了，水凉了……”大家就停住走来，一人端了一只碗。于是，天空下就响起一片咕噜声。喝完了，那白碗—个个再摆回来时，就都烙了黑指印。汪奇涵就坐在凳子上歇着，点了支烟，面对着那十几只空碗，像—个疲倦的过客，临时坐在路边的树桩上小憩。
到了下午，屋顶就全都揭开了，房子就剩下了四堵墙，—派大放光明的样子。
四点钟时，天下起雨来。汪奇涵的妻子就招呼大家赶紧进屋子躲雨。所谓的屋子，就是在校园外的路边上搭起的一个小草棚，里面黑洞洞的，进去时得弯腰。我们看了看那草棚，见里面摆了那么多家具，又进了不少人，就不肯进去，躲到了几棵大树下。我们贴着树干站着，像量身高似的。雨很凶狂，从天边漫过来，打得满世界生烟。远处，—个放鸭的披了蓑衣，在撵着追赶雨点而跑得四野皆是的鸭子。—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得到了一种痛快，居然不去躲雨，连人带牛立在大雨里。那四堵墙在这大雨里就显出一番悲凉来。拆顶之后，它们都显高了，也显瘦了。那雨就无遮无挡地倾泻那四堵墙围成的方框之中。这即将消失的四堵裸墙，就像从前的年代里留下来的—份陈迹。汪奇涵不知要干什么，撑了一把破旧的黑布伞，沿了泥泞的小径，朝那四堵墙走去。我们看到他进门去了，过了—会儿，又走出来，然后朝这堵墙望着，一直望到雨过天晴。
傍晚，我们几个在往宿舍走的路上遇到了王儒安。他见我们—个个赃如泥丸，问：“你们干吗去啦？”
我说：“帮汪校长拆房子。”
他停了片刻，点了点头，说：“这是应该的。明天，你们几个再吃点苦吧，我再派十几个人去。”说完，他就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他的腰依然有点错位，但错开后的上身挺得却是笔直的。步履也很从容。那一顷刻，我心中忽起了—个疑问：他从前那种痛苦的呻吟，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第四部分王儒安（6）
第六节
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讲俄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契诃夫，写了《变色龙》《套中人》等好些小说，讲许多典故，学生们都很爱听。香烟夹在他的手指缝里，燃烧着，袅袅地升起淡蓝的烟，把手指熏得焦黄，像个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指黄炸药。
对我，汪奇涵从未当面说过一句夸赞的话。几年之后，我在与油麻地镇医院的一个医生闲聊时，说起了汪奇涵。他告诉我说，一次汪奇涵来医院请陶国志拔牙，对陶国志说：“老陶，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说几句远话，那个小林冰，日后若得天时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这油麻地小镇，是容不下他的。我还真得感谢汤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铸下一生中—个大错了……”
王儒安与汪奇涵一直没有太多的言谈，路上碰到时，他给汪奇涵一支烟，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烟。如果站在荷塘边，王儒安会说：“今年藕长得不错。”汪奇涵就说：“哎，长得不错。”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头，王儒安会说：“辣椒瘦了点。”汪奇涵说：“该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俩。她们在食堂择菜，饲养学校的几头猪，抬了水给辣椒、茄子浇水……仿佛油麻地中学不是个学校，而是—个庄户人家。母女俩很朴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毕业时，王儒安居然当了新郎官。镇上的人就问：“是跟老的还是跟小的？”我也没搞清楚，就永远地离开了油麻地中学。
后来，县里曾几次调王儒安去县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断然回绝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学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居然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还有—个考上了北大，并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就那么—个农村中学！这事几乎惊动了全省。但，王儒安并没有看到这—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结束后，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脏病，走时没有一点痛苦，享年六十六岁。
第四部分不属于这个世界（1）
第一节
严格来说，艾雯本不属于油麻地中学，亦不属于这个时代，甚至也可以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她就是来了，来到油麻地中学，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那是在我刚读高二的时候。
在这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油麻地中学托那个时代的福，居然很兴旺了一阵。
这个偏远的农村中学，竟然一下子接纳了五六位从城里下放来的中学教员，其中甚至还有几位是名牌中学的名牌教员。这些教员讲课各显风采，堪称—绝。
比如说戴希民。昆山人，矮个，长脸，光光的大脑门，说话慢条斯理，讲课时，十指轻按在讲台上，掌心优雅悬起，一动不动。讲历史，从秦皇汉武，一直讲到共和国红旗漫卷，神色始终如一，不要讲稿，不打—个磕巴，不说一句车轱辘话，一堂课下来，全体长嘘—声。而他不等嘘声完毕，已将双手插入裤兜，绝不回首，挺胸而去。
再比如说范建业。常熟人，胖而白，两眼垂了两个沉甸甸的目隙，像水泡泡，肉鼻子，大嘴，讲数学，不在黑板上多写—个字，也不在嘴中多吐—个字。那—脸自信的神色在说：我老范讲数学，绝不重复，因为用不着重复。与下课钟声同时，是他手中的—个粉笔头，垂直、干脆地落进粉笔盒中。他活生生地让我们领略到：大千世界，万物峥嵘，数乃最美。
这些人构成了油麻地中学最辉煌的—段历史，他们后来的离去，使油麻地中学顿失灵性，从此—蹶不振。但，对于我来说，我永不能忘，也永不敢忘的老师是艾雯。日后，我投身于文学，与她的启蒙密切相关。我的审美趣味，我的种种行为原则与做人的风格，也都有着她的影子。她将以她高而瘦弱的身影伴随着我，—直到我终了。她于我而言，我只能使用一个词—永在。
艾雯是王儒安亲自接来的（王儒安爱才如命）。
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正在廊下慵懒地接受秋阳的照晒，艾雯出现在白杨夹道的那头。飘飘地，她就走过来了。瘦而高，轻飘如纸，单薄如篾，让人心里说：一阵风来，莫不要把她刮跑了！她的脸太长，中间又凹进去，突出个额头与下巴来。背略驼，两肩一高—低，身体就显得有点倾斜。我想起了我家中一只被鹰打伤了左翅的鸽子在大风中斜斜飞行的样子，想起了河边一架被大风折断—叶大篷的风车。飘飘地，她走近了。她的头发剪得过分短了一些，脸色有点苍白，眼窝四周是淡淡的黑晕。她的脖子上系了一条轻柔的纯白纱巾。她飘飘地走过去了。我们转动着脖子，看到那条纱巾在她的脑后长长地飘动着，像行云的尾巴。夏莲香伏在陶卉的肩头上，小声说了一句：“这个老师长得真丑！”
艾雯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听说，她周围的秀才们曾给她起过—个绰号，叫“可耕田”。那时全民正学习毛泽东诗词，此语自然出自“桃花源里可耕田”。用何耕田？犁。艾雯的脸两头翘而如犁铧。我们在听到这个绰号时，再看艾雯的脸，就觉得那个给她起绰号的人很促狭。
邵其平—直做我们的语文老师与班主任。艾雯—来，他就去了初中部，原先的角色让给了艾雯。艾雯到油麻地中学休息了两三日，王儒安领着她走进了我们教室。
王儒安向我们介绍了艾雯，说艾雯是复旦大学一个才女。王儒安走后，她便走上讲台来。她朝我们看了看，目光很柔和，柔和里又有些生疏和慌乱。
她把语文书放在讲台一角，直到下课铃响之前，未再动它—下。
“什么叫‘语文’？”她的声音很柔弱。她没有力气。但—开始，就把人抓住了。我们学了十年语文，可从未想过，也没听—个老师讲过何为“语文”。她也没打算要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目中无人的样子，一字一句地讲下去。她身后的黑板始终干干净净，黑亮黑亮地衬着她，没有落下—个粉笔字。她把话题—层一层地讲开来。最后讲到文章上。她说：“人都应该能写文章，最好是写一手好文章。日后，无论走到哪儿，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要有这个最起码的功夫。”她向我们讲了世界上几个大数学家，说他们的数学论文写得有多好，还很流利地向我们背诵了几段。
她走出教室后，我只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学过语文，心里感到寒酸得不行。
过了两周，艾雯将我们写的两篇作文——改完，又上作文课时，她没有再让我们写作文，而是把作文簿抱到教室里，专花—节课来讲评作文。讲到快要结束时，她从—堆作文里抽出一本来说：“我们班，林冰的作文写得最不好。”
全班同学就都掉过头来看我。
—下课，乔桉就吹笛子，吹得神采飞扬。
我偶然—瞥，见到陶卉正把那对眼睛藏在夏莲香身后看我。
我立即想到大串联时，她在江轮上对我的作文所做的由衷的赞美。于是，我觉得她的目光里满含疑惑。那是—种自以为看到了宝玉却被—个识得宝玉的鉴赏家揭穿其为陋石之后的疑惑。我觉得大家都在悄悄地看我。我突然—把抓起发下来的作文簿，将它左—下右一下撕成了碎片，扔在地上，然后，几乎是要哭出来—样，走出了教室，走到了油麻地镇上。
几乎整整—个白天，我就独自坐在小镇南面的河边上。秋天的大河很清静，只有一河秋水在显然瘦弱了的太阳下缓缓流淌。
我几乎是—个生下来就自卑的人。我对自己总不能自信，惟一能够使我感到骄傲的就是我的作文。然而，就这—点现在也被否定了。我感到自己很无能，心中满是悲哀。但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