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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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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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炮击,战士王天民钻进了猫耳洞,又一发炮弹把他的棚棚………弹药箱上头盖牛毛毡的歇凉地(猫耳洞闷热,那里多多少少要凉快些)………炸飞了,他要出去,我一把拉住他:“你不要命啦!”他哭着喊:“我箱子里还有50块钱!”那天很险,敌炮削下了半边山崖,我们连留在洞外的东西荡然无存。王天民50元钱只找到两块拇指大的碎片,一排长一块表剩下一块铁皮,二排长一床毛毯成了一堆黑绒,好多人只剩下身上的一件短裤,我们都认为那天完了,幸好,敌人轰了一阵,就没后劲了。它越南不行,炮弹不够,不像我们看准了一个地方就干净彻底收拾它。听说越南兵有首歌:“越南炮一响,中国炮成王!”

姜桂武:

一连指导员正指挥射击,敌人一发炮弹打来,气浪把他推出几公尺,掀到土坎下。排长见他耳鼻冒血,怎么也推搡不醒,大喊:“为指导员报仇!”全连都应合着大喊:“为指导员报仇,放!”炮弹发狂一般向敌人射击。指导员醒过来突然出现在排长背后:“报什么仇!我没死哩!”从排长手上接过小旗继续指挥:“大家注意,节约炮弹!别乱球打……”

李勇:

打老山,我们的炮阵地在著名的死亡线………三转弯一带,比较暴露,用望远镜看敌人占据的老山主峰,662。6高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方,伸手能抓到似的,我对团长说:“我们能回去一半的人炮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里除了采取绝对隐蔽性措施,保证我炮火一响就叫敌人无还手之力的优势外,就是在加固阵地工事上下功夫:我们连连续挖了三晚上,用弹药箱垒石筑地下墙,上头盖木头、沙袋。这种工事如果打几天就撤是可以的,但我们住了几个月,真够人受呀!下雨时头上滴水,下方成河,太阳一晒,里面成了蒸汽锅,有时温度高达四十以上,气都喘不过来。雨天不能穿雨衣,它防雨但不透汗不透气,能把人捂臭了;晴天大汗如洗,衣服裤子能拧出水来,所以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晚上只能睡在两根木棒上。久了,一个个都睡白了,面无血色,弯腰驼背,没一个人不病的……

石朝强:

总攻炮击准备期间,大家又紧张又兴奋,喘气都不敢大声,好象喘重了敌人会听得到。有晚上,一条胳膊粗的大蛇从上方木头缝里向我们隐蔽的工事垂下了头,在我们头上摆来荡去,谁也没动,不敢喊,更不敢跑出去,有个战士很勇敢,一把逮住蛇脖子“嗖”地一刀削去了蛇头,解了危。

炮击后,一个河北藉小战士肩部负伤,排长把他推进洞里歇息,又给他包扎,他一直说没事没事,一点儿不痛。排长刚转身,他大哭大叫起来,排长问:“咋了!”他掏出一封揉得皱巴巴的信给排长。排长这才知信上说他父亲死了,排长问:“你咋才想起哭?”他说前几天接到这封信一直没功夫看,刚才才想起来拆看。排长抱住他,比他还哭得凶。

姜桂武:

我处宣传干事陆仕佼,一心要复习功课,争取大学函授毕业文凭,他什么都丢了,但《文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什么的却带到了猫耳洞,洞时潮湿,每本书都成了半尺厚几斤重的“砖头”,他照样学,工作也肯干,写了很多阵地通讯。战后,他果然考上了,且门门成绩优良。他说:考试作文题叫“教训”,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在十年文革中成天喊口号荒芜了学业的教训。他称自己是“愚味的一代”。我说,你是“奋起的一代!”“猛醒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李勇:

炮兵最怕的还不是敌炮轰轰,而是蚊子嗡嗡,夜来蚊子真多,猫耳洞的炮弹箱墙面上一片片污血,是战士们打死的蚊子擦在上面的。炮阵地上流行一首歌:“猫耳洞的夜静悄悄,大群的蚊子嗡嗡叫,年轻的战士头枕着炮弹,睡梦中发出唉哟哟的哼叫……”

 

在猫耳洞最难受的是思念

………王迤南(炮旅参谋长)

1979年作战,我弟兄三人,一个姐夫都上了前线,在主力部队。我父亲是老八路,他说:机会难得!一个国家的兴旺决定于它的经济实力,但没有战争,就培养不起有民族意识、坚忍不拔的新一代!但母亲受不了啦,在我们出征之后,她就成了个泪人,安眠药也不能使她入睡。我到了前线,最担心的是母亲能否挺过来。

但我们几个人都安全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边境作战。1980年在河口方向,次年打扣林山,以后老山作战,从连长到现职,加起来好几年蹲在猫耳洞里。我也跑遍了所有属我指挥的炮阵地,所有山头的观察哨,我没有觉得受不了的苦累,只有当我在猫耳洞躺下来,上级没有下达什么任务,我们的炮火沉寂下来时,我就感到日子太难受了,对亲人的思念扰得我白天心烦意乱,晚上常常通宵不眠。

我身边有个参谋,一个通讯员,他们以为我不会休息,脑子里不停地围着我们当时指挥的几个炮营和几个观察所转。我要对他们说,我想妈妈呀!他们准会以为我开玩笑,可这是真话呀!最恼火的是不能写信,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我就希望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有任务,就什么都忘了。

有一回地方同志转来一封家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不说焚香拜读,但看前我尽力把手在胸前擦净,点燃一颗烟,一字一字品味,每次读,心里都怦怦地跳。

老山作战期间,我的孩子出生,因为爱人日夜牵挂我,也是吃睡不宁,孩子早产。我又多了两倍的思念。

因为思念,我在猫耳洞蹲不住。总想找个什么地方走动一下,或转移到另一处,说来很巧,至少有两次我都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烦燥离开猫耳洞而逃脱了挨炮,说不定是脱离了死亡。

仅这次次作战我在前线足足呆了一年。

由于我自己对亲人思念之深,我也能理解战士们这种情感。一个新战士常常哭泣,班长批评他:“尿泡”。我说:思念是人们最高尚的感情,他思念但他战斗表现一点不含糊就是两个高尚,如果他战斗表示突出就是三个高尚。这个新战士表现果然越来越好。

一个老战士辗转接到家里的信,未婚妻到了他家侍奉老人,他围着阵地跑了几十圈,过后激动得哭起来。别人对我说,他好像疯了。我叫他来我的猫耳洞里,说:“恭喜你,先敬你三壶盖酒!”他喝下酒,抱着我:“参谋长,你是个好大哥,你最知心知意。”后来战地搞了邮箱,能和家里通讯了。他家里给他寄来了烟,他给了我两盒,说是家里人的心意:回敬你们参谋长大哥三杯祝贺酒!

一个战士少年白头,家里给他寄来了染发剂。他说现在没时间染发,把它寄放在我那里。不久。他牺牲了。我把染发剂放到了他的墓前。

我们家寄来的是我的孩子哇哇哭、格格笑的录音带。没事,我就放这录音,一遍又一遍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最悦耳的乐曲。当然都是在猫耳洞无别人时才播放,我不能叫战士们看出我这个参谋长有副婆婆妈妈的心肠、也怕触发他们的思乡之情。

有一次半夜两点,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我是XX号,请讲。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当我听出是我爱人,心都快跳出喉尖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妈妈好么?孩子好么?”她笑起来,说:“我认识军区总机的一个人,想找你,她说试试,还真找着你了,什么事也没,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正要说话,敌人打炮了!她在电话里听到了炮声,又喊又叫:“你说话呀,说话呀!”我说:“没时间了。”上级指挥部的电话响了,我只好把她的电话压下。

九、失利篇

有本书上说: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

能不能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呢………不写失利的战斗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战史?

历史已无数次证实,所谓“战无不胜”只不过是“造神者”的杜撰。

任何一个民族、政党、军队是否光荣伟大,不在于它是否有过失败,而在于它身处困境、绝境时的心理与战力表现,更在于它失败后的诸多措施是否得当相宜。

我大胆地写了本书的“失利篇”。明白地说,我为我们的干部战士在失利时的表现感到骄傲自豪,但对有的领导事后的措施则深感遗憾。当然,这样的责任不能仅仅归昝于某个人,而是我们建国后整整三十年“政治运动”的回光返照!

 

我们营失利的因由

………顿景田(副营长)

说到一营就寒心,想哭一场!

1984年那一仗我们营失利了,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营!

我有悲观情绪………没有人写我们,更不会照实写,因为当时掌权的人还在,该对那次失利战斗负责任的人还在。

1979年反击战我们一营是英雄营,全营立一等功。1984年接受作战任务后,部队情绪非常高。

自从知道上级把攻老山的任务交给我们团以后,我们营都认为主攻的任务非我们莫属。一下子,营房里到处都在垒工事,练技术,寒冬腊月脱光了练长跑,负重越野比赛,都认为能担任主攻老山的任务,这是光荣之上加光荣,终生难逢。新战士一到部队,立刻感到重任在肩,光荣在身。

2月中旬向待机地域开进。路况不好,庞大的车队在雾夜闭灯行驶,战士们穿上白衬衣在路边、在车前引路,几百人毫无声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到达待机地,就投入紧张的临战训练,排以上干部多次前出侦察地形,研究战术。战士白天综合训练,晚上负重训练,专找爬不上的陡坡爬,钻不过的密林钻,最大负重140斤,最轻的也是70多斤。记不清越过了多少山,有多少人在路上昏过去。回到营地,在路口等着的老乡们看了就哭。每次回来一个连队就是一串泥球。

干部更累,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白天也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掉了沟,碰到树才醒。

现在看,战前把部队搞得过度疲劳是不科学的。但那时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怕上级突然来个命令………不打了!真那样,战士们会找你拼命!

终于决定要真打了。给一营的任务是穿插到老山背后,攻占1072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大家没二话,知道这任务艰巨不亚于主攻,都最后清理了包袱,把多余的东西捆扎成方方正正的小邮包,写上家庭地址。每个包里都有一份遗书。

那时我是副营长,一向以“单纯军事观点”出名,可是在部队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还是懂得先要摸清每个人的思想,再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我很了解,同志们强烈求战情绪的后面,压着许多“包袱”,有结婚三天被电报催回来的,有身上揣着父亲病危的封封电报的,更多的家庭困难,未婚妻“吹灯”……誓师会上,面对一片举起的拳头,我真想叫一声:“同志们万岁!”

4月27日晚7时开始向敌境秘密穿插。事前我和军长争论过。他限令三小时到达目标,我要求五至六小时,他不同意,我说我不能保证全营,反正我走前头,前头的按时到达。

从地图上看,这段距离一小时足够了。实际上的距离,多十倍也不止。

那种地形内地很难见。一面面坡,都在六十度以上,当晚下雨,土质泡软,一蹬一滑;上去后又是密密的竹子,藤条、刺芭丛;然后下崖,崖下是万丈深渊,只能抓住藤条一步步往下蹭,泥山上,边走边挖坑,脚上都带铁码子,码齿抠住坑再往前……林子里,尖兵先用刀子割竹,再挤过去,等一行六七百人都过去时,这条挤出来的路就成了两米宽的泥浆沟,沟里是尖角石、竹根签。前面的人两手全是血,后面的人不知有多少胶鞋底被扎穿,有的连鞋子被泥浆拔掉,只好光脚走。

我们后期准备工作是充分的,但过了头。战士们都决心吃大苦,流大汗,但对自己体力承受的限度估计过高。尽量多背东西,一是怕不够用,二是怕落人后,结果是人人超负荷。为了行军时无声响,天光亮,大家又把刺刀、铁镐、铁锹、水壶等等用布包扎起来,这些东西沾上泥水,又加重了份量。

为了黑夜行军不掉队,我们想出了在每个人钢盔后点上一点或几点磷光粉,再在每一个人被包上拉一根细绳,由后面的人牵着……但这些办法后来证明不多管用。进入森林后,林中朽木到处发光,还有莹火虫一飘一飘的,这些与钢盔上磷光粉相混杂,加上战前训练太紧张,许多人眼睛不行了,不仅没跟上前面的人,相反被朽木与萤火虫引错了方向。途中有的人昏倒,有的抓不住藤条滚落下去,种种原因,使部队出现掉队现象,一个人脱节,后面的一大节的就不知前面队伍去向,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不能喊叫更不能鸣枪,于是,问题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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