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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人们这些要求被送到王财地案几上时，皇帝陛下意识到传统的怀柔方式已经没有办法平息这场震惊中外大规模工人运动了，工人们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明显趣出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带有清晰的第三方背景，作为朝廷来说首先不可能全部接受这些政治主张。其次就算接受了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结束社会动荡，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动荡的加剧，此刻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恢复社会稳定就成了朝廷不得不选择的唯一方式，在日本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国家绝对不能有任何失去控制的社会动荡，否则在内外双方的作用下，新兴地帝国政府必将走向毁灭，而这样地毁灭必定是深入骨髓的。于是在罢工开始后地第十天，王财以帝国皇帝，帝国国防军统帅。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国了上谕。指责发生在江南部分省份的工人罢工是受到别有用心者挑动的非法运动，严令各地罢工工人在上谕后三天内恢复工作。并停止一切颠覆政府的行为，否则将以叛国罪处于极刑。同时为了安抚罢工工人，皇帝还宣布只要遵照朝廷谕令停止罢工，那么既往不咎，朝廷也绝不会秋后算帐，而且皇上还号召全体国民坚定信念，自觉抵制动乱。在上谕的同时，皇帝陛下命令总参调集了湖南、湖北、广西等省驻军乘火车迅速南下，配合江苏、福建、广东三省军警严厉镇压叛乱，上谕后三天之内任何在街头宣传、散布罢工言论，进行聚众集会，冲击官府衙门，扰乱社会治安的人都将被逮捕，任何敢于反抗者军警有权采用果断措施。
一时间大批原来驻扎在罢工城市周围的驻军纷纷开进城内平乱，大街上顿时出现了无数荷枪实弹，到处巡逻的军、警，他们自接到上谕起便迅速接管城市防务，维持城市治安，所有罢工的工人有权力选择恢复工作还是辞职，但他们没有权力选择是否继续在街上胡言乱语，任何不听劝告继续上街扰乱治安的人无一例外的都被逮捕。
应该说皇帝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是无可替代的，自上谕后，大部分城市的工人都停止了罢工，或者回到工厂、商铺继续工作，或者离职回乡避避风头，对于他们这些人，朝廷仍然坚持了怀柔的政策，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不但仍然聚集到一起游行示威，还公然修筑街垒对抗官军，其中以广州工人的反抗最为激烈，他们逮捕朝廷官吏，解散广州议政院，封闭城门，并抢走武器库中的枪械公然对抗不断赶来的国防军，最为离谱的是这些大字都不识一箩筐的工人们居然还选举出了广州临时议会，取代朝廷官署行使对广州的管理权，而极为讽刺的是当选的四十三名议会议员中有的是留洋学生，有的是商行老板，有的是旧官僚，可就是没有一位是工人，这清楚的表明了这次工人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们成了资产阶级谋求权力的炮灰！
毫无疑问，帝国政府当然不会对这样的非法政权妥协，忠于朝廷的国防军在几次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断然行动，利用火力优势向广州城发起进攻，叛乱工人承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仍然坚持不退，他们非常清楚，继续与朝廷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广州城破之后国防军一定会将叛乱者全部逮捕，因为此时他们已经不是罢工工人，而是叛国的敌人了。
然而就是工人们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浴血奋战的时候，当选广州临时议会的议员们并没有和他们的选民一样坚守着他们曾经大声疾呼的自由、民主，这些议员们反而派人出城联络国防军，以打开城门为交换条件，请求国防军保证他们所有人的安全，在这些所谓议员的献城协议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伤亡惨重的工人。
围城的国防军指挥官出于军事的角度很自然的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在广州临时议会的出卖下，坚持了六天的广州工人暴*彻底失败，趁着夜色攻入城内的国防军士兵迅速逮捕了大部分仍然伏在城头上坚持抵抗的工人，所有参与、同情叛军的工人、市民都被毫不留情的收监入狱，等待朝廷的处罚命令，至于那些献城有功的四十三名议员也被专人看管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前线指挥官也没有权力决定放不放人。
说实话从王财的角度来说，他并不认为工人们争取权力有什么不对，但是他无法忍受的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打着自由的旗号去利用工人来谋取个人权力，广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在国防军手下留情的围攻广州的六天时间里，伤亡工人超过七百人，而欺骗、利用他们的那些资本家、亲西方学生一共才伤亡不到十个，这是什么比例？除了哀其不幸以外就只有怒其不争了。依着王财的脾气，这四十三名议员肯定是得找个借口收拾掉的，至于那些上了当的工人他到是没有打算要给什么处罚，王财相信只要他们明白自己所选的这些议员是如何出卖了他们的信任，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本着这个目的，皇帝命令接管广州城防的国防军将参与暴*的工人与同情者都组织起来，让这四十三名议员自己把他们所做的事情给详细说说，说完之后便全部释放，让他们自己去琢磨一下。
第二卷 第二百九十五章 ：帝国宪法
从以农民为主的天京危机到以工人为核心的三省罢工，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帝国政府经历了两场发人深思的政治运动，这两场看似互不相关的运动其实有着深刻在内在原因，随着思想启萌与工业化的推进，国民解放意识的提高、工人数量的增长都必然的导致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即使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办法阻止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历史的必然性促使帝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深刻的反思。首先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以前高高在上的皇帝再次表现出了亲民的作风，即使在民众大规模的冲击下，皇室仍然坚持用采用较为缓和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动用国家武装力量之后，也能对参加动乱的工人宽大处理，这让皇室在民众中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上政府以广州事件为突破口，故意在工人与亲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对立，使工人重新开始回到政府一边。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朝廷的威望、国家的统一稳定得以保全，在“永不加赋”这四个字的推动下，帝国政府再次迎得了民众的信任，政局得以迅速稳定，同时国家长期难有定论的税制改度也在这场危机中被皇帝御口亲定，低税收政策成为中华帝国政府贯彻始终的重要国策，第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皇帝陛下坚持通过税收来调节人口增长的办法也成为影响帝国长远发展地重要政策。正是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帝国人口从清末的四亿在不到二十年的时候里迅速突破4。3亿后增长渐渐放缓，并最终维持在六亿左右的水平，人口的缓慢增长保证了就业，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了新增人口的教育质量，推动了整个社会向高素质发展地进程。第四从国家政策来看，正是亲历了这场危机。感于长期战争给民众造成的伤害，帝国皇帝终于将争强争霸地外交政策调整为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主动与长期对抗的西班牙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放弃了长期以来在印度问题上与英国的对抗政策，积极寻求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的交往，在坚持即有领土的基础上，放弃扩张（南海问题除外）。并最终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实现帝国在世界问题上地话语权。
但是这场危机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首先，由于在解决问题中政府表现出了过度的软弱，结果导致国家机器在执行正常公务时的阻力大大增加，老百姓开始习惯于通过聚众的方式来实现正常途径难以实现的目的，官员在执法中“该严的不严，该软地更加皮软”，造成社会犯罪日趋严重；其二便是将长期以来军方与政府的矛盾露出来。唐叶在危机时刻擅自调动警察部队与天京驻军破坏了帝国政府始终坚持的文官政治原则，第一次将军队拉入到政治问题当中；第三则是工人罢工运动的兴起预示着随着工业化的加快。新兴资产阶级与工人将会更加迫切的追求权力，这就意味着朝廷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相适应地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统治阶级始终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领导者，并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国家长久发展。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前一个问题到并不难解决，但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身为帝国皇帝的王财头一回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后事，他自己拥有对帝**队的完全领导权，可是自己退位之后呢？或者自己归天之后呢？继任的皇帝是否有能力继续控制住这些军方将领？未来的各届文官政府是否有能力驾驭国家军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甚至王财完全有理由相信，以现在国内军、政互不统属的行政架构来看，只要自己一死，那军队就很有可能会慢慢地夺取国家政治权力，而历史上任何一个军人掌权地国家都避免不了在摧毁别人的同时也摧毁自己地命运，但这个问题又的确不好解决。
仿照宋朝体制把军队与将领分割开，到需要时再让两者重新结合？这个不行。事实证明临时拼凑起来的作战体系非常可能出现“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危险局面；是采用监军的办法来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这个也不行，事实证明监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将领作战灵活性。监军制度在军队管理上的“度”很难具体条文化，由此也造成了或者监督不力，或者监督过份，激化军队与朝廷的矛盾；采用文官治军？那更离谱了，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当然应该有一定的文化，但是有文化的未必就是合格的将领。如何将军队定位到维护国家独立、安全而又排除在国内政治斗争以外，成了王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即使所有的将领都拍着胸膊保证“永不叛国，永不干政”这都是不可靠的，所谓人心难测，谁也不能保证在他死后，这些将领仍然能和现在一样忠于皇室，忠于朝廷，只有用制度来确定军人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彻底避免军人政治的出现，可是这个制度到底该如何来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显然放在这个时代并不适合，但是由“皇帝指挥军队”似乎也不妥，这样很容易造成**。
而比这个更为困难的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在王财看来，只有通过建立一个代表更广泛社会意识的政府来行使国家权力，才有可能避免决策的偏向性，只有通过吸收更广泛的民意民声，才有可能保证国家权力的长期合理性，在决策系统中，将资本家，地主，工农阶级进行势力平衡，保证政权的平衡，决策倾向的平衡，从而也能将皇族置身各种危险和浪潮之外，这就与建立以议会、内阁、法院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有关系，内阁和法院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渐趋成熟，但议会却仍然先天不足，虽然目前各地的民众运动都有当地议政院的影子参与其中，不过目前举行全国大选仍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此刻对于王财来说，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着急的推行全国议会选举，而是为将来君主立宪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帝国宪法！
穷心竭力十余年时间完成的《中华帝国宪法》终于在反复修改十余次之后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十余年时间里容闳心无旁骛的带领着二十余名国、内外法学专家专心于这部帝国根本**的研究编写，从国家政权安全，政权结构，君主的地位等各个方面详细义了国家的政体，行政系统的结构，权力的配备，此前皇帝陛下与立法院之间关于政体的争议也在这场动荡之中达成了一致，皇帝陛下最终批准了国家政体的变化，并同意在未来十年内由帝国的皇权**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但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华帝国宪法》中所规定是君主立宪制仍然保留了皇帝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主要是通过“王临议会”的上议院来完成。
在一般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君主作为国家名义和礼节上的，国家最高军队领袖，议会、宗教和领土的拥有者和保护者除了享有被咨询权、提供建议权和警告权以外，并享有具体的行政管理与干涉国家具体事务的权力，君主在法律意义上更多的是一个精神象征，可是在容闳把这个弱化皇权的宪法草案上交到皇帝面前后，毫无悬念的被王财否决了，彻底的失去对国家的驾驭权这是王财所不能忍受的。于是容闳被迫弄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来，通过在君主与议会之间增一个代表皇权的上议院来协调民选议会——下议院，最终实现皇帝对国家的影响。在宪法中规定，上议院由是君主亲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