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19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思想吗？有许多
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
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
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
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荡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满清，反对共和政体，
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
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
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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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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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
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责就煽动全国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
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
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
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1906）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
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
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
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完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末年（1907年）满清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
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
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满清，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
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
连了他的同志秋谨，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
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
在摈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
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
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
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
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
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
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徵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
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
生激烈的战争。满清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满清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
各种障碍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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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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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
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属于那一党派。却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满清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原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朗，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卫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
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权下作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