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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4）
明代宦官刘若愚给后人留下一段对宦官生活的描述：“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安。又三五成群，饮酒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帮凑饮啖，所谈笑者皆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后纷争，小则骂僮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唤骂，为求胜之资。然易得和解，磕几个头，流过几点泪，即欢畅如初也。”（《明宫史》）其生活之无聊可见一斑。再加上身为人奴，长期的卑躬屈膝造就的心理阴影和身体残疾混杂起来，一旦掌权，其飞扬跋扈，逞己凌人在所难免。然而宫廷权力这驾马车，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都一样，好上难下，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时候，权力的破坏力就会被发挥到极处。以至于挟制君主、凭陵社稷、弄权干政、残害忠良、搜刮挥霍、结党营私。人的私欲和权力结合后所能干出来的一切坏事都会毫无约束的被浓墨重彩的来上一笔，直到其覆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干政却是借着外戚这股东风的。东汉首位掌权的宦官郑众就是在消灭窦宪的过程中崛起的。他为人谨敏，有心机，章帝时以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时加位钩盾令（皇家花园管理员）。郑众不依附当时炙手可热的外戚，一心王室，因而得到和帝宠信。窦宪覆灭，郑众首功，被升任为大长秋，封剿乡侯。和帝常与议事，宦官用权从此开始。可以说和帝是刚出于外戚之坑，又掉到了宦官之谷里，皇权虽没有完全旁落，但已经开始摇晃不稳了。郑众之后，先后兴起的是孙程、单超等人。
借机得势
安思皇后阎姬有才色，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入宫后即得到安帝宠爱，立为贵人。第二年，立为皇后。但她生性妒忌，并且有着很强的权力欲望。汉安帝幸宫人李氏，生下太子刘保之后，阎氏怕李氏会取代她的地位，就将李氏毒死。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阎后的弟弟阎显、阎景、阎晏并为卿校，典禁兵，次年，又封阎显为长社县侯。阎氏家族开始走上不可一世，声焰赫赫的道路。后又因怕太子将来继了位为母报仇，于公元124年诬告年仅10岁的太子谋反，逼迫安帝将太子废为济阴王。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安帝死于南巡途中。阎姬与哥哥阎显秘不发丧，以防止京师大臣们拥立在京的刘保，四天后，扶安帝之尸回宫，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任命哥哥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掌握军政大权。为了长期把持朝政，拥立年幼不懂事的汉章帝之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史称少帝。
少帝在位仅七个月就死了，阎氏兄帝又秘不发丧，关闭宫门，屯兵自守，准备再从众王子中挑选一个傀儡。中常侍宦官孙程为了从外戚手中夺权，秘密地联络了十八个中黄门，截单衣为誓，发动政变，迎立济阴王刘保为帝。这样，刘保便于公元125年11月丁巳继位称帝，改元“永建”，这就是历史上的汉顺帝。汉顺帝即位后，令羽林军杀死卫尉阎景，逼阎太后交出玉玺，又发兵逮捕阎显、阎耀、阎晏，一一处死，后来阎太后又被软禁于离宫中，于永建元年（公元126年）死去。
孙程等十九个宦官全被封侯，是为“十九侯”，赏赐各有差。从此贵幸莫比。十九名宦官的集体亮相，成为那个世纪当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政治大事，宦官参政已是题中应有之意。
孙程等人既已贵幸，会不会一样功高震主、不得好死呢？
后来，永建元年，孙程等人因为替司隶校尉虞诩辩驳罪状，拿表上殿，呵斥左右，惹怒了皇帝，被免了官，遣送十九侯全部归封国。孙程归国后，怨愤非常，把印绶、符策全部封还给皇上，自己逃归京师，往来山中。顺帝知道后，不但没有怪罪，还恢复了他的官爵和封地，并赐给车马衣物，遣其还国。两年后，皇帝又想起孙程等人的功劳，将十九侯全部征还京师，授予官职。阳嘉元年孙程卒，顺帝派五官中郎将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谥为“刚侯”，可谓善终。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5）
等到汉帝国到了孙程这一步，宦官已经从皇帝身边的一个配角上升到可以左右历史进程的重要位置，以前是替皇帝出出谋划划策，或是进进谗言，现在则达到权倾一方，可以拥立的地步，宦官这个被人看不起的身份，从此让世人侧目。
独揽大权
汉顺帝虽然深受外戚之害，在他手上也曾成功灭掉过阎氏外戚，但他执政时，还是重新培养了另一个外戚集团，而且是东汉最大的外戚集团———梁氏。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两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秉政二十余年，连立三帝，跋扈无比。
梁冀，字伯卓，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他长相十分凶悍，说话口吃，读书甚少，仅能应付最简单的文字和筹算。他的姊妹中一人是顺帝立的皇后，另一位被立为贵人。公元144年，东汉顺帝去世，太后临朝称制，梁冀专立小孩子当皇帝。他先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冲帝刘炳，只半年就死了。后又立了才八岁的质帝刘缵。质帝自幼聪慧，他见梁冀骄横跋扈，很气愤。有一天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面，指着梁冀说：“真是个跋扈将军！”梁冀听后怀恨在心，立即派人将质帝毒死。又从皇族里挑了一个十五岁的刘志接替皇帝，就是汉桓帝。
汉桓帝即位后，梁皇后成了梁太后，朝政全落在梁冀手里，梁冀更加飞扬跋扈。因有拥戴之功，桓帝允许其佩剑穿履朝见、上谒不须署名；又增其封邑至四县，赏赐丰厚。他为自己盖了不少高楼大厦，把洛阳近郊的民田都霸占下来，作为梁家的私人花园。禁军将领及皇帝的侍臣，也都由梁冀来亲自确定，因而桓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他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官员迁转，皆先至梁冀处谢恩，然后才敢去见尚书。地方贡献朝廷的物品，都要先选上等的送往梁冀家中，其次才给桓帝。他还爱养兔子，在河南城西修兔苑，绵延数十里，然后下令各地交纳兔子。他还在兔子皮毛上刻上记号，如有伤害，罪至死刑。有个西域的商人就因不知道这个禁令，打死了一只兔子，结果被转相告发，竟株连致死十多人。
梁冀把几千个良家子女抓来作为奴婢，把这种奴婢称做“自卖人”。言下之意是指他们都“自愿”卖给梁家。他还派食客去登记全国各地富人的家财，然后罗织罪名，叫他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就办死罪或流徙。扶风人孙奋十分有钱，却又相当的吝啬。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向他借钱五千万。孙奋舍不得，又不敢，狠狠心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派官府把孙奋抓去，诬说孙奋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守金库的奴婢，偷去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都要追还。孙奋不肯承认，被活活打死，财产一亿七千万落入梁冀手中。
梁冀这样无法无天地掌了将近二十年大权，此时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已经死了。汉桓帝非常喜欢邓贵人。梁冀欲认邓贵人为干女儿以自固，怕邓贵人姐夫邴尊阻挠，就派刺客将其刺死，后又派刺客去杀邓贵人的母亲，惹怒了汉桓帝。于是皇帝也造反，桓帝秘密地跟单超等五个宦官定计，啮单超臂出血为盟，趁梁冀不防备，发动羽林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其宅，收了他的大将军印，逼其喝毒药自杀。梁家的子弟、亲属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爪牙、心腹三百多人被罢免，朝廷为之一空。
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从此之后外戚势力一蹶不振，朝政大权专归宦官。单超等五人仗着跟刘志的咬臂之盟，令其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们除了贪污暴虐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成为中央和地方的蠹害。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而掉头与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这回并不像过去那样，只跟皇帝告告状而已，他们利用所能利用的一切权力，与宦官流血对抗，宦官自然回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个宦官时代。从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189年全体宦官被杀，共31年。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6）
3。此消彼长———两派斗争
宦官在身体本来已经残缺，受人轻视，当年司马迁不是说过自己的处境：“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吗，如果行为上再贪婪卑劣、乱政扰民，激起公愤、竖起坚敌是迟早的事。那么，面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谁是他们的劲敌呢？
士人在汉朝政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延及东汉，光武帝本是太学生，在军中夺天下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所任用的一朝功臣也大半通儒，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民间的儒业亦十分发达。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都分别出现了专门研究讲学的著名学者，形成了与后世朱程等人的“宋学”相并称的“汉学”。当时的经学门户壁垒森严，士人崇尚名节，弟子以坚守老师的学派门户为最高荣誉，相互标榜，品评砥砺。都城的博士弟子由武帝时初设的五十人，猛增至一万多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广泛基础的政治势力。
再加上汉朝官员选拔制度为地方察举制和公府征辟制，士人入仕，需要有关官僚运用察举、征辟的权力进行考核和推荐，从而与这些官员们结成集团，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样形成党派之争就在所难免，在汉代主要是士人内部小集团之间的小斗争以及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大斗争。
清议形成
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除了胡作非为，大肆搜刮外，还把持着官吏的选拔大权。他们滥用亲朋，混淆黑白，让很多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无法入仕。当时民间流传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一方面使失去晋身机会的士人对现实社会不满，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僚发出打击黑暗势力的呼声，他们联合起来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直接针对的是宦官势力，遭到其*，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那么，东汉末年的这种清议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
本来察举及征辟的标准，主要是儒家的“德”。当时，德行高洁之人是被看作可以辅翼圣教、敦睦民风的政治人才的。然而，“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没有一个办法将其量化考核，所以，察举、辟召主要就靠社会舆论，靠人们的口口相传。这样，品核他人就开始为社会所重视，这种人物评论的风气就渐渐流行开来。
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桓、灵之世，士人们的评论就慢慢发生了变化，此时由于宦官专政十分严重，评论就不单单是为了推举与选拔人才，揭露奸邪也成为它的一项职能。清议成为士人在政治、社会上最初始的一种势力表达。桓帝时的太学生达三万人，他们和朝廷中的大臣声气相通，倾动天下，抨击朝政，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清议势力。这两部分人的结合，使得东汉清议的影响力已经不限于中下层社会了，而开始“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左右朝政之嫌，这也是党锢之狱兴起的缘由。
东汉时期儒学的兴盛，客观上也使士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儒家对德行修养的强调，很快转变成士人“重德行轻功业、重德行轻利禄”的价值实践。这样，追求功业、利禄被看作是世俗之人，强调德行修养，反而成了大多数人的追求。加上朝政的黑暗也使士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从反面更加让士人们对功业、利禄失去兴趣。社会这样的发展使得汉代的士风从温柔敦厚逐步演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