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是翰林学士李德裕，这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李德裕是元稹的密友，此时的元稹虽然处境艰难，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奥援，卷土重来未可知。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非常被动了。
唐朝的这些官员们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毫无顾忌地闹着党争，干着拉帮结派的活计，唐朝的安稳已被置诸脑后，有这样的群臣，亡天下还会远吗？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前宣武节度使韩弘和他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相继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韩绍宗。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会借着韩绍宗年幼无知的机会窃盗家财，就特地命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好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宦官却意外地在韩家找到了一本账。当年，韩公武为了能保住父亲韩弘的宣武节度使之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每一笔都在账本里有清楚的记载。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朱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显得非常的醒目。李宥笑了。他很欣慰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机会。很快他就心怀叵测地援引牛僧儒入相。
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点：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显得平庸；他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即使牛僧儒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
这样，李逢吉不仅褫夺了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时候，黯然离开长安，到浙西任观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绅在长庆贡举案中打击了策论案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朋友牛僧儒联手李逢吉开始对他实施报复了———牛、李之间的嫌隙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2）
元稹罢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茕茕孑立。但是，李绅从没有放弃反击。这使李逢吉暗地里下决心，一定要打垮李绅。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李绅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李宥不怀疑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
就这样，长庆贡举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暗淡，风光不再。
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不把李绅逐出京城就迟早有被反攻的危险。
李绅唯一可以依靠的李宥终于一瞑不视。李逢吉一党知道他们解决李绅的时机到了，开始日夜策划。在楚州刺史苏遇的建议下，他们为了避免李绅给新皇帝留下好印象，决定在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之前就对李绅下手。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新皇帝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李逢吉一党坐大的局面形成。
李逢吉在取得绝对优势以后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边的“八关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后，一边充当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无忌惮地欺压还有些正义感的士大夫，一边贪污纳赂，“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李逢吉一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数文官士大夫，他们开始寻求途径，打破李逢吉奸党独揽朝纲的局面。那么，谁有资格对抗位高权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只有一个人，论资望、论才干、论人品，都在李逢吉之上，是抗衡和取代李逢吉的最佳人选———那就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
此后，裴度请求入朝面圣。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谁都能看出，李逢吉一党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冰山将倒，八关十六子们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还想垂死挣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
随着李逢吉一党的瓦解，中唐的党争也即将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该党的核心圈一分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训为代表，包括了张又新等人，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在长安兴风作浪。更多的人随着李逢吉罢相离开了长安，淡出了决策层。程昔范“会朋党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韦处厚赶到岭南烟瘴之地，任桂管观察使，并死在任上。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3）
第二，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和李逢吉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分享他的权力，但又没深度介入他们的种种恶劣活动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闵等，则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整合，逐渐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
第三，与李逢吉奸党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另外两位则和郑覃、陈夷行等逐渐结合。在翰林三俊的蛹里，李党破茧而出。
中唐党争的高潮牛李党争终于拉开大幕。
高潮迭起
两派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使皇帝头痛。
譬如在平藩镇势力的战争中，牛僧孺一党主张息事宁人，不同意挑起战端；李德裕一党则主张坚决*，削平藩镇势力。在边防安全问题上，李德裕一党主张用武力平靖边患；李宗闵则主张怀柔让步，以求边防安定。后来发生的“维州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改革朝政上，李德裕一党重视革除旧弊，弘扬新法，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而牛僧孺一党则主张稳妥为上，维持现状。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就想方设法贬逐另一方。今天李党逐牛党，明朝牛党逐李党。好似小孩压跷跷板，一会你上来，一会他下去。
李宗闵被贬剑州后，心中岂能自甘，便千方百计用金银珍宝打通权阉王守澄的关节，又入朝当上吏部侍郎。后听说由于裴度举荐，李德裕即将入朝任兵部侍郎，不日即要为相，这对自己无疑很是不利，忙去找王守澄求助，举荐自己为相。
王守澄要怎么样说李德裕的坏话才能让文宗信服呢？对李宗闵会说些什么呢？
王守澄果然不负所托，攻讦李德裕虽才华横溢却嫉贤妒能，营私结党，是朋党之争的罪魁祸首，不能重用。极力举荐李宗闵为相，说他熟读经史，处事有方，自任吏部侍郎以来，清正廉明，奉公守法，能体恤百姓，效忠朝廷，是难得的清官；且为人老实持重，如在平藩一事上，李宗闵十分慎重，赞同文宗以恩德感化，平息争战。这样一可使百姓远离战争，安居乐业；也可使国库不再因平藩之战而耗费钱粮。这些话倒合了文宗的思路，觉得李宗闵还是长于李德裕。
文宗理了理思绪，同时慑于王守澄的淫威，无可奈何地决定任李宗闵为相。
李宗闵达到目的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将当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李德裕排挤出去。此时李听恰好回朝任太子太师，义成军缺了一个主官，李宗闵便以义成重镇需一文武全才的儒将掌理军政大事为由向文宗推荐李德裕。此时的文宗心里也十分清楚，二李在朝，自己也会不得安宁，只能将在兵部侍郎位上尚未坐热的李德裕派出去任义成军节度使了。当然，有李德裕出任，他也十分放心。
排挤走李德裕，李宗闵开始培植亲信，将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推荐为兵部尚书。此时，恰巧也有一个职位空缺出来，同平章事王播病亡，牛僧孺就在李宗闵力荐、王守澄帮腔之下，未费吹灰之力的继任了王播的相位。李德裕未坐稳被逐走，牛僧儒一样未坐稳却又一次高升，牛李党争的嚣张，已经是不避人耳目了。
李宗闵、牛僧孺在拉帮结伙培植亲信的同时，不断地借故生非排除李党官员，即使对贬到义成的李德裕也仍在寻找时机再贬到更边远的地方去。
这时兵部得到西南边地发来的告急文书，说西川节度使郭钊身染重病，难理军务，请求朝廷派员替代。牛僧孺、李宗闵闻报大喜，立即面奏文宗，请求派李德裕前去西川接替郭钊镇守边关，防御南诏。文宗深知李德裕之才，西川乃西南屏障，也需这样的人才去守边，便欣然应允。并召德裕进京，面授旨意，设宴饯行。
李德裕当然知道这是牛党在打击自己，但也只能奉旨前往。到成都后，他先拜访郭钊，探病问候。接着整治军纪，训练士兵，修葺城墙，囤积粮饷，使边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南诏闻之胆寒，一时不敢轻举妄动。郭钊把这些详尽奏报朝廷，文宗十分欣慰，称赞裴度慧眼识人。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4）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曾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大功一件，却被宰相牛僧孺说成：“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随意”的一句话，文宗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和晚清时候的中法战争差不多，得胜的中国人还不得不向法国赔款，作为主帅的李德裕当然愤恨交加。后来，又有人替李德裕打抱不平，说牛僧儒借着这件事在排挤李德裕，才使文宗开始疏远牛党。
但因为有宦官的从中作梗，把持朝政，加上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所以李德裕和牛僧孺还是在轮流地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了，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驾崩。第二年武宗继位，建元会昌。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
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言听计从。李德裕从政以来从未有过这种风虎云龙的际会时刻。是时回鹘在北方受挫，整个部落向南迁徙，过着艰难的徙荡生活。武宗采纳李德裕对该部落的怀柔之策，一方面给他们发粮赈济，拯救艰危；另方面又明察暗访，防范有加。在处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种正确的决策，当时受到好评。对于那些寇边抢掠扰乱内地社会安定的部族，则采取极强硬的手段，予以坚决地回击。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鹘另一部族首领乌介克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