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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还广结名流，许多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钊、杨度、江一平、郑毓秀、秦联奎、陈群、杨云史、杨千里等，都是他的寻常座上食客，连名震天下的大教育家黄炎培也是他的好友。
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的整个气质脱胎换骨。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定会是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二、重视教育。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十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三、积极抗日。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一百五十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二十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七千五百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六分之一。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信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五个支队中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而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二十七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仍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
四、看淡金钱。1949年后，杜月笙想去法国，希望蒋介石给他办护照。老蒋说，护照可以办，先交十五万美元手续费。杜月笙仰天长叹，才明白天下最狠的流氓原来不是他姓杜的。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诫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五百根金条，还算是少的。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了十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据其女杜美如说，杜月笙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1节：启功为何否认自己姓“爱新觉罗”
启功为何否认自己姓“爱新觉罗”
提起启功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是著名的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教育家和诗人。其书法造诣极深，独步当代书坛。书法界评论启功书法作品“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典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很有余味。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启功生于1912年，卒于2005年，满族人，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和亲王弘昼（雍正皇帝的第五子）的第八代孙，是正儿八经的皇族贵胄。因此，有人称启功为“金启功”，也有人称启功为“爱新觉罗·启功”，有的文章中写“启功，满族，爱新觉罗氏”。但是，启功自己却申明：“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启功自己的解释，不姓“爱新觉罗”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原本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是后人加改而成的，从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看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二是认为，“爱新觉罗”如果真能作为一个姓，其荣辱完全受政治摆布，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启功之所以拒绝姓“金”，是因为其祖父毓隆痛恨袁世凯，在进入民国后拒绝随俗改姓，并在临终前嘱咐启功：“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启功谨遵遗命。
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启功参加。启功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自己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
但偏偏有人喜好把启功和爱新觉罗扯在一起。有人给启功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启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启功就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他说：不信你们去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启功一岁丧父，十岁的时候他的曾祖、祖父又相继辞世。他十二岁的时候，因其曾祖、祖父为下科场而主动放弃封爵，其父未及封爵就已辞世，宗人府按例让启功袭封了一个“三等奉恩将军”。其时正值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仍保留清帝尊号的溥仪面临着随时被逐出紫禁城的命运，宗人府自然更是风雨飘摇、前途难测，只能按照《优待条件》中“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的规定，抓紧时间开出一些“空头支票”。所以，启功虽然袭封了“三等奉恩将军”，却连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享受过。
童年的启功经历了这个鼎食之家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他说：“我真正体会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因生活贫困，启功中学没毕业便辍学谋生，靠教家馆和卖些画作维持家庭生计。
1933年，启功由傅增湘荐举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启功以高中肄业生的资格，跻身高等学府，并成为一代宗师，自然得益于家学渊源（其曾祖、祖父均为翰林出身）、名师指教和过硬的社会关系（傅增湘和陈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曾分别担任过总长和次长），然而，启功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根本。
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乃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说八股》、《启功韵语》等，并注释了程乙本《红楼梦》，参与点校了《清史稿》。张中行在《笑对风雨人生》一文中，引《后汉书·黄宪传》句“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来评价启功，赞其术业和处世上的学问不可称量。
启功为人谦逊且很幽默，他在六十六岁时写下了流传甚广的《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历史上自撰墓志铭的名流不少，比如唐代诗人王绩、南宋名士苏溥、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等，但像启功这样自贬身价者却罕见。
启功成名后，对自己的老师如贾羲民、吴镜汀、陈援庵等，哪怕他们已经仙逝，仍执弟子礼甚恭。其怀念恩师的文章如《记我的几位恩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等，读之令人泣下。20世纪80年代，启功捐献巨资在北师大设立奖学金。本来叫“启功奖学金”顺理成章，然而他不肯，坚持称“励耘奖学金”，以怀念恩师陈援庵（其别署励耘书屋）。
启功对市井中的启功书法伪作抱以宽容态度，颇有名士风范。有这样一则趣事：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历来的大师心态和仁者情怀。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2节：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1）
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他是一枚能左右战局的“棋子”，多次送出重要情报，被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首，毛泽东曾赞其“一人顶几个师”。
这位在隐蔽战线为我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卧底英雄”，就是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的熊向晖，曾用名熊汇荃。
1938年春的一天，时任国民党第十七军团团长的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那天，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错，他亲当“面试官”，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清华大学高才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才。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